过程（白话版）

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爱爱爱！爱！爱。爱啊！爱的。爱吧？！...爱？...爱... ....... ...... ......应该算爱吧？嗯，还爱着吧。有什么爱不爱的？都已经在一起八年了，还谈什么爱啊？真是的！（其实从很久很久以前，我已经不爱你了）。

被你眼中蓝光击中的午后我富裕的心灵忽然变得贫穷慌乱焦灼难堪

被你眼中蓝光击中的午后我富裕的心灵忽然变得贫穷我高尚的灵魂情愿沦落我优雅的姿态开始慌乱我平息的激情已经焦灼我纷乱的生活洋溢着难堪我展开了一段甜美不堪的烂日子。

bluest light

喝咖啡的时候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感伤？聊起你姐姐的五只猫咪时你为什么不像身在北京？在出租车上你为什么总是沉默？
周日早晨起来，我被你眼睛里的蓝光击中，忽然觉得这世界有许多东西都不够。

沙尘暴

沙尘暴来袭的晚上，半开的窗户被风关上。晕黄的灯光下有爱尔兰歌者伤心的声音，不管六个小时飞行距离外的电话那头声音有多么平静，话语间却让人无法自己地想要喝酒。这个世界快乐的质感那么近似而让人悲伤的理由却很多。过于正面的人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只有一种活着的方式，快乐是王者不管那是不是个庸君。就算得到了整个世界快乐的权势我们也依然会响往成为魔鬼的教唆者，到底人生是怎样的一出戏，便想沉沦吧，毕竟美好不过是镜花水月。我们今天不哭并不是因为有充足快乐的理由而是因为缺憾在路上被风暴耽搁了，以致寂寞无机可乘。整个人生都是一个过季的减价名牌，其价值被高调抛售，我们在人群中抢购还以为自己找到了心头爱。这是让人多么心寒的事实啊。难怪世界不能够只有一个Burton，还要有Depp，有Rice，有Mitchel，有Cohen，有Marquez，有Chalayan，有Tisci和其他。这样在沙尘暴来袭的夜晚，我们才不会觉得孤单。

pride

i am proud to be a Malaysian and you know it's not because we have an astronaut sent to space.

hate

arrived at the airport 10 minutes late. missed the flight. waited at the airport for six hours for the next available flight. tasted a bowl of complentary noodles and started to hate myself. the tasteless noodles epitomizes my current life. no wonder noone likes those who are always late. it causes problem, simply put.
i hate myself.

公寓

一个香港新朋友到我家去喝了杯茶，他环顾四周忽然说：“你这里好像男孩子的公寓。”
他走了之后，我看着只有一台咖啡机、没有炊具的厨房，还有放在客厅里的行李箱，和一大堆看了一半和没有看过的书与杂志，我想他实在是个太有礼貌的人了，如果我不认识我自己，我肯定会说这房子，除了没有肮脏的球鞋外，还真像个男孩的宿舍啊。
他如果打开我的冰箱，肯定会以为打开了7-11的饮料柜：Coke、Rootbeer、Budweiser各半打放在同一架上，底下一层是买了忘了吃的三颗苹果，有间距地放着看起来更像装置，还有一个架子放的是各种瓶装的保养品。
哎，我过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生啊。

Friday Night

晚餐。原本是个随口提出几个人聚在一起吃饭的建议。结果周五晚上的LUCE来了16个人。有人问是否在庆祝什么，结果我旁边那位朋友轻轻说：看来大家都很寂寞。

Then what?

Then what?

The ultimate question to ask. The ultimately stupid question to ask.

语言关

长大后通过文字制造资讯垃圾为生，平时不靠文字和语言讨生活时，说的都是无聊但偶尔有趣的话。遇到喜欢说话的朋友容易让我感到舒服，这样只要坐在一旁很有参与感地笑就可以。
和小时候动辄挥洒几千个字或认真写一首诗记录一段小感情不同，当文字要泄露情绪之时，开始变得节制。
因为长大后发现快乐无法言喻、悲伤更无从也无心表达。人类所有的爱情都不外乎那几种形式，多说了对环境没有保护，少说也不会害死一只海豚。
然而还是希望能够凝聚这终将消逝的一切。美好的破败。残缺的完整。矛盾的调和。痛楚的节奏。记忆的复诵。失智的痴迷。命运的轮轴。因为害怕没有来得及登记的秘密，会失去它存在的有效性。

这样你懂吗？

disturbing feeling

晚上11点，写完三篇稿子从公司加班回家。坐在计程车上时觉得饥饿，回家煮了一碗泡面，可能因为抽烟过度导致味蕾死亡，我味如嚼蜡地把面吃完。不知道为什么，内心一直扰攘。

不知道你是否还好。

一定是因为你的道别过于绵长，以致于我觉得那背后别有意含。

仿佛你明天就会跑去结婚，或是到海拔很高的城市，甚至可能死去。

（请问我是看太多韩剧了吗？）

关键字

半夜开始的晚上。红酒。Fauchon巧克力。一只冲浪的鲨鱼玩偶。夏威夷。纽约。大学的小说报与诗社。夏宇。人生不值得活的。意识形态。陈绮贞。门口。再见。

我为什么觉得我是你而你不是我？

VISA如释重负篇

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伍后，总算轮到我面谈。原以为签证官要我说明马来西亚人在北京工作的原委，但那年轻的女ABC问的问题全与时尚产业有关。包包和小说都被锁在存包处，在那三个多小时的等待中，签证处众生态是我的电视节目。揣着各种证明文件的人们满怀期待，仿佛美国签证是张去往梦土的机票。有个年轻力壮的健身教练告诉我，自觉没房产、没车子、没结婚的他被拒签的机会很高，但仍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来了，他的目的地是Santiago健身培训营。有个签证受理的硬朗老人离开前回头向排队时一起聊天的一群人说道：“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气宇轩昂地走了。也有那种抱着自己是政府机关人员签证必定受理心态的人。
昨天去领回护照，如释重负。不过我将第一次在异乡度过农历新年，感觉好冷。目前计划2月底回家，希望能成行.....钱，好难赚。

VISA updates

好不容易把申请表格送到“代传递”的银行，安排了今天早上去使馆签证处扫描指纹，以为只要过了这一关，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美国人办完事把护照送返即可。没想到下午1550左右，便接到“代传递”银行拨来的电话，说使馆要求与我进行面谈。因为这样我今晚要很早睡，明天0800去排队面谈——今天去了一趟签证处，发现想去美国的人太多了。如果拿不到VISA，就去不了纽约，工作上不知要如何向老板与客户交代，而为了此趟美国之行，我把回国的机票也改期了，一直盼我回家过年的妈妈也无语了。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头痛，因为不能很洒脱地说：“车！大不了不去美国，又不是没去过”。
这要怎么办呢？

申请美国签证的启发

这几天都在填写美国签证申请表，得到了以下启发：
1.美国人比我对我过去10年来去过的国家还要关心。他们要我把去过的所有国家列出，还要写下入境年份。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人，我根本就不记得原来我去过三次日本。
2.美国人要求申请者在网上填写156申请表，填好后按“确认”键，网路会将之转换成PDF格式，打印出来后签字。填这份表格的感觉像考试，不容有失。而我在四天内填了五次156表格，因为每一次我都会犯一个错，被代理单位退回申请表。
3.下周六要出发，可是我的签证可能下下周一才会审批下来。 我只有一个想法：I am truly unorganised.

而我到底要这么混乱地生活到什么时候呢？

人生有许多事情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的

去朋友家喝酒，酒过半瓶，他语重心长说，人生有许多事情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的。好像是真的。连卡佛在北京开了店。喜欢的餐厅改了装修。可以一起睡着的朋友却不知怎么的都见不上几面。而去年一起跨年的朋友好像已经不是真正的朋友了。果然人生有许多事情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的。

他拔出了一把枪，他瞄准了一个人

月圆派对上，一家小酒吧里，他拔出了一把枪，他瞄准一个人。所有的人都跑光后，他又把枪收起来，跑掉的人们又回到酒吧里继续喝酒，一直到天明。
这并非我的经验。我最疯狂的夜晚是在卡拉OK拉开喉咙荒腔走板地唱《对你爱不完》。原因很简单，座上没有我心仪的对象，所以根本不怕出糗。可是如果我也可以告诉别人，我曾经历过看到手枪拔出后又收起的超现实夜晚，该有多好啊。

我希望

我希望我可以每天下午六点下班。下班后和朋友吃个晚餐，心情好的话，可以点一杯红酒。周末去做一下Spa或是足疗按摩。下午可以到艺廊去走走看看，或是去逛逛Lane Crawford摸一摸Rick Owens的外套。晚上和不同类型的朋友到不同类型的酒吧或club，也可以到那种家中不缺藏酒的朋友家里看盗版的欧洲电影届DVD聊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我的人生是永远没有尽头的死期。我在半夜坐在办公室里写永远都写不完的稿子。只觉得自己很逊。

浸泡过的萎靡

在深夜时分唱走调情歌、喝拙劣调酒、看短暂爱情悲欢离合与不同个体不同形式的寂寞在眼前上演，整个生活的质感非常廉价，但买单的时候却一点也不便宜。第二天整个身体从大脑到肠胃到脚板，都像是被酒精浸泡过一样，带着酒精的味道洗澡、喝咖啡、吃泡面、和朋友见面聊天，直到下午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意识才缓缓便得稍微清楚，宝贵的礼拜天就这么不见了，荒谬的真实人生却依然存在。
一个朋友飞回台湾探望即将到戒酒中心接受治疗的弟弟。另一个朋友怀疑自己酒精中毒导致耳鸣三天三夜。我们会舍得放弃自己的萎靡，放弃酒精的浸泡吗？

美术馆与城市

为了协助朋友完成一篇有关Tate Modern的文章，开始把多年前的伦敦记忆都翻出来。那些过期的泛黄地图标示着我熟悉又陌生的街道名字，其中我在伦敦时经常去的美术馆在地图上还是“under construction”的记号。地图上有好几页贴着“Post-It”贴条，有些路名被红色的笔圈上，是我和希腊室友Anastasia一起去寻找伦敦东城时髦小店的印记。
Anastasia搬离我们之前在Old Street的房子，更往东边去。如果我再去伦敦，想必她已经不许需要伦敦迷你地图的辅助了；而我，竟然也已经四年没有踏足那座城市了。
也许该是时候回去走走了。

最后一件想做的事

终于到了赶完稿的第二天，没什么特别的事，却还是拖到4：13am才睡觉。接下来，每天都忙着玩。完全忘记之前被朋友逼着答应要写一篇稿子的事。朋友催稿时，便说在写了（的确我写了两行）。其实写稿是我当下最后一件想做的事，最想做的事是毫无顾忌地喝酒，完全不用有明天的那种喝法。
因为过了这个星期，又要准备忙碌了。想到就更想喝酒了。

The Blower's Daughter

半夜，坐在电脑前写稿。去了一家百万音响录音室的朋友打电话来：“我要让你听一首歌。”拿着电话把一首《The Blower's Daughter》听完，挂了电话后，在iTunes按上播放键，让唱到一半的《Accidental Babies》继续。
后来发现，每个人在听Damien Rice唱歌的时候，好像都少不了烟和看起来像在沉思的表情。

我在过去一周里学到的事

人生真的是学无止境，而且要随时随地非常地专注对待生活上包括待人接物这些事，不能有丝毫松懈。
听起来是非常让人疲累的人生，可是反过来想想，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好。
不要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决定努力一点，把过去几年来因为坐在咖啡馆里发呆而没有完成的功课补齐。
人，毕竟是不能随心所欲生活的。
自由，只是一个口号。

过去四天里，只喝了两杯香槟、两杯红酒，而且只抽了不到五根烟。

因为我感冒了。
连咖啡也喝不了。
可是半夜还是呆在办公室里写那些怎么也写不完的稿子。

火星逆行的日子我不应该喝酒

朋友问何以你从来没有宿醉的苦恼。
早上五点顶着被酒精麻醉过的脑袋爬上床，中午左右已经坐在办公桌前、出现在MSN上。Zombie般地度过一整天。晚上回家时看见桌上一大堆空瓶子，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昨晚竟然把家里的酒都喝光了。
从喝到看不见未来的那一天开始，我面对各类沟通不良的问题，连坐在不禁烟的茶餐厅抽烟也要被一名严肃并自以为是的女子训斥，我的反应是非常职业地微笑道歉，而她继续黑着一张毫不认可的脸走掉。后来才想起来，我为什么要道歉呢？
塔罗牌算命师管老师说火星倒退会影响摩羯人的沟通能力。
也许火星逆行的日子我不应该喝酒，如此才能常保清醒。下班后没有人的办公室里，我开始抽连锁烟，心里却不知道为什么被烟熏得一直想哭；大脑却觉得为一些无可无不可的小事流眼泪，好不值得。
也许这就是人生。

告别式

要还稿债，于是把旧的笔记本拿出来翻阅采访记录。不小心看到自己数个月前随手写下的一句话，说是要在十月份离开名表杂志。十月刚刚过去，我已经在新的杂志社里度过了两个月。早上去人事部领取合约确认书，人事部人员说了声恭喜，好像比我自己更开心。曾经以为很难过的一关，就这样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又闯过去了。

我好忙

我好忙。忙到没有时间悲伤春秋。没有时间想生命的意义。没有时间抱怨我没有时间。
最恐怖的是，我竟然没有时间喝酒。

pleasure

I copy someone. But yes, I prefer pleasure rather than happiness. Period.

No Direction Home

焦虑。我非常地焦虑。
有些东西不管自己曾经多喜爱，一旦放下了还是会生疏。重新来过的感觉，少了新鲜的刺激；多了对自己的不耐，却依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好。
想起Hoe说的一句话：回到原点。只不过当我离原点越来越远，我还需要多久才能回到原点？

我们是否已拥有一切

为什么我觉得沉重？为什么我竟然兴起了想要回家的念头？为什么我一搭上飞往北京的航班便有呼吸困难的症状？为什么当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想搞砸一切时，我会告诉他搞砸一切很容易但是重建很难？

晚上，在吉隆坡堵车的路上，在大马第一的时尚杂志担任时尚编辑的朋友从驾驶座上把日文版的《Vogue》递过来，嘴里不忘大声说道“很好看”，语气中有非常典型的马来西亚拉音。我翻阅着那本充满创意的杂志时，似乎又重新感受到了当年自己和这个朋友一起在同一家杂志社工作的氛围。那天更早一点的中午时分，拎着一个Roger Vivier红色购物袋走进我在商贸酒店房间的另一个朋友，把我带回到了我们一起在KLCC逛街、吃午餐、聊时尚新资讯、生活八卦的日子。我们逛过Prada、Louis Vuitton、Jimmy Choo等店铺后，来到Chinoz餐厅等几个朋友到来一起用餐。我们都曾经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而成为好朋友，大家先后离开之前的公司，如今重新聚在一起，一个新朋友看出我们彼此间“we went to school together”的默契。我和朋友捉狭地对看一眼，交换了彼此才了解的无聊眼色，牵动的嘴角想笑却没有笑。

在下过雨还湿润的吉隆坡傍晚街头，我坐在朋友的车上，拿着《Vogue》说起她最近在汉城、香港等城市参加的时尚活动时，另一个在餐厅等得不耐烦的朋友打了电话过来，假装用很凶的语气来责备迟到一个半小时的人，结果被吩咐提早为我们在白色的餐厅里点菜。到了那家悬挂白色水晶吊灯的餐厅里，朋友们都在了，我们坐着聊天，仿佛我缺席的日子还可以不被计算在内。晚上11点，要搭的飞机再过一个半小时就起飞，在朋友的催促声下，我们道别，好像明天或后天我们又将约在同一座城市一起迟到碰面吃饭聊天喝酒。

在飞机起飞的十分钟前以最后一名乘客的姿势登机后，扣上安全带的我开始怀念一切，一切我在两年前留在吉隆坡的人事物。我想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这么一天，我几乎觉得我们已拥有一切，然而我们到底拥有什么？我在封闭的机舱里矛盾地开始觉得头痛。到底我们建立了什么、又能够搞砸什么呢？

没事儿

北方人个性豪爽，把你当朋友就要不见外。我们从小被教导“请、谢谢”要常挂嘴边，为举手之劳向身边的人道谢，他们不说“不客气”，反而说“客气”或是“没事”，让你自己觉得怎么自己就那么小心翼翼地客气呢。在星巴克买美式咖啡，barista把咖啡递给我时，听到我说“谢谢”，她愣了一下，似乎不太习惯客人抢了先机道谢，但很快便回过神来，不过声音拉得长长地说：“没~~~~~~~~事！”请出租车司机调头，嘴里随口说：“师傅，不好意思哦。”师傅也是一派豪迈，头也不回地大力转动方向盘，拉开嗓子就说：“没事儿！”

于是在北京学会说“没事”，不过那儿话音怎么练习也会被北京朋友嘲弄。

其实是要告诉大家，我没事。真的。的确在瑞士两周我过得有点消沉，不过想通了递出辞呈后就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为五斗米折腰折得很难看的人了，心里也就坦然了。虽然我也将不再是当年那个飞扬跋扈的自己了，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吧？

不再

带着感冒到上海出差，几天下来，热得快中暑。身体不好，心理变得很脆弱。回到北京后想的是辞职信的措辞用句。周五早上到公司，把信发出去，下午人事部便寄来离职手续办理的程序通知，非常干脆。知道自己可以顺利离职，心情非常雀跃。下个礼拜回家一趟，中途停留吉隆坡一天。是时候没有负担地回去见见我的朋友们了。那个说我在过去几个月来都不曾开心过的朋友，可以放心了。接下来会怎么样，我并不知道，可是原来有时候结束可以那么棒啊。

我们搞砸了一切

坐在无限放大等待的机场里，看着等待聚集、排队、下降、起飞、散落，看着人们被等待折磨成焦虑与疲惫倦怠的脸孔，我发现自己在还来不及抵达世界的尽头前，提早搞砸了自己的生活。

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自己的表情是一幅漠然，对着熟悉的城市中转站散发出来悲欢离合的气氛，我已经没有任何感觉——就算有感觉，也已经和自己无关。曾经我抱着对世界的好奇，启动了一场奔走游离的寻宝游戏，结果没有用上太长的时间便“been there，done that”，而偏偏这个游戏里的许多设置又是那么地相似，说到底巴黎的Murano Urban Resort和香港JIA Boutique Hotel可以只是名字的不同，日内瓦的La Reserve也开始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巴黎、Saint Tropez附近的Ramatuelle。有时候三个月前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看到的画展，却又在东京六本木云层里的艺廊看见宣传海报。每一个腕表品牌都强调本身既保留传统、又懂得创新变通，但他们都同样不过是在财富的基础上修饰表达时间的方式。这个世界都在报导Nobu在香港的新餐厅、黑川纪章的美术馆，可是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朋友说这是“blase”，我叼着一根烟，不知道人类对厌倦是不是也会像抽烟、喝酒那样上瘾。

在这场寻宝游戏中，用打电动的态度来处理人生，希望能够在限制的时间内过关闯将，然而或是基于缺乏经验、或是粗心大意的失误，我失去了一条条的生命。只不过和电动游戏不一样的是，我们不能随时按下“重新设置”便可以重来，而最最重要的，当我再一次坐在无限放大等待的机场里，我忽然忘却了自己要寻找的宝藏是什么。我想我真的搞砸了一切。

这个时候发现这一切，是否还来得及？

我搞砸了一切，而一切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我发现自己搞砸了一切，也开始再一次感到害怕。

因为村上春树说当一个人，如一个演员，不再恐惧站在舞台上时，他的演出也许将不再能够感动人心。

过日子

83岁的中国画家黄永玉说：“人生啊，不要成天到晚的找意义，就是平平常常过日子。”
写给那些和我一样都在长大的朋友们看。

小事

在机场排队等出租车时，后面的人一直想越线往前冲，就知道自己回到北京了。
到家梳洗后去南锣鼓巷吃晚餐，周五在公司上了安静的一天班，晚上去LUCE，再到一家爵士吧会见朋友的新女朋友。回到家看《快乐男生》三进二重播后依然睡不着，于是开始看DVD。周六睡了一整天，起来还是继续看DVD。
打开电脑听Al Kuan先生给我寄来的Alexis Murdoch《Song for You》。
其实在北京是上不了Blogspot的，不过可以登陆管理帐户。闲着没事，便写一些小事，顺便告诉朋友们，我没事。谢谢你们。

time is clicking and i have decided to go beyond it.

I have 12 minutes left for the internet access at an internet cafe in Neuchatel. It would be time for me to walk for about 15 minutes to the train station then catch a 40-minute train back to Le Locle. Have to get up at 0400 to get online at La Croisette which offers free WiFi so I could speak to my colleagues and clients for about 120 minutes.
Time is clicking every second and I have finally decided to go beyond it. I realised in the past few days that I simply seriously do not need to live a oh-so-precise life.

问题

不知不觉，在瑞士的采访日程进入第8天。
每天早上约莫5、6点我继续在冷空气中走一小段路到咖啡馆去上网，路上经过有大片玻璃窗户的表厂，一位穿红色上衣的老先生会开怀地向我挥手，我觉得生活极其美好。上了一两个小时的网，我回到酒店吃一个可颂，再灌一杯咖啡，然后和同行伙伴们一起出发去参观表厂、和日理万机的腕表品牌总裁做采访。中间我会接到一些来自远洋的短信或电话，有些短信让我的烟量极速增加；有些直接影响晚餐的胃口。
接下来几天没有采访安排。其他人都准备到瑞士其他城市观光旅行，他们问我怎么打算。我想周五去一趟比尔，和之前到瑞士带我们到处走的司机老先生吃个饭。
也许在路上，我应该好好想想，关于生活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和面包有关。
想到自己在风中为五斗米折腰的姿态，就算脚上穿的是Prada又如何？就算我很喜欢安藤忠雄又如何？就算我每个礼拜都会看Newsweek或Time，知道英国有个钢琴家利用电子技术剽窃他人作品而成为小众最爱又如何？就算我心情好或不好的时候，都知道要喝什么样的酒而且可以把法国酒品牌都念得标准又如何？
真的就算这样和那样，又如何呢？

这样

要在素有“瑞士钟表摇篮”之誉的侏罗山区里一个小山镇，Le Locle ，住上两个礼拜。住进酒店时才发现没有网路设施，小镇上也没看到Internet Cafe，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早上5点开门、晚上11点打烊的餐吧，到处为腕表客户提供活动餐饮的老板在店里，设了免费Wi Fi，于是每天早上清晨5点左右便捧着电脑，在约莫摄氏9度的空气里走10分钟到餐吧上网，和时差6小时的同事、客户沟通讨论大小事情。因为是6月，打包带来的衣物都是短袖或无袖，没想到Le Locle反常地在夏季进入冬天，便每天披着飞机上穿的一件单薄羊毛衫在小镇里像个怪物般晃来晃去。
餐吧的老板一大早看到我，便问我是否有时差，我每天睡得香甜，根本不愿醒来，然而我该如何告诉他生活逼人的英文？
还没有来瑞士以前，因为工作失误而心情沮丧到极点，加上环环相扣的死期，让我看不到未来两个月的周末，我几乎想落跑欧洲。因为奔波而好几个礼拜没有机会好好说话的室友南西羊，在我抵达瑞士那天传简讯告诉我，我会撑过去的。
也许我这样，每天睡4、5个小时，把手边工作做好，我就会撑过去的。

Post Coverage of Housewarming Party

We partied through the wee hours of the morning. I said goodbye to the last five guests who apparently are all alcoholics but managed to hold their drinks that night. Nancy took the picture of empty wine bottles when she woke up in the afternoon I guess. 我们喝了七瓶红酒、一瓶小瓶Whiskey，应该还不算太过分。

(I keep the best wine from the region of Margaux which was given by my dear friend, Mitchel, for another occasion.)

A dear friend of mine brought his pet instead of his friend over. He was the best PR one can get. Inexpensive and reliable. 朋友天量的柴犬，花生。是暖屋派对的明星。照片也是南西羊拍的。

Invitation card designed by my flatmate, Nancy. 室友南西羊在家里拍的照片，还设计了邀请卡。

One week after the housewarming party, I had to leave for business trip in HK then head back to my hometown in Penang. Life in China is hectic but interesting. It involves a lot of travelling as China is one big country. The instability of lifestyle opens up to immense possibilities, known and unknown. To be honest, I am not sure if I would still live in Beijing in the next six months. Perhaps I should host another party to welcome myself back to BJ next week since everyday in BJ might be my last day there?

梦话

梦到自己被无理要求做更多的工作，结果说了一句很生气的梦话后醒来。“你这样很白烂耶”，记忆中好像在梦里快哭出来了。
6：45am。很想继续睡，却还是爬起来写稿了。
8：20am。想到自己很久没有那么早起床而且保持清醒，效率高得30分钟左右就写完一篇稿子，忽然觉得害怕。
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暖屋派对

虽然杂志严重脱期，暖屋派对还是要办。
就像明明知道吸烟危害健康，在有尼古丁的空气中呼吸还是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就像明明知道酒精为肝带来负担，喝酒的时候还是认为清醒和不清醒之间的界线越模糊越好。就像明明知道人生不值得活的，活着的时候颓废地又比谁都还用力，用力到好像颓废是一种值得积极的目标了。
搬家了。从1号楼搬到2号楼，从三居室公寓搬到二居室。新家的好处是家具是清爽的白色系，可能很容易弄脏，但我近视，问题就变得不大了。Housewarming Party订在本周六。在北京的你们，都可以来玩。

Event Info.
Housewarming Party in PEKING
yet another excuse to get drunk
hosted by W. Teoh + N. Yang

For moving into a new place should be an exciting event and the day should also mark the end of Wish's fight with deadline. Come with your best mix-and-match as the hostess was once a fashion police.

When: 9th June 2007, 9pm till late
Where: China Central Place, Beijing, China

如果你们都在北京就好了。

如果一切消失得那么快

应该有5年没见了吧。在LG双子大厦其中一栋楼下了出租车，没有人，站在大门口探了一下，身后传来一把声音，hey。既熟悉又陌生，既遥远又靠近。一样的脸，只不过下巴的胡渣更多。原来穿在180公分身上的长身外套，换成了Paul Smith的西装和领带。带着不太过分但听得出来是日本口音的英语，疲惫的眼神让人看着觉得更加疲惫，没有笑容，非常封闭拘谨，仿佛和我见面是一场事关生死的面试。直到在餐桌上第一瓶啤酒快喝完了，才告诉我，去年结了婚，现在有一个一岁大的儿子。现实像一面墙被某种力量向我推进，直到我眼前，我应该往相反方向逃跑，但反而问他有没有小孩的照片。露出难得的片刻笑容，掏出手机，让我看那名叫不知道是希望还是理想的小孩的照片。那墙被进一步推到我鼻尖两公分外停下。
好像一晃眼5年就过去了。我们一顿饭还没吃完，两个人分开后的生活就已经交待完毕。
好短，也好长。

钱难赚

眼看着杂志出刊日期近在眉睫，手边还有800件事未完成，明天还要搬家，接下来又会是昏天暗地的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班。
真的打从心底认为，钱，很难赚。至少血汗钱，难赚。

戒酒消愁

不知道是不是太久（大概一周吧）没有喝酒，这几天朋友到访北京，我又开始畅饮，结果昨天在长安一号喝不到两杯就开始不舒服。去LUCE也只敢点英国红茶（老板不敢相信）。回家吞了一颗止痛药。早上起来，胃痛腰酸，吃每天早上会吃的肉松面包都食不知味。
看来，是时候戒酒了。如果我真心诚意要当正常人的话。

改变

礼拜天，和吉隆坡飞过来的朋友一起在公司附近的Zoe's吃brunch，因为之后我还得回去公司赶稿。点了一份有四个荷包蛋的Big Breakfast，结果餐点一直没有上来。看一下手机的时间指示，已经过了45分钟。把服务员叫过来，她说之前点餐的同事是新人，忘了给厨房下单子，餐，很快会送过来。
后来新人过来给我们倒水，我问她是不是忘了下单子，她说是。我看着她说：“你知不知道肚子饿的人特别容易生气。”她匆匆道歉然后拿着水壶跑掉。
朋友说：“你变得好凶。”
一年多前刚搬到北京，我为服务员毫不友善的态度感到惊讶；现在，我为自己变得好凶，感到不知是好是坏。

希望

朋友提起他为杂志社设计的活动，带点不确定的欣慰说，这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在南洋文艺读到林春美的《雨树很美》，看到她用力教课的理由。
在公司巧遇大学诗社的学姐，一起吃了一顿饭。我一直说话，因为找到了久违的自在轻松。
北京朋友叫我在胡同找个房子住下来，写一本不再悲伤春秋、无病呻吟的书。
营利机构LUCE主席半夜打电话来，用他情伤的故事安抚我工作上的怒气。

然后朋友分别要搭老板的私人飞机、公司付费的头等舱、自己掏腰包的经济舱来到北京。我虽情绪低落，却忽然热爱生活。希望看到这段文字的S，可以好好。这样我们可以继续骂生活没有意义，却依然享受生活。

一定要好好。因为生活是没有意义，也是充满意义的。

As soon as possible

朋友听我说完生活中一件因为矛盾而带来困扰的小事，很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么做，就算明明知道不受认可，只不过是出于一个原因：你以为这样，自己就算真正地生活着（You think you are living life）”。另一个朋友，在一本书中读到更简洁的一句话，马上写在他的博客里：“越是不该做的，全都是最想做的”。

更后来的时候，朋友问我目前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因为之前曾被训斥“以为自己反叛便是在过有趣的生活”，便说理想是当个早睡早起的正常人，上班不迟到早退、尽量做到不用加班，非常容易被取悦，也因此非常容易快乐，同时从来不会想要逾越被规范的疆界，因为破坏规则、挑战权威并不代表真正自由。朋友问我这个人生愿景要不要加上礼拜天去教堂唱诗、休年假时付钱去参加义工团体、戒烟戒酒戒掉一切上瘾的坏习惯，还追问为什么当初不去考公务员，在政府机关里找一个铁饭碗；反倒要在自己的生命中绕了一圈之后，才发现生活的真谛——永远不做不该做的，哪怕心底有多么深切的渴望。

朋友的调侃说明一个事实，成年人是没有资格幻想的，随着幻想而来的是现实的拷问。原来理想是幻想虚伪的外衣，梦想则是平常人永远没有机会穿上的燕尾服；而生活其实不应该是毫无顾忌地去做不应该做的事，因为那到最后只会突显自己愚蠢的幼稚和没有经过思量的冲动。

认清这个现实后，我决定以后如果再有人问，人生目标为何或最近过得好不好，我要以一句话来回复：“我会尽可能快速答复”。I would get back to you as soon as possible。这句生活白话其实是一句明智的暗语。

人生目标

现在的人生理想是，毫无顾忌地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享受精致生活到极致。目标是做个有用的人。愿望是赶快长大，顺便当一个正常人。

我回来只是要告诉你·Geneva

在日内瓦拥挤的行程来到结束前一天，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和台北的同事一起走在百达翡丽博物馆附近的安静街道上。她寻找一个公共电话，我想在社区里任何一家小咖啡馆坐下来，喝一杯expresso。在那偷来的短短半小时里，我们目的各有不同但不相冲突，便一起上路，看看前头未明的路上有什么等着我们。

百达翡丽博物馆藏身于一栋20世纪早期的建筑，里头收藏了2000多件珍贵的时计，从博物馆走出来，可以看见路的末端有一家当代艺术中心，从外观看像是从厂房改建而成，我时间不多无法细探，只能继续边走边看边猜臆。临近一些建筑的外墙则搭起了欧洲并不少见的鹰架，应该是为了方便建筑的维修保护。街道因为周末而安静无人的，许多小店大门紧闭，4月北半球的阳光因此而有了一种清透的力量，在这些小店的玻璃门上折射出新的质感。

严格说起来，那是一个说不上有什么特色的日内瓦小区，据说离旧城区很近，步行到市中心的火车站约莫要30分钟。同事没有找到电话亭；我也只能在路旁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咖啡店点了一杯咖啡。在面向大马路的小桌子坐下来时，店家还特地强调，咖啡店会在20分钟之后打烊。我们座位旁边是一位矮小的老妇人，逆着阳光不发一语地眯着眼睛看着我和同事这两个亚洲女生。和刚认识不久的同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中间曾在法国留学的她告诉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应该回去拍片子。我也有一些自己不够清楚的地方，可是一直没有想清楚，便也没有说出来。

喝完咖啡，结账，我们起身往来时路走去。在其中一个转角，有一家店在透明的落地窗上贴了两排白色的字，我让晓以法文的同事为我翻译，她从人行道退到柏油路上，读着那行字说：“我回来只是要告诉你，一切都没有改变…”

其实我不确定那个下午，同事翻译的是不是这么一句话，可是在我心中好像听到了这么一句话的回音。因为人生的不可预测性，当我们发现有些事情可以暂时不用改变，便似乎值得在窗上留下这么一句话，让穿透镜面的阳光在地上打下这句话的影子。我回来只是要告诉你一些什么。

回来了

两个礼拜，换了5趟飞机、2次火车、6家旅馆、4座城市之后，终于回来了。
走的时候北京偶尔会降温到零上7度；回来已经是春天。先是睡了一个世纪那么长，隐约中梦里好像想起了，我在Neuchatel火车站等待开往日内瓦的火车时，有多么希望开来的火车可以把我带回北京。总算回来了。

模仿者好友会和失败者俱乐部

看许多事情都不顺眼的朋友，不无耐烦地告诉我，他越来越受不了城中一些模仿者们。The Wannabes，他这么称呼他们。让他更不焦躁的是，这些模仿者在一些人们眼中竟然不被归类为失败者。The Loser，他继续界定。

应该是一个咒语，到后来，我们在生活中只剩下成为两种人的其中一种：The Wannabe or The Loser。前者拼命想成为自己原来不是的人，王子、公主、权贵、CEO、所有前面加了“Associate”的头衔佩戴者、明星、美女、情妇、诗人、飞行动物、偷尝禁果者、抽烟抽得很有姿势与想法的人、和一个符合或超过本身社会阶级的人结婚并过着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把孩子送去名校念书的父母等等等等；后者怨叹生活的压力让人失去自己、惆怅于理想迟迟未能实现、清楚知道自己此生可能不会有多大作为却不敢就此认命、想去欧洲旅行却只能到兰卡威住在一天马币80令吉的小木屋、本来并不想买Prada却很不幸也刚好买不起Prada、出了一本书就以为自己是作家或写了一首歌、画了一幅画就以为是艺术家等等等等。

这两种人在这个世界上刚好形成了两个团体：模仿者好友会和失败者俱乐部。这两个团体都各有入会标准，也因此对会员便有资格上的要求。不管加入任何一组、成为里头任何一种人，都各有好坏，The Wannabe对人生充满略显幼稚的憧憬，却也努力朝目标前进，对国家安定与经济往往有巨大贡献；The Loser是这个世代仅存的浪漫主义者，想法偶尔有些偏左虽然他们不一定读过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让他们愿意说出一些不怎么悦耳动听的话，使得世界不至于只剩下幸福、快乐、知足与长命百岁的愿景。不管怎么样，成为这两种人，绝对不可能是我们原来的理想，也和父母对我们最基本的期待，做一个有用的人，相去甚远。

在朋友的抱怨面前，我拿着两份申请表格，不知道哪一个会所愿意给我一个会员资格。只是不知道这个世界还会不会有一个叛逃者共和国？

我们以为自己在计划中生活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计划是没有用的。

3月15日到Luce Café去参加“告别冬天热红酒派对”，计划中包括安安静静地和一群朋友捧着用肉桂调味煮成的热红酒，一起聊起我们在不同的冬天街头喝到的温暖饮料。到了那里，Luce有异于平时的吵嚷，一群姿态高傲但让人参透不出他们骄傲之处的人们在酒吧里来去，没有组合的即兴舞曲音乐，掩饰不了这么一个告别冬天的晚上，是多么地让人想起城市中不必要的疏离。盛在塑料杯子的热红酒送来时，我还是没有计划地感到失望了——虽然之前我在市集喝到的Mulled Wine也都装在塑料杯子里，贪心的我期待在Luce这么一个地方，老板会用对待朋友的方式来招呼客人。

从告别冬天的晚会回来之后，公寓大楼的供暖系统就被切断；而北京也在计划以外开始降温。此后，不管我晚上喝再多杯咖啡、抽再多根烟、坐在桌前多长时间，也无法在计划的时间里完成稿件。记忆中我记得自己和朋友说过，至少应该对自己诚实，如果无法诚实，就无法言语。

有一天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却没有如之前看电影编剧计划的那样，慌乱失神以至应该匆匆忙忙地逃离现场。在计划失误的状态中，我继续生活，偶尔觉得身体里有一个早就被淘空的部分，又听见了不必要的空洞回音。

半夜听到外婆入院动手术的消息，我没有如同一个亲人般感到难过，却开始计划，如果要死，我希望自己死于肺癌，而不是家族遗传病史上的直肠癌。第二天晚上，我听了第88次Damien Rice唱《Accidental Baby》，在不知不觉中掉了三行眼泪，之后就再怎么也哭不出来。

这些不都是在计划以外的事情吗？我如何计划让自己成为一个凉薄却又充满爱心的人？我如何计划让自己成为一个肤浅却又深刻的人？我如何计划让自己成为愚昧却又有智慧的人？我如何撒谎却又保持诚实？

我该如何计划又让没有用的计划来让未来看起来有用？

哀伤之池里，欢愉之浪在我无际脑海漂移

感伤的朋友从MSN传来一首英文歌的歌词，要听我对那如诗般歌词的诠释。我在一道难度设为“高”Sudoku解题的中间停下来，依照字面的意思似懂非懂地为她翻译了几句歌词。我和她在歌词的字里行间，讨论着到底歌词中的“哀伤之池”与“欢愉之浪”两个对立的象征之背后指向。接着她告诉我因为搬家而要告别拥有三年记忆的地方，孤身在一座不是家乡城市生活的她觉得自己好寂寞。聊着，我可以感受到在感情遇到挫折的她是多么地伤心，然而我在网路的另一端频频觉得无力帮助。

似乎是被诅咒的月份，身边至少有五个朋友面对感情困扰，就像一句老话：“所有快乐的家庭快乐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但所有不快乐的家庭不快乐的原因都各有不同。”把这句话篡改之后，运用在人类情感之上，似乎也是可以。我听着这几个朋友和我谈起他们的难过与伤心，意象上埋在柬埔寨树里洞口的声音似乎又从远处飘来，提醒着我，我依然懂得这些朋友们流泪的原因，不过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何其希望自己从来都不会懂得。

恰如朋友传来的歌词中其中一句：“哀伤之池里，欢愉之浪在我无际脑海漂移”，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不知道歌手的声音里是凝重的鼻息声还是故作坚强的激昂，然而我一直想到朋友阿管在他名为“私人厕所”博客上的一些张贴，有些很旧了，有些则是三十分钟前才贴上的密码絮语，我读着一些他在好几年前写下关于自己在北京看到雪景的心情，或是他18岁时想当诗人的句子，才意识到他的私人厕所虽是作为他冲掉生活里看似无用的情绪的地方，却其实是一个哀伤之池。

在哀伤之池里，我们无可避免地要被终将退潮的欢愉之浪迷惑，以为只要听着浪声看着天空纯净的星星，就可以安稳地睡着，此生无憾。让人愤怒的是，当我们醒来遗憾还在，而伤口，在很久很久以后，还是会痛。

住在安定以外的现实·Beijing

在北京住了五年的台湾新朋友，用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语气表示，真正的北京生活是不断地和朋友说再见，人来人往的经历多了，接受了住在北京的现实是由许多再见的话组成的，也就不会特别感伤了。我坐在这个认识三个月却感觉认识了三年的朋友的北京新居里，看着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让他的成功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可以认同他那种对朋友穿梭来去，而不带一丝遗憾的坦荡态度。

我在北京的生活刚满一年又一个月，而在北京生活快三年、原本念着中日口译硕士班的大学同学便决定退学回台湾工作了。去年把我从吉隆坡找到北京去工作的同事兼朋友，也将在月底调回台北。刚度过农历新年假期回到北京的我，正以翻书的速度来过日子，吉隆坡、槟城、北京、上海、苏州跑了一圈，再回到北京，便要调整朋友们即将接二连三离去的事实，仿佛预示了我正式进入北京的现实——只要我还不离开，就有更多人来和我说再见。

大学同学要离开的前一天，把租赁的房子清空，把钥匙还给了房东，那个晚上她拎着自己的棉被到我家当厅长。回家之前我们一起去吃她认为北京最好吃的火锅，也到常去的酒吧喝东西，算是小小的告别式。酒吧老板如常过来和我们聊天，听说她第二天要回台湾，便问她回去多久。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回应说是，永远。酒吧老板才意识到这不是短暂的返乡探亲而已。

让我震惊的是我们选用的字眼，永远。已经有好久在生活中我们不再说永远，用上的时候却是这么一种情形。我以前离开伦敦的时候，一直以为是短暂的离开，就算形体离开，我也觉得自己的精神没有告别那种城市；到了今天，我才意识到自己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这何止是住在北京的现实？这是我们这群没有胆量安定下来的人们的现实。相信我，有一天你会离开伦敦、巴黎、京都、北京、香港……永远永远。

昨天

昨天在LUCE 消磨一整个下午的时光。阳光挥洒自如地穿过由一排横木条搭起的透明屋檐，在墙上和我们的脸上打光投影。很会耍爆笑和用别人名字做白痴造句的朋友拿出相机拼命拍照，我们没有忘记提醒一个即将回去台北的朋友，拍照留念的意义。

头发烫坏而以大盗造型来掩饰的老板在我们准备点菜的时候走了进来，告诉我和朋友他们前一天到凌晨四点才打烊。他把电脑接上音响，让我们听王朔的电视访问。另一个长得像葛优的朋友带着他的19岁美术助理来了，和我们坐在一起。高瘦版葛优问我，前一个晚上怎么没有到LUCE报到。这时候音响已经把王朔撤下，换上了呼应阳光律动的音乐。后来主厨也来了，把我送他的《Vogue Entertaining + Travel》澳洲版还给我，说自己已经做完了笔记。另一个目前在合作的外稿美编朋友也来了，我们传阅着那粉色系的杂志，讨论起排版工作来。然后高瘦版葛优的朋友被一只名叫Lisa的husky拉了进来，三个月大的Lisa就像回到自己的第二个家一样，开始在我们的脚下来回窜动。

这中间有一对英国男女走了进来，又走了出去。

一个下午我喝了三杯白酒，确立了自己在朋友群中的酒鬼地位。走的时候我有一点晕眩，可是我知道如果以后我离开北京，我会想念这里和这个下午。

手机在夜里的办公室忽然不见了

在出租车上发现手机没带在身上，想说遗留在办公室了。回来请还在加班的同事帮我到桌上找找，结果不见踪迹。打电话过去，手机暂时无法接通。看来是丢了。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有想象中烦躁，不过现在是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只好等明天。

fling

What is fling to you?
It is like luxury goods. You don't need it to survive but you WANT it. It's not the necessity of life but it's always nice to own one or more than one. When you lose it, you won't feel the pain or being hurt. Maybe a bit empty but you would get over it very very soon.

Could you manage to be emotional dettached?
To be honest, I have to be extra careful.

葡萄美酒夜光杯·KL

原本应该从北京飞到吉隆坡后，直接转三十分钟后的班机在午夜时分飞回槟城，结果在朋友的威逼利诱下，我透过MSN把自己的航班资讯给了他，让他帮我打电话到马航票务处更改第二天早上的飞机，这样我便可以在吉隆坡逗留十个小时，见一见好久不见的朋友们。另一个朋友为我在KL Sentral的Le Meridien酒店订了一间客房，这样我在吉隆坡的十个小时便会被最大化运用。

在选择不多的机场免税商店挑了一瓶2001年Chateau Haut-Logat红酒，手提袋里装着四盒准备送给朋友们的八色法国macaronis，我努力保持优雅但内心风风火火希望可以早点赶到吉隆坡市区。抵达Le Meridien的时候，朋友们已经坐在放着Ghost Chair的酒店大堂里，酒店的餐厅酒吧都已打烊，我们决定在酒店客房里点room service、喝我在机场买的那瓶红酒。嗜葡萄酒的写词人朋友在开瓶时努力不表现出他对便宜法国酒的不信任态度——虽然我们都知道就算酒很烂但话题很新鲜，我们还是会聊得开心；可是如果酒很好话题很家常白烂，我们也会很感恩，毕竟在生活中我们是有许多小小的快乐来得到满足的。

酒开了，相互调侃抬杠的话题启动了，room service也终于送来了，我们慢慢意识到手中那瓶马币98零吉的法国葡萄酒，带有新世界葡萄酒没有的层次口感，便很为我压对宝的幸运而快乐起来。客房里的葡萄酒杯是小杯口的水晶杯，朋友举起来在灯下说了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大家都笑了。

当大家酒足饭饱离去的时候，也已经是半夜三点。我梳洗之后坐在窗户倘向并不五光十色的吉隆坡夜晚，才发现客房里的白色杯垫上写着诗人Mathew Arnold的一句话：“Culture is properly described as the love of perfection.”我忽然理解自己为什么喜欢住进用心的酒店的原因了。每一个小细节都那么地恰到好处，就像一些朋友，总是那么适时地让人感到温暖——这些朋友在本质上都是好人，可是有些会故意在IKEA偷一两根小汤匙来对抗跨国企业的牟取暴利，有些则会陪着我们在非吸烟楼层的酒店客房里一起大口大口抽烟，有些则在对的时候给我们递来一只精致的夜光杯，让我们在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幻影中充满想象力地活下去。

Culture is properly described as the love of perfection

在Le Meridien客房的白色杯垫上看到Matthew Arnold写的这句话，想要先记下来，以后有空的时候再好好想想是什么意思。

向前走·Thun

还没有过生日以前，朋友Mark就告诉我他会送我一本小说，并且表示我会和他一样，和书中在曼哈顿生活的几个主人翁成为好朋友。在曼谷收到名为《The Emperor’s Children》这部厚达431页的小说，我把它放在随身行李里，在曼谷新机场等待延误的中国国家航空曼谷-北京航班时，便在冰冷的铁制椅子上开始阅读这部小说。后来我利用搭地铁上班的时间，循序进入小说的情节里，阅读Claire Messud在《The Emperor’s Children》故事里设计讨论的主题。

小说开展以后，我真的就像Mark所说的那样，和书里30岁的Danielle Minkoff、Marina Thwaite和Julius Clarke成为朋友——或者说我自觉是他们的朋友。我和Mark透过手机短信和MSN来讨论围绕这几个人的生活，就好像是在讨论我们共同认识多年的朋友最近遭遇的事情或是我们的生活那样。小说中有些情节或有些对白，就像是我和Mark、或是和其他朋友之间曾经出现的对话，也因为这样，我们才把Danielle、Marina和Julius都当作是自己的朋友了。有些书中主角们身处的情景，也都以同样形式在我们生活里出现过，然而像Danielle和Julius都更有办法敏感并尖锐地指出那状态的讽刺性，刺激了我们对己身生活的体悟。

我问Mark最喜欢书中哪个人物，对“朋友”有严格要求以至朋友不多的他表示，他可以理解书中每个人物，但他们都不太讨人喜欢（very unlikeable）。其实对某些人来说，我们又何尝不是very unlikeable的一群人？Danielle、Marina和Julius都和我们一样，在30岁的临界点面对自己才华不济而理想不能进一步成功延伸的困境，不过我们无法成功的原因有些是个人（像漂亮但不够聪明的Marina梦想当作家却言之无物）、有些是大环境（如知性的制片人Danielle意欲制作有深度的纪录片却无法争取到预算），有些时候则是两者交织在一起。

这些我们都一早已经想过，我们现在想解决的是，该如何继续向前走。穿梭在世界各地的人群中，对生活美好的想象我们仍然向往，虽然有时候会懊恼先看着别人完成了而自己还在挣扎求存（这个时候我们是弱势，要从成功掌握权力的人手中进行掠夺）；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担心太舒服的昂贵羽绒枕头会导致睡眠的重量而梦却像烟雾一样虚无缥缈地不断上升（这个时候我们是懦弱与自卑，不懂得如何在奢华享受中平衡）。我以前以为如果可以做到无欲无求，就可以安顿身心；其实只有欲望，不断纠缠的欲望——对知识、情感、欢乐、美丽生成的欲望——才能驱使人类不断前进。

耽溺

就这样坐在桌前五个小时。一直反复听同一首歌，翻阅同一篇章的小说。看着天空从湛蓝退色成哑灰色。小区里花园的灯在枯树的身上亮了起来。透明Alvar Aalto湖泊造型小容器里都是Marlboro Lights的烟蒂。忘记了自己还没有吃东西。一听可乐填满了肚子。眼睛很疲倦，头脑很空洞却有清醒的回音。说什么也睡不着，就这样醒着，烂着，沉沦着，耽溺着。

Damien Rice Concert, 6th Oct 2007, Wembley Arena, London

Mr. Damien Rice would be touring Europe this year and he would be performing at Wembley Arena in London on 6th Oct 2007. I have a plan to visit London in October and would like to include Mr. Rice's gig in my agenda. This means there would be no Prada shopping in the next 8 months for this girl. However, I am craving a Prada phone. The latest toy from Prada house simply looks très sophisticated...

喝咖啡时想到的·Venice

去年到威尼斯出差时，我特地跑到Palazzo Grassi艺廊看看。和我过去逛美术馆的习惯一样，看完了展览，找到了艺廊café，我坐下来喝一杯饮料。那是家白色的café，唯一的颜色是浅灰色椅子与桌脚，café里墙面上齐整地挂着艺廊整修过程中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整修工程设计师安藤忠雄在现场的正面特写。

那时我因为可以亲临当代艺术作品，而满足、进而满意不已。那是在精神上被各个创作出发点、手法不一的艺术家所挑逗而来的满足感，因此当我坐在Palazzo Grassi Café里时，我没有点咖啡，反倒是一杯白酒——在意大利点饮料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咖啡和葡萄酒随时随地都那么好喝，而自己却只有一个胃。

坐在浅灰色椅子上，日光灯管装置在天花板上刻意凿出凹陷条里，灯管没有外露，只有光线被技巧性地展示出来，仿佛那光和天花板都是一体的。灯和天花板都是白色的，不过白的程度不同，唯一的装饰是天花板上一排排整齐的抽气孔。Palazzo Grassi Café仿佛呼应着安藤忠雄如光之教堂这类的建筑作品，我因为再一次遇到大师的作品而开怀不已。

现在我手上捧着一杯咖啡，回想当时我在Palazzo Grassi自我感觉良好的情绪，便觉得自己幼稚不已。说真的，我为了写稿子，努力想要回忆一切与那Café有关的细节，我所记得的竟不过是一些表面的讯息：白色Café里墙上有安藤忠雄的照片；白色桌子上是以土黄色回收纸来做桌垫；和我一起喝酒的朋友是个第一次去意大利的香港女孩；还有，我其实并不记得自己点了什么白酒，因为我从来都只是在喝葡萄酒，而不是真的懂得喝葡萄酒。

和很多事情一样，我是在喝咖啡的时候想到的。其实我真的真的没有什么值得自我感觉良好的基础。比如说我那么爱喝咖啡，可是去买现磨咖啡粉时还是会不小心买到了像洗脚水味道那样的“Morning Breakfast”。说我自己喜欢安藤忠雄，可是我除了知道他名字的英文拼写，和看过他的几项建筑作品外，如果有人问我喜欢他的原因，我可能只能无力地回答所有人都会回答的安藤作品的特色——光与水泥在周围环境中的出色结合。

有一天我很大声地对一个新朋友说，如果我在余生中只能挑一个设计师的作品来穿，我会选择Martin Margiela。他饶有趣味地说我那么坚决地选择，一定是Martin Margiela有什么过人之处，便问我为什么。时尚我那么拿手，自然侃侃而言；然而他会在我每个原因背后追问，难道某某设计师或某某品牌或某某材料，就无法给你同样的感觉吗？以前我这么被追问，我会很懊恼，然后落下一句：“不为什么，就我喜欢。”但那天我被追问得有点心虚，就像是我坐在Palazzo Grassi Café里多个月以后，忽然发现的那样，其实我真的什么都不懂。

我以为我懂得，其实我懂得的东西都不过是从杂志上看来的，或因为旅行机会累积下来的。有些人会因为我知道这些资讯，便投以我赞许的眼光，而我就飘飘然了，以为自己懂了，所以看到Damien Hirst的真迹，我就快乐了，可这又是多么幼稚的想法啊。

喝咖啡的时候，我认真想一下，一个人把时间运用在哪里是看得见的，我过去五年来，不断运用小聪明来回避努力的过程，来到人生30岁这个点，一切都揭晓了：我还是像青少年时期那样是无知的。唯一不同的是，我没有因为无知而焦虑不堪，我只不过必须确定自己，不要再懒惰了。

过了今晚就自由了，自由了就可以玩物丧志了

还剩下四页Blancpain的稿子。只要我咬紧牙根，把三千个有关“自制机芯、13R0、制表师、历史最悠久、从未生产石英表、超薄表款、世界第一只时间等式万年历腕表、特别为女士设计的机械表”这样乏味的字眼吐出来，我就自由了。我的自由可以延续到农历新年。那就是接近十四天的玩物丧志期限。在这十四天里，我首先要学会打撞球，这样下次我在曼谷La Na Thai等位子时，就可以吓死和我在一起的男生朋友，而不是被他们笑。

没有资格做梦的人

认识一个会解梦的朋友。我说不如你帮我解一个梦。他说好，你说你做了什么梦。我想了好久，随口说梦到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他看穿了那不是我做的梦，坚决不解。那时就希望像我这么没有梦的人，可以是一个会写小说的人，即兴编一个梦就会有充满冒险与多重意义的情节。
只不过我每天醒来，还是一个梦的痕迹也没有。

早安疯狂的曼谷·Bangkok

很久以前，我百无聊赖，想说自己即将30岁，便决定生日的时候办一场派对，让我所有相互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们都有个机会聚在一起，把酒言欢。

在地点的选择上自然是我生活的城市，然而1月份的北京毕竟太冷，不管是住在吉隆坡还是汉城的朋友们，都宁愿流汗多过穿得厚厚重重地走在北京灰蒙蒙的街头——许多人因为回国多年，冬装都已过季，要他们穿5年前的设计师旧作来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会，他们可能会考虑绝交这件事情。

也因为这样，我们一群人在庆祝过圣诞节和元旦之后，又都跑到曼谷的The Metropolitan，假借生日的名义，行喝酒狂欢之实。而曼谷又是多么正确的一个选择。这座热带城市里，流窜着各种疯狂的元素，让不同的旅人在相同的城市里用不同的方式释放了他们长期压抑的欲望。

路上的计程车司机以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在车流间追逐乘客和他们生活的理想，在堵车的路上，会透过窗户看见路上停着没有窗户和冷气的Tuk Tuk，车上坐着两个细心打扮的工厂女工，她们的脸上绽放着一种没有忧虑的笑容。当计程车在大型高档的购物广场停下，我们走进去时看到的是来自欧美繁华世界的顶级品牌和刁钻的收藏家品牌，这些漂亮光鲜的店铺正在举行50%打折活动，许多人一身背包客的打扮却很努力地在试穿Sergio Rossi的高跟鞋。

夜幕垂下，拿着logo包包的男女们脸上有非常修饰但世故的痕迹，搭乘电梯攀爬上刚开幕不久Hilton Bangkok的高楼酒吧，结果发现泰国王子也有到那里放松心情的打算，因此一众衣着光鲜的平民老百姓就在军装保安人员的环视下，安心地啜饮着一杯Cosmopolitan。从Hilton看出去璀璨的曼谷夜色中，Silom那一区让道德人士脸红的声色场所，则在上演一出出让人可以一说再说的淫秽戏码，有些戏码甚至让自诩最不受困于道德框架的人们，讨论起羞耻二字该如何重写这类话题。

在曼谷3天，我每天顶着宿醉在The Met Room醒来，在设计得像度假屋般、由藏青色大理石及米色云石组构的浴室里，狠狠地在Como Shambhala沐浴乳的香气中冲澡，接着赶在10：30am以前到Cy’an餐厅吃早餐。Cy’an就在泳池旁，喝着餐厅自己调的果汁，会看见泳池畔早已有些人坐在有阳光的躺椅上，希望晒成充满诱惑力的蜜糖色肌肤再离开曼谷。

坐在The Metropolitan会觉得自己不在烦嚣的曼谷，可是曼谷的吸引力不在于其平静安逸，而在于那些因为空气中热粒子拉大张力的紧张的疯狂创意。30岁的自己，在早晨以有机果汁洗涤身体后，又即刻跑到曼谷市中心，拜佛、逛街、喝咖啡、吃泰式料理、啜饮一杯红酒、在等晚餐的位子时和朋友玩一局桌球，忽然觉得，那真是开展自己30岁人生的绝佳方式。

便想说：早安疯狂的曼谷，早安疯狂的30岁。

我该如何降落·Bern

好像梦一般的现实，2007年就来到了。北京在12月30日下今年冬天第一场雪，我开始阅读莒哈丝的《夏夜十点半钟》，并且重复聆听Damien Rice的《O》。在书中的夏夜和歌曲中的Eskimo里这么生活着，一直到1月2日回去上班。感觉应该是阴郁暗沉的日子，其实没有，因为北京终于下雪了，身边一些朋友就传简讯来说：“北京下雪了，心情不错”之类的。暖冬中大家都被年底来得最及时的雪给感动了，网路新闻里还拍下铺满雪的车窗上写着“北京下雪了”的照片。被白雪铺上地毯的世界，有风吹过，人们穿着各种颜色的外套经过，我从7楼的窗户往外看，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奇怪的平静。

那是一种明信片般的生活场景，在一年四季中总有好几张这种画面：下雪时结了冰的北京后海，天蓝得不像话的伯尔尼城，在路上看到枯树枝长出新花苞的伦敦金融城，阳光下叶子饱满到像可以滴下油脂而另一边则是金属建筑反射出来自己身影的纽约下城，行道树下扫起纷纷落叶的任何一个街角。有时就在想，法国新浪潮导演侯麦拍《四季的故事》根本就不是在拍人与人之间的爱情而已，他是在拍世界的爱情，只不过世界的爱情终究要透过人类来说明。

在这短暂的安静中，脑海里切换着四季的场景，也想起了和场景相关的一些人事物。有些场景虽然不在当下可以重游，时间到了又会出现，只不过有些人却用一种“永远消失在生命中”的姿态，不见了。我想起3年前、5年前，我在四季的场景中面临的困境，比如说在旅行中害怕拎不动装了秤不出问题重量的行李；在刚发芽的樱花树下感受到幸福的快感却又焦灼于其将之消失；圣诞夜里在伦敦Golders Green一个明明就没有人没有灯的房子外，按了好久好久的门铃和拍了好久好久的窗户，却以为只要自己继续这么做，就会有人因为同情而前来开门。

在生命中不同时期的明信片生活中，我终究没有想好，自己该如何降落，因我毕竟是生活中一个不具名的叛逃者。

yes i am 30

Many friends asked about my 30th birthday bash in Bangkok and my feeling of turning 30. Yes, I am 30. As expected, the party at The Met was accomplished by insane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unrestrained laughters. With so many beautifully crazy or crazily beautiful friends celebrating the day with me, I am truly blessed (for my friends who were there, you could choose to be either one and for those who were not, sorry, you are termed as oddly crazy friends of Wish Teoh).

Turning 30 is somehow bittersweet. I have achieved nothing great like winning The Nobel or becoming a mother (not that I ever dream of these) but I am glad I have come to an age to be sastified with myself, from time to time. Though I still am not sured where I am heading to and where life would lead me to, I feel less insecure about the uncertainty. I am not sure if I am happier but I guess I found a way to live with it. Surely I do not think I have become any wiser else I would not be drinking, smoking and having fun when things like deadline got out of hand.

So I am 30.

I want to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with me all these while (yah lah, including those who did not turn up at the party, and yes, I am refering to you, Ah Guan, an aeroplane friend you are). I do not know what sort of person I would become if I have not met you. You have offered me many different and refreshing angles to look at life itself and I love you all.

I wish to celebrate my 40th birthday with you all again and wish to be invited to your parties.

12月31日•Beijing

2006年12月31日9：35am。难得在礼拜天早起，坐在窗户旁看着雪一直下，原本想钻回被窝睡回笼觉的，竟舍不得了。朋友昨天传来简讯，说：下雪了，心情不错。30日6:45am，天还暗着时，在外头玩了一会儿的雪，想到后海去看湖铺满雪的样子，结果路上一台计程车也没有。
回到家之后，才想到自己在中国报的专栏写说，12月就在没有雪的情况下过去了——我为什么不相信天气预报？还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相信今年会下雪了？
现在窗外天空飘满了雪，我决定不叫外送的咖啡，要自己下楼走去买。也许2006就会这样子过去了。

没有下雪的十二月
在瑞士，坐车去滑雪胜地达沃斯（Davos），沿路海拔线一直在升高，陡峭的山崖会把高速公路笼罩在阴影里。车子里的暖气渐渐降低，我们披着外套看着窗外，阴影底下房舍前的草地上铺着厚厚一层雪，没有人，很安静，看起来也很冷。车子转个弯，是太阳照得到的明艳地段，赫然是如春天般的景象，草地上如果有雪，应该也在几个小时前融化了。

到了达沃斯，在阳光饱满但空气冷冽的街道上，走进一家家庭式经营的餐馆吃午饭，充满亲和力的服务生在艰辛为我们解释了德文菜单后，略带歉意地告诉我们，我们来的时间不对，因此看不到雪。似乎看不到雪是要让人充满遗憾的一件事，我们开始坐在温暖的餐馆里讨论起地球暖化的问题。

陪着我们到处行行走走的司机先生，是个瑞士老爷爷，他说新闻报导表示这是瑞士五百年来最温暖的冬天，许多天然滑雪场的爱好者都苦恼于不下雪的天，无法让他们在单板滑板上转弯时铲出一片雪，或是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凌空飞起。恍惚中我似乎也想起北京的朋友，总是在说今年的北京没有过往冷，大家都在气温骤降的那几天，预测今年的第一场雪会下在哪一天。

在这种背景中，我们还是继续了一种百无聊赖的生活方式。从瑞士回到北京，偶尔在网路报章上会读到，许多人都和美国前副总统Al Gore作了访问，只因为他在《An Inconvenient Truth》这部影片中，说出了我们大家都隐约知道却不太愿意面对的全球气候危机。有时候也会和朋友看着窗外的天，扯到了温度的问题，也会再一次讨论到底北京要在什么时候下雪。可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像英国人见面会讨论天气，中国人见面会问吃过饭了没有那样在生活着。

12月一天一天过去。过了平安夜，过了圣诞节，过了Boxing　Day，过了许多休假和不休假的日子，然后在27号下午4点北京刮起了四级强风，天气就像电台播报员说的那样，在冬至以后就只会越来越冷了。只是到了晚上还没有下雪。

年底，仿佛是在等待什么，晚上回家坐在窗户边抽一根烟的时候，感觉好像还有一些事情没完成；第二天充满起身又会觉得有一件应该还算重要却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事情，应该要面对。有一个晚上还很认真地在想，是不是应该要回顾一下自己的2006，和祈愿一下即将到来的2007年，却说什么也提不起劲。

结果发现，自己只是在等待下雪的那一刻。

就这样，十二月在没有下雪的日子中度过了。然后就2007了。

肆虐的光•Beijing

星期二中午，难得不是在办公室里待着，和一起外出工作的同事到雍和宫附近一条胡同里的餐厅去吃午餐。餐厅是一名英国人开的意大利餐厅，躲在不起眼的胡同里，据说是许多文艺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餐厅和我在北京喜欢的驯鹿餐厅有气质上的相同，但格局要比驯鹿大一些。两家餐厅都选用原木材料的桌椅，室内没有花俏或炫丽的设计，很简单就经营出一种温暖的调性。同事很勇敢地在室外温度不超过摄氏6度的日子，挑了天井的位子坐下，我仗着自己的外套足够保暖便也没有吭声，陪着他一起看餐厅服务生燃起座位旁的暖气设备。

小小的天井里有大约四、五张桌子，我们坐下后不久，又走进了两桌客人。中午的阳光穿过挂着油灯的木枝，给我们一种新鲜的温度。据说夏天的时候，老板会在木枝上铺上芦苇棚子，和冬日晒太阳的感觉有很大不同。那种户外空间会随着季节调度的情况，很少出现在我局限于室内的生命里，听起来便很有一种换季的心情。

坐着等手工意大利面送上来的时候，很慵懒地斜倚在椅子上，把头枕在椅背，轻轻抬头便会看见冬天太阳开始偏西，但依然肆虐地发射出一种光芒，瞳孔会很不由自主缩小，人似乎也开始对生活有了新的旖想。

仿佛是在那光线下，身体中发霉的一个角落可能是叫腐朽的灵魂的东西得到一种杀菌的快感。我坐着没有动，却可以感受脑子里因为长期陷于混沌状态而潮湿不堪的篇章一页一页被翻了开来。

我原来以为自己在经历一个更新的过程。吃过午饭后站了起身，我才想到，其实自己前一个晚上玩到凌晨四点，然后在上午八点起床工作，那应该是睡眠不足结果在肆虐的光线下形成了一种从前一个晚上延伸过来的幻觉。只不过那是一场清新的幻觉。

追逐早晨•Bern

在瑞士两周，过非常正常的生活。早上七、八点起床，梳洗后到酒店餐厅吃简单而营养均衡的早餐，然后出发到另一座城市去。夜里乘着车回到酒店，吃了晚餐、喝了葡萄酒、说了一些有的没有的话后，就早早回到房间里，洗完澡躺在床上看一会电视，确定闹钟仍然设定在和前一天一样的时间，便安稳地睡去。醒来，也没有梦的痕迹，像是没有负担一样开始新的一天。

因为是冬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多半还不是太阳升起的时候，但透过有高度的窗户隙缝，还是会看到光线从远处绽放出来，缓缓地把热力透过空气中的粒子推移到自己身处的位置前方。有一天，我和同行的旅伴们一起到了瑞士的首都伯尔尼（Bern），车子开进城里，是一道倾斜的坡道，从面向太阳方向的窗户看出去，坡道下方是一座有条马蹄形河道流过的城市。下车后，在放纵娇饰地近乎透明的光线里，我们用手为眼睛筑起了一道遮阳帽，眯着眼睛看一座古城在自己脚下展开。

有些马路还很安静，路旁停满了从昨天暗夜就占据车位的私家车，阳光在其中一台车子的金属与玻璃衔接的车顶部位，撞击出一朵呈放射状的白花影子。有个看起来习惯早起的女孩，背着乐器在没有人的街道上前行，风吹过，扬起她外套一角，手上提着的纸袋也吹起了纸和纸摩擦的号角。整个早晨，在阳光与风的追逐中，变成了一幅充满律动的画，或是一部小品电影的开场。

我在清透的空气中呼吸，过正常规律生活的身体在那画面中适切不已。然而一旦离开瑞士，离开了那张扬的光线和正常的生活方式，我对早晨的追逐只剩下早上五点入睡时可以看到光。那也许是因为一个人健康正常生活过得太久之后，会想念颠倒的颓靡的日子。

和在瑞士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我度过了我的12月。1月就踏着雪的脚步来了。

在时间的滴答声中•Le Locle

我并不知道Le Locle的中文名字，也不太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该怎么发音。来这里采访手表品牌的总裁，其中包括年产量最高的传统精表品牌Tissot表。和总裁们谈的是品牌理念、市场策略和全球零售网络的铺盖，非常理性、非常讲究时间赋予我们的效率压力。

后来我们被带到Le Locle一家钟表博物馆，Musee D’horlogerie du Locle Chateau des Monts，品牌的公关为我们安排了一位Tissot的退休员工，来为我们担任翻译工作。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翻译老先生在博物馆负责人的陪同下，为我们解释博物馆里的馆藏，还特地为我们介绍了与中国相关的怀表展品。在时间滴答作响的博物馆里，他解说了钟表制造工业在Le Locle兴起的原因，指出漫长冬天里，无法耕作的农夫们如何把精神用在机械表的研发上，而妇女们则在一旁编织精美的蕾丝桌巾。

博物馆里有一些收藏，非常旧了，零件无法修复，就只供展示，但博物馆的负责人会从抽屉里拿出依照旧技术制造的新摹品，上链后让我们看小雀鸟如何从盒子里蹦出来跟着时光的速度跳舞。

参观过博物馆后，他陪着我们回到他之前工作的Tissot总部，一起吃了个简单的午餐。我们计划到Tissot所在的山谷对面，拍摄一些Tissot建筑外景，老先生自告奋勇要带我们去一个绝佳的位置，还很好心地建议我们必须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去做拍摄。

我们对他的热心十分感激，却也很纳闷Tissot公关之消失无踪——要到第二天再和Tissot公关见面时，才知道他们那时并不知道老先生把我们带走了，以至于我们连再见也没说。

老先生带我们去拍摄外景的地方，其实是一户人家的后院。他先到门口按了门铃，无人作答，便也无可无不可地领着我们走过一道铺满青苔的石阶，来到可以远眺整个Le Locle山谷的崖边。远处是一片葱绿森林与草原，山谷间迂回的马路隐约躲在石砖房子群中，偶尔有一两台车子爬上山坡。景色那么美好，我们忘了冰冻的空气，把相机拿出来拼命拍照。

老先生站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和我们聊天。不知道我们中间谁提起了他的家人，他从西装外套里掏出一本家庭相本，让我们看他妻子年轻的照片，再轻轻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在今年四月过世的事实。他又提起自己领养的儿子，在早几年前吸毒身亡了，现在就剩下自己的韩国养女和他。

我们感到十分抱歉，却不知道如何确切表达。瑞士冬天太阳下山得早，天忽然就暗了，温度也开始下降。我们必须启程离开，离开之前，我为老先生拍了一张照片，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要我把照片email给他。名片上写着他作为钟表专业翻译的抬头，在时间的滴答声中，他拥有解释时间的几种语言能力，而时间就留给他一本相本和对亲人无尽的想念。

暗夜中我们的车子从Le Locle山坡下滑，奔向一个半小时车程以外的Biel。我在时间和距离组成的人生中，思索着一些未名的什么。

无聊的国度•Biel

起初，我真的觉得瑞士是一个无聊的国度。

国际水平的高速公路上，车窗上一路旋转出明信片般的风景，拐个弯，换一道场景，从波光粼粼倒映出针叶林的湖泊，变成了陡峭的断壁雪山，却还是一样明信片般的风光。小镇上安静的街道上，人们脸上永远挂着微笑，看到陌生人会打招呼说早安，如果身体允许他们都挺直着背，脚步不徐不缓中自信满满地往前方走去。我事不关己在这种生活里待着，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在Biel小镇上的第一个周末，我睁开眼睛，忽然想到这个小镇上并没有Starbucks，便传简讯告诉我在吉隆坡的朋友，以为这样可以铺张出自己身处小城镇的背景。

当然随着自己和瑞士当地人，特别是来自Biel小镇上纯朴的人们，有了接触，我渐渐不觉得这里的人无聊以至无趣；对着阿尔卑斯山脉山谷间的风光，开始有了好美啊、好美啊的赞叹。

我以为我的瑞士印象到这里就可以结束，我可以回到北京吃香辣的水煮鱼，以后再到瑞士时，我再重复无聊-不无聊的程式一次。然而拥有三个语系的瑞士，还是让我不得不想到了自己同样强调多元语言的国家。

在离开瑞士的前三天，我们一行人和Swatch集团的国际公关负责人一起吃晚饭。晚餐时间较长，而这名有着意大利血统的公关高层，除了说瑞士流通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英语又极好，我们在谈话的无意间谈起了瑞士的电视台，谈起了在西面、北边、南方分别和法国、德国、意大利接壤的瑞士，如何形成了三个主要语区，而每个语区拥有在全境播放的两个国营电视台。我半认真半玩笑地表示，在加上私人电视台总共十几二十个电视频道中，我只看得懂CNN。

我问那名看起来生活历练丰富的公关负责人，说三种语言的瑞士，如何形朔集体的国家意识，我好奇的是，说三种不同语言且又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要怎么样才会觉得彼此都是瑞士人呢。当然严格说起来，瑞士共有四个官方语言，最后一个是在瑞士只有少数人使用的罗曼语。

公关负责人想了想，向我解释在瑞士不同语区的学校，都以当地语系教学，但每名孩子都必须学习其他的语言，一些孩子也会被送到另一个语区，以确保他们真的可以掌握不同的语言。在瑞士的国会中，来自不同语区的国会议员在国会中则会以自身的母语讨论议案，而那些说不同语言的国会议员们，却也都拥有理解不同语言的能力。

最好玩的是，世界杯足球赛或国际冰棍球大赛期间，扭开瑞士的电视台，至少会看到三个频道播放完全一样的现场直播，唯一不同的是，评论员说的是不一样的语言。解释过瑞士人透过不同语言建立国家概念的过程后，名叫Serena的公关负责人告诉桌上在聆听的每一个人，当瑞士人说自己是个文化熔炉时，我们是认真的。

我告诉Serena，在同样强调三种语言的马来西亚，我们也会在不同的电视频道看到不同语言评论的同一场世界杯足球赛，只是我没有告诉她，最近我们的国会在讨论是不是要把“Sekolah Cina”改名为“Sekolah Mandarin”的讨论。

后来，我就不敢再随便说瑞士很无聊了，因为那很可能只说明了，我来自一个无聊的地方。

咖啡或茶•Biel

在飞机上吃完因为高温保存而很烫口的面食后，努力在脸上挤出笑容的机舱服务员推着餐车高声问每一个乘客要喝咖啡还是茶。在山谷小镇上最好的酒店餐厅用完商业午餐后，服务领班也会走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咖啡或茶。在等待班机延误的总裁出现以接受访问时，品牌的公关代表也会问要喝咖啡还是茶。如果是咖啡和茶都不喜欢的人，可能就要叹谓生活中的选择只剩下咖啡和茶，在这之外的要求，都算增添麻烦。

和一群人一起出门，便天天都在咖啡与茶的日子中生活。难得有一天脱队了，孤僻的人格得到完全的解放，就算只是一个人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也觉得身心安顿。

坐在瑞士一座小山城的小酒店里，城镇上的教堂每到整点都会敲响钟声，似乎可以听见时间慢慢流走的姿势。酒店很小，工作的人也不多，服务几乎是自助式的，要到前台取得所有生活所需。一整天便在酒店的半旋转式楼梯走上走下——在这种地方，一个人用一趟电梯上下，都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罪恶。

躲在不会有人敲门的房间里缓慢喝着咖啡，很高兴自己不用再回答咖啡或茶的问题，就只是坐着，却很快便慌了。电视里播放德语配音的《十面埋伏》，之后便是说德文的James Bond在执行任务的中间不忘记亲吻自己美丽的搭档。站在没有什么人路过的窗边，教堂的钟声还没有响起，时间的脚步只能从路上落叶的声响计算出来，难怪有些人说时间是相对的概念，在没有人的地方，时间便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是人类在运算时间的方程式；然而时间的观念却又制约着人类的生活，我们必须透过时间的刻度，来提醒自己在这个人世间存在的长短。

随手把咖啡放在窗边，结果关窗的时候打翻了半杯咖啡，地毯上留下了我在某个无聊时光的存在迹象。只是如果我不说，便不会有人知道，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曾打翻那么一杯咖啡。时间，咖啡或茶，存在的证据，在没有人知道的状态下，又是否真的有其意义？

好无聊•Biel

不要打我，可是瑞士真的好无聊。
好想去伦敦，可是没有钱。好想念北京，可是要到8号才能走人。什么人生嘛...

未名之域•KL

说来惭愧，在吉隆坡住了三十三个月，和一些搞艺术创作的朋友有过一些交流，听说过国家艺廊以外一些很有趣的艺术空间，有些甚至曾出现在我工作的杂志上，我就是一直没有到访过。终于有一天，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孟沙一名景观建筑师把他工作室楼下的展览空间借出，作为一项艺术筹款活动的展出场地，要我去看看。我跟着他简讯上的指示，穿过蜿蜒的马路，找到了住宅区内半独立双层排屋改建而成的楼房，门口垂下树柳，半掩住由排成格子状的相间方形铁网，网内又各别网住了3小株仙人掌。下车后看见阳光穿过铁丝网，依傍在微风吹拂的树柳影子下，不觉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周遭的空气也随着节制的空间设计而挥洒出一股非吉隆坡的氛围。

铁门在侧，必须往左缝里推开，小小一道入口，如同转换人生场景的门，里头是一地灰白碎石、一方长有青苔的水池，叫我到艺廊来看看的朋友已在里面等候，我在没有冷气吹送的开放空间里缓缓而行，听着朋友介绍本地哪些艺术工作者交出的作品，额头慢慢沁出汗水——一方面是因为热；另一方面是为了这个展览空间的简朴与有机，终日坐在电脑前的我如同闯入了一个未名之域，原本冰冷洁白与其他民宅无异的四面墙里，因为加入了木头柱子、原木小梯、藤制沙发组、红色砖墙，和不同年代艺术家们的作品，而成了一个不断喃喃细数着不同故事的地方。

原本，一个地方就只不过是一个地方，空间也不过一个空间，但是心思缜密的创作者透过对不同元素、原材的理解，加以组合配置安排，而成了一名最有感情的说书人。我不说房子主人设计了这么一个空间，因为当我站在房子中间隔着刻意裸露出钢骨肌理的柱子抬头望向建筑师在二楼的工作室，设计这个字眼就显得人工兼且商业。不大的艺廊，不断有人从另一个转角走出来，或凝视艺术作品、或投下收购的决定，每件事都在这里悄悄完成，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开始弃读小说，因为我在生命中找到了更像小说的场景，而每一个角落似乎都有一个情节起伏不一、意义不定、启发未明的故事在发生着。

就像人生中许多未及命名的场域，我在这么一家安静如《静静的生活》里会出现的艺廊中，看到自己过去三十三个月来持续不断的滔滔不绝，原来我生命关于气质与体悟的部分，遗留在一个安静的所在，我必须噤声停下来，把一个心平气和的自己找回来。

在那一面以窗为墙的骑楼下•Paris

为了拍到一张有人站在窗边的照片，我在Villa La Roche半圆弧形的骑楼底下，抽了两根烟、讲了一通十分钟的国际长途电话，并目睹一群穿著Burberry风衣、颈系Hermes丝巾的现代仕女们站在Villa La Roche小小入口处，读着指示，接着按铃，待负责人前来开门让她们进入的约莫五分钟后，我才等到这群仕女中的其中两位，走到这一面由不同形状窗片组合而成的落地长窗前，看着她们右前方由建筑切割出来的景致，而面露钦叹神色。

这是现代设计大师Le Corbusier和他建筑事物所的伙伴兼堂弟Pierre Jeanneret在1920年代的巴黎，为瑞士银行家暨现代艺术收藏家Raoul La Roche设计的一幢房子，以保存收藏家手上包括毕加索的作品。在Le Corbusier过世后，这幢由简洁线条组构而成的现代风格房子──根据大师的遗愿──被改装成提供公众参观的展示所。

我和朋友在斜斜飘着细雨的下午，搭乘9号地铁线在La Muette这一站下车，来到一个安静的巴黎住宅区，再走了大约十五分钟，拼命看着手上并不完整的地图，才找到位于一条巷子最深处的Villa La Roche。
房子里里外外都松上了新漆，显得曾是富豪之家的Villa在基金会的妥当管理下并无破落之感。我一走进去，就不能自己地拼命拿着数码相机拍照，只因Le Corbusier在这里巧妙地以楼梯间、走道、窗户等基本的建筑元素创造了有机的垂直与水平线条，构筑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几何空间。从看得见对窗的窗户以外，是Le Corbusier刻意为观者保留的城市绿意。

而那面让我在骑楼底下等了好些时候才等到一些人走过的落地长窗，其实是Le Corbusier以窗为墙的设计。因为面向北边，可以一整天为室内偌大的“玄关”引进自然光源。根据Villa La Roche的简介所言，评论家Siegfried Giedion认为，Le Corbusier第一次成功把现代建筑的五大要素，如垂直窗户、屋顶花园等，都运用在Villa La Roche的设计上了。

当那两名仕女终于走上第一层楼的阶梯、走上连接建筑两旁不同用途房间的走道上，然后不可避免地受到窗墙的吸引，而站在窗前全神贯注看着远方，那数面大小不一的窗户上倒映着周遭新发的绿色枝桠；数叶窗组成的墙彷佛成了一幅画。

在那面以窗为墙的骑楼下，我透过镜头看到她们，忽然间发现，我和这两位莫不相识的中年女子，被Le Corbusier这个名字如同他设计的走道般，被连接在一起。

自由门也过不去了...

有一天早上醒来，想说打开自由门，来阅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钟怡雯在三少四壮的专栏，没想到，网路侦测不到端口还是什么cookies的。
没有自由门，上不了blogspot，看不到自己和朋友的blog了。也回不了留言。从此网路上的互动沟通，又回到单向传播。

我的北京酒保•Beijing

最近北京很冷，居住的房子中央供暖系统要到11月15日以后才开始集体作业。我每天试图在温暖的咖啡店或是酒吧里延缓回家的时间，以便可以一回家，梳洗后便跳进被子里，好躲过穿戴整齐却仍不得不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坐在窗户边书桌前忍受刺骨寒风的状态。

在寒冷的空气中，读到有人讨论酒保在生命中的重要性，虽是配角，却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聆听与陪伴角色。我想起自己在北京的唯三朋友之一。这三个朋友其中两个是来北京前就认识的台湾老朋友，剩下的一个是常常去的餐厅认识的老板。老板是个北京人，之前在后海开了一家酒吧，据他的说法是，不怎么用心经营，生意就好得不得了，很有北京人说当老板的“范儿”。后来因为后海商业味道越来越浓，客人的素质越来越让人皱眉头，这位北京少爷型的朋友就跑到旧鼓楼大街开了一家比较现代化并干净明亮的意大利小餐厅。

我十分喜欢这家餐厅，在它开幕不久后便常常过去，老板看在我是少数早期客人之一，便也和我成了朋友。后来我不管是和朋友一起去，还是一个人过去，老板只要有空，都会坐下来和我聊天，还会送我一两杯红酒，让他陪着我一起喝，或者说让我陪着他一起喝。

有时候我心情欠佳，跑到那家餐厅去，老板就像一个完美的酒保那样，会听我说话，偶尔还会开导安慰，说些没有根据的赞美话。晚了，他要离开餐厅，便会把我一起拎走，到东岸爵士酒吧或是愚公移山破酒吧去，在高分贝的音乐里，我们谁也听不见谁的说话，他偶尔会给我递来一根把草和烟草卷得特别密实的一根烟，偶尔会不见了身影，留下我让其他酒吧的酒保留下了印象，以致于太久没有出现在那里一段日子后重现，其他酒吧的酒保们会问我何以不见踪影。

很多时候，我摇着手里的白俄罗斯调酒，看着我的北京酒保朋友喝醉了，恍惚地眯着本来就小的眼睛，摇摇晃晃地笑着。到后来我都分不清楚，谁是谁的酒保了。

透明的城市森林•Taipei

有时候我觉得我坐在一座透明的城市森林。枯萎的树枝底下是漂亮的玻璃，天空是温暖的色调，冷洌的蓝色被无意识地驱逐开去。温暖的色调感染了周围原来看起来应该冰冷的玻璃地表，让人摸上去不会有刺骨的疼痛。我坐在里面，偶尔有人加入，偶尔有人离开，偶尔留下我一个人，偶尔换我离开。离开的时候我不知道森林里还有没有人留下，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是大声说笑还是淡淡地忧伤。

当我不坐在那座透明的森林里头时，我会想念那种森林，虽然大部分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在森林里做了什么。也许是什么也不做的，就只是坐着，抽一两根烟，喝一两杯酒，说一两个笑话，大伙儿累了就起身穿上外套回家。也有不愿意回家的，就在打烊的咖啡店里耗着，咖啡店里，老板为了避开无谓的干扰而刻意压下来的灯光映照着咖啡店外深夜的阴沉，整个世界似乎就只剩下那么一戕角落可以给人们一点熟悉的温暖。我和朋友们围坐着，似乎就可以感受到Mojave 3圣歌般轻轻的团体力量，而店里的灯光在我们的想象中也就早已经幻化成烛火，有光明的热量，把透明的森林烘烤得更为透明。

拿我一个经常伪装得吊儿郎当的朋友的话来说，在这么一个透明的城市森林里，我们会得到一种精神层面的舒适。可是我们都知道这种舒适无法持久，或者说是短暂的，就像这个世界所有的美好事物无法恒久的真理一样，透明的城市森林里没有树叶，因此空气有点稀薄，我们只能坐在这里面，却无法在里头生活，因此总是有人来回走动，离开回来，有人笑有人哭。

当我离开了，我十分想念这座森林，虽然我并不记得自己在森林里完成了什么。

在北京•Beijing

北京又下雪了。

原本以为要转暖的天气，却又在人们──至少是我这个异乡人──最没有预期的时候下起雪来。也因为下雪，早上起来的时候只是望向窗户外看见了铺在地上的白色毯子，还没有来得及开窗测温就已经觉得冷了。就又把前一个晚上想好要穿的衣服造型在脑海中放回衣橱里，换上了厚重的羽绒外套。一下子对于春天的期待又冷下了半截，身体原本感受到的温度似乎又随着心理因素降低不少。

接着是晚上，雪大概在早上十点多之后就停了，羽绒外套也足够保暖。一个人搭地铁，一整个车厢里都是说中文的人，却不是我熟悉的口音。我想起中国同事随口说的，有中国人、有台湾人、有香港人和唯一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公司里，大家都说中文，可是大家都相互不明白彼此的话。是句玩笑，却很生动。

从地铁站走出来，朝一排排小吃店走去，基于对城市的陌生，便只盘算着走进自己最熟悉的小食肆，而在北京，我最熟悉的食物竟然是可以证明我曾在台湾留学四年的永和大王豆浆店。以最不台湾人的方式，用筷子剥开饭团夹出内里的馅料，一口一口慢慢地吃，希望可以制止不知道是因为太晚吃饭，还是因为想家而引起的胃痛。永和豆浆店店里播放着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我跟着歌词与旋律，像是在吉隆坡开车时来回播放着那张专辑那样，想念着他方。听着熟悉的流行歌，我其实应该没有离家太远，可是当店里的服务生一口卷起舌头的中文在我耳边响脆传来时，我原来已经离家太远了。

就这样吃完了饭团，再一口一口吃有一点点肉骨茶香的牛肉面，心里虽然恍惚，却也没有大颗大颗的眼泪想掉下来。因为住在北京，并没有值得掉眼泪的理由。没有被人欺负，也没有去欺负人了反被欺负而由好胜心造成的委屈；没有太忙碌，也没有因为太过闲暇而胡思乱想的时候。所有年轻时离开家里引起的哀伤，都不在这里。于是我继续吃，把另一个小盘子里的油条剪成半截放到牛肉面汤里去，以为这样就可以尝出更浓郁的肉骨茶味道来。

吃饱之后站起身来离去，门外的风似乎已经没有早上的冷。我把羽绒外套的拉链“刷”一声拉到下巴底下。我终于有一点点明白，北京有些地区特别昂贵，目标对象是游客，也是住在北京的老外，却还是每日每月客似云来。原来当一个异乡人在异地，只有在外国人群聚的地方，才能稍微安心。

原来我在北京，不过是一个异乡人。

台北24小时•Taipei

从朋友的咖啡店走出来时还没有到晚上12点，我有点悃，但并不希望自己在台北还过着正常的朝九晚五，便说要到24小时不打烊全年无休的诚品书店去看看。大学同学陪着我和吉隆坡飞来台北度假的朋友，一起沿着敦化南路，从信义路口穿过仁爱路的圆环走到大安路口。

我们一面走一面不着边际地聊着天，在仁爱路上的大型圆环，车子流过，朋友指着其中一栋好像是寿险公司的大楼，告诉我那是贝聿铭事务所的作品。我抬头看了一看，没有太多想法，便继续顺应着交通灯的潮流前进了。像是绕过了圆环半个球体，我们朝着24小时不打烊的文化地标走去，当来到圆环上白天面对着车水马龙、夜晚看着车子和人偌大马路上的Swensen’s冰淇淋餐厅时，我所有台北24小时的记忆似乎也一起回来了。

好几年前在台北念书时，常常半夜不睡觉，和朋友一起去逛诚品书店。那时深夜的诚品书店会有香港旅游团在观光，如今营业到凌晨三点的诚品信义店落成后，游客都转移目标到更新更大的书香空间朝圣去了。我的台北记忆里没有诚品信义店，和朋友在那里吃过一次饭后便没有再回头过，反而是敦化南路的诚品总店，说什么也要来一趟。

和朋友逛完书店，不管有没有买书，我们会在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感觉很饿，也很疲倦。就会走到邻近同样是24小时营业的Swensen’s，吃一客早餐。很用心把一客很大份的美式早餐塞进肚子后，我们中间会有人提议，回家睡觉去。然后我们就会背起背包，有人在路口搭公共汽车；有人伸手就拦一台计程车，跳上去后拂尘而去。

重新再一次站在安静的Swensen’s 门口，那些24小时的记忆，其实可能并没有一天那么长，我们避开了白天，选择在夜间出没。这个记忆，偶尔还是会再没有偏离常轨的生活跳出来，冷冷地吓人一跳，提醒自己，吸血鬼般的日子终究过去了。

在台北厮磨的时光•Taipei

台北Ole Café的熊在驻留台北的马来西亚朋友游说下，去了一趟吉隆坡，在Changkat Bukit Bintang开了一家Ole。风光的时候，周末夜里的Ole Café，都是马来西亚中文平面、广播、电视的媒体工作者，也有卖歌为生的音乐创作人和帮全城女性杂志撰写两性文章的文字工作者。Ole里的人声喧哗，用咖啡、啤酒、无聊笑话谈论出人生与理想幻灭，或媒体工业里的流言蜚语，而同一条街上没有鸡蛋花香的Frangipani酒吧里，有一群释放了五个白天压抑的城市男女，在里头以火辣装扮、调酒、香烟，和可能少许的药物，在迷醉着自己的人生。Ole Café和Frangipani就这样分割出吉隆坡夜晚两个世界的态势，中间偶尔有人越界，却也没有人真的在意越界的姿态是自如还是仓皇。

熊在吉隆坡住了一阵子，成了许多人的好朋友后，又回到了台北。几个月过后，他在台北信义路和敦化南路路口，开设了另一家Ole。我10月21号到台北，Ole Café在22号晚上开始试卖。和一群朋友吃过了鼎泰丰小笼包后，我捧着电话问了熊好几次café的位置，找到了信义路上华侨银行旁的Ole Café。

黑色门面的café门口放着易桀齐和梁静茹送来的两个相互挨着的祝贺花篮，我和朋友们推门走进去，长长像一道走廊似的café里，靠窗的位子上已经歪歪斜斜地坐满了好几桌客人，不用说都是老板们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们。

和熊、水水和棋棋——后二者都是在吉隆坡Ole认识的台湾朋友——打过招呼，我们找到位子坐下，朋友中有人点了名字难念的比利时啤酒（不是Hoegaarden），有人点了加了Whiskey的咖啡。我们慵懒闲适地坐着聊天，十分十分刁钻的朋友的朋友开始赞美Ole Café的啤酒与咖啡，我在漫无边际的对话中仿佛回到吉隆坡Changkat Bukit Bintang，坐着和朋友说些有的没的。

那时夜应该已深，熊任由我们几个人耗在café里也不说打烊的话，一起混的朋友在他的博客上写说：“那些香烟与酒，打烊后的昏暗光线，美好的音乐，所有不经意的话题，都带给我某种精神层面的舒适。”
因为熊，台北Ole延续了这么一个传统。试卖两天后的几天，应该是休息为正式开幕作准备的，我还是每个晚上都带着朋友去了，其中一个晚上熊还没来得及把拖把收起来我们就已经到了，可那感觉很像回到一个我们常去的朋友的家，也就没有人理会，在Mojave 3的音乐声中，继续点加了烈酒的咖啡来喝。

我的台湾朋友中有不少是知道台北第一家Ole的，坐下来之后就问熊，此Ole和彼Ole的关系。那是熊的少林寺，他的师傅还坐在新庙的高脚凳上抽烟。熊在黑褐色木头组成的店里走来走去，偶尔还跑到很明显没有客人的地下楼层去，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我坐在簇新的店里比较着旧店铺，台北这家面向信义路的店铺虽然不大，却有沉稳的味道，和吉隆坡明亮温馨的Ole有一种对比。这也许和城市有关，也可能是年纪造成。我们走到一个地步，渐渐明白不管在哪里，我们只不过在寻找一个可以厮磨时光的地方。

被挡了

有好几天都上不了blogspot。
用任意门试着进入，原来blogspot没事，只不过使用中国网路体系的我，被阻隔了。
任意门是台湾朋友帮我安装的软体，可以躲过中国网路的重重关卡，看到可能因为有反共或台独言论而被阻隔的网站。如果不用任意门，我基本上看不到朋友在番薯藤、天空部落架设的部落格；用了任意门读到他们的文章，也无法留言，只好当潜水艇。
现在自己的blog被挡住了，发表文章时我得把任意门关上；要阅读朋友的留言时，就打开任意门。
感觉，好白痴。

荒凉、孤寂与破坏•Beijing

在一个午间的会议室里，每个人都被要求发言，每个人都被要求产生意见；而刚好每个人都同样拥有一个议题。于是会议室在几个人的畅所欲言后，演变成了一个激烈纷扰的会场。我原来也是积极发言的人，却在看似永无结论的讨论中静了下来，开始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无意识地涂鸦。

忽然我想到昨天才在网路报章上读到的一篇文章，是一篇专栏文字，剖析加入慈善机构并不一定比待在竞争激烈的大企业中来得容易。作者文采幽默深刻，特别针对一些面对“青年危机”的金融界精英动辄表示出于对职场的厌恶，而放下狠话辞职到慈善机构去一展雄心与爱心的态度，解释了慈善机构里更会因为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也都特别坚持自己的理想，更容易出现为达目的而在背后趁人不备捅人一刀的行为。这也是英国电信公司BT主席Sir Christopher Bland口中所谓的，一个团体的目标或动机越高尚，其出现的诽谤、暗斗与欺诈就越多。

动机高尚，原来是手段卑劣的源头。坐在满满一桌子都是人的会议室里，我看着每个发言的人，回想着之前我发表的言论，有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心目中理想杂志而在争论着呢？问题是，我们毕竟没有相同的背景，美学观点也不一致，也就造成了理想线路的不平行。与理想线路不平行的人们一起腿绑着腿朝一个预设了但方向未明的地方走去，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快要被绊倒了；下一个转弯又不竟怀疑，是我之前设计了一个陷阱，让离我理想最远的人掉了下去。

就这样，在分贝最高的空间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像是在荒郊野外看见一栋高价别墅在黄昏阳光下，体现出来的荒凉、孤寂与破坏。也许说这三个形容词都太做作了一点，也太刻意而为之了，只是人们不是常常会慨叹吗，在最吵嚷的地方最寂寞？在最靠近的时候最遥远？我在这个空间的人群里，找到信仰接近的人，也发现品味迥异的人；只是我们的讨论让原来就不是太努力于与想法不接近的人打交道的我，在会议的第55分钟就尽显疲态。

难怪当我兴致勃勃地告诉目前正在海牙念硕士的大学同学说，我自觉自己是个当业务的料时，她只冷冷地抛来了这么一句话：“你不行的，因为你看到穿衣服没品味的客户，你的脸会马上黑了起来。”

坐在冷气一点也不冷的会议室里，我的灵魂似乎早已游移到和投契的朋友们共游长城脚下公社的那天。我们这么轻易就一起喜欢上了隈研吾的“竹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许浅薄，然而我们因为一个未曾谋面的日本人而靠得很近，在荒凉、孤寂的长城脚下，我们却不寂寞。

记忆盒子• Taipei

朋友从新加坡给我带回来最新一期英国版《Vogue》，以夏日假期为主题，里头提到了所有旅人都熟悉的行李。我看着里头提到的各个不同品牌的新款行李箱，几乎就感受到旅行的乐趣了。加了一块布包裹住的Globe-Trotter象牙白Safari系列、Prada紫色印花复古皮箱、Tumi多格袋尼龙手拉行李、Pual Smith彩色线条Tote、Longchamp折叠尼龙袋等等，都让人对不同形式的旅途，有了新的想象。

只是关乎时髦的想象归想象，我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地读着杂志、转着手上的圆珠笔，心里担心的是今年提早把年假与旅费用完的自己，要如何度过没有假日、没有机会拎着适切行李箱抵达机场的未来几个月。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的脑袋迟缓地开始从记忆最深处提炼出所有愉快不愉快的旅行记忆。也不需要数码相片的帮助，也不必重读自己的旅行手札，我曾经因为对未知的好奇而走上的那些路程，如东京，如伦敦，如巴黎，如威尼斯，如罗马，如柏林，如台北，便好像走马灯般在我近视日益加深的眼前旋转，让我知道在每一个旅程中留下来的细微感受，似乎并没有真的弃我这个妥协于中产生活的旅者而去。

妥协，是我看待中产生活的犬儒态度；可是在最近一次旅行台北，我才知道并非每个人都那么矛盾——一方面为自己可以住Boutique Hotel和搭商务舱出国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又很担心自己会慢慢变成Edmund White笔下那个年轻时愤世嫉俗的嬉皮而年长后就变成一个无聊的贵妇(他说的是城市，但套用在人身上又何尝不是鲜明？)我和新识的两个朋友与多年老友坐在有道石门开关的小酒馆，会在台上骂脏话的台湾摇滚乐手就坐在我们隔桌，音乐开得不太响，但座位的设计巧妙让一桌四人既可同时聊天；又能让两个相邻而坐的人有讲悄悄话的机会。我和会说流畅中文的加拿大友人谈起无聊的中产生活，他问我那到底怎么样的生活才不无聊？富豪？三餐不继的无业游民？还是不断唱着流浪者之歌的吉普赛人？

以上皆非。却也正因为以上皆非，我们选择中产生活显得那么妥协——没有更好、更有趣的了，因此我们选择一个比较为大众认可的、比较容易完成的，再从里头寻找一点点小小的快乐，来说服自己，其实生活没有那么糟。也因为这样，我们迫切需要旅行，在陌生的城市中伪装成纨绔的晃游者，搜集不同的细节，装箱打包，以成记忆。那么就算没有假日的夏天，也有少许安慰。

纽约的滋味•NYC

很多人以为我来纽约是为工作，其实不是。套一句台湾朋友的用语，我是来纽约休假的。既为休假，自然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因为这一次的休假长达14天，住的又是阿姨的家，没有所谓旅行成本的顾虑，每天醒来后便佐以一杯咖啡，来计划接下来的一天要在纽约的那一个“部落”度过，如此就算一天只到一个地方，14天下来也可走过14个地方。

我当然没有每天都出访纽约，有时候因为前一个晚上去看一出音乐剧看得晚了，第2天便是说什么也爬不起来；睡醒后天色已晚，又刮起北风，就更是没有勇气走出门口受尽冷风吹，便在室内摇着脚看电视，心得是：美国人极重视牙齿的美白整齐，直接销售的广告都在劝告人们，就算天生没有一口美丽的牙齿，后天的努力也绝对可以挽回劣势。无聊的我回头想想，几天下来我在电视上、地铁上、百货公司里看到的，只有一个状似外地人的白种男子缺了颗犬牙，不像台湾或是马来西亚的小明星们，就算明知自己上电视总是要对着镜头张嘴说话，也对自己一口黄掉的牙齿不瞅不睬。

无聊的我继续揣想：纽约被匿称为“大苹果”，每个人都想咬上一口，来到这里自然牙齿要好，才会尝到纽约的滋味。

从纽约大都会美术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搭出租车到Rockefeller Center后方小巷子去，出租车司机听我用了“junction”一字，忽然被挑起记忆。他说自己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听人用这个字眼，美国人都惯用“crossroad”，原来落脚纽约26年的他来自加勒比海一个前英属小岛──他当然记得自己家乡的名字，可说真的，我对世界的认识有限，问了两次还记不下来他说那小岛一长串的名字。问他是否喜欢纽约，他顿了顿才说纽约有纽约的好，其中一个就是他可能在纽约的一天之中，遇上50个国家的人，有的住在这，有的是过客。

片刻之后，司机在第五大道和西48街的交接口停下，热心地指着右边路口的方向。从袋子里拿出我在百老汇音乐剧中心询问处拿来的一张双面地图，走下去，原来大苹果的滋味五味杂陈，说14天尝得完，不竟太过嚣张。

下午三点•Beijing

下午三点，坐在电脑前，很快就进入了太虚幻境。之前有朋友向我解释打坐之美，说在临睡前让脑子清空，什么都不想地，非常超我的一种状态。我听着听着就觉得很像是自己每天中午午饭后瞌睡的状态，而往往在办公室里的下午三点也往往是我不自觉打坐的时候。

下午三点，为了驱走睡意，我走到Starbucks排队买一杯美式咖啡。市中心大型的购物广场里，Starbucks总是繁忙，而那些看起来明显严重人手不足的服务员也就按捺不住一种属于下午三点的烦躁。

我站在队伍里，看着下午三点还在喝着咖啡的人们，原来许多人都把Starbucks这座咖啡座当作从狭小办公室里延伸出来的座位。人们在交换名片，进行企划提案，讨论时局。下午三点钟的他们，和一直在大呵欠的我呈现出来的窝囊状态成一鲜明对比。

下午三点，公司里其他部门的同事已经扭开电视机在看俗辣的韩国偶像剧重播。消音的画面让人只好一面喝着咖啡一面追着字幕在看。有些人在另一角落争论事情，有些人用广东口音在讲电话，为没有声音的唯美电视剧配上不那么唯美的真实音效。

下午三点，我像一只游魂一样，人在座位上但心思却早已飘散在空间未名的世界里。用手支着头，我想象有人在下午三点的café里安静地抽一根烟，有人干脆就跑回家开了冷气蜷缩在床上睡了个午觉，也有人可能在网路上写一篇发生在下午三点的爱情小说，当然有更多的人一直在期待时间可以快转，好让下班的那一刻就在眼前。而我，就带着一个沉重的脑袋冥想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可能是一道任意门。像一个充满魔法的衣柜或是一面放在公寓宽敞楼梯间的镜子，在对的那一瞬间会打开，生活在我们这个时空的人们便可以走进去。只是去到哪里，就似乎有许多版本。纳尼亚传奇里的是一个远古时代，有智慧的万兽会开口说话；村上春树的男主角则似乎走到了一个和我们的世界都一样但更快乐、完满的地方。

下午三点，也许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符号，标示了太阳在一天中高挂空中的那个时刻。没有延伸的力量，只有无尽的缓慢的时钟在“滴答”响的声音。

我有时候不知道该希望下午三点赶快结束，或是永远不结束。

单车日记•Beijing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天哪,我现在竟然用了10年以上的单位来叙述自己的经验)。那时我在北京宽敞的街道上，第一次见识到如海浪潮水般的脚踏车；可是现在的北京会骑脚踏车上班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身边的朋友谈论买车和养车之类话题的反而还比较多。

最近几年北京也因为车子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混乱，空气也越来越浑浊。有一天晚上，加班的同事匆忙赶着末班地铁回家，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搭计程车回家，还可以向公司报账。结果他告诉我，选择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原因是为了减少一台在路上奔跑的车子，以舒缓北京已经够纠缠不清的交通乱源。我一时语塞，因为平时我总是抱怨北京的交通，便堂而皇之地拿这个当作我搭计程车的理由，却没想到，为了自我的一时舒适，我也同样成为北京交通混乱的祸源之一。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同事的启发，我最近上英国各大报章网站看文章，竟也总是留意到有关地球温度持续上升的文章。这些文章不尽然是气候学家警告人类的硬性文章，还包括一些伦敦“绿色消费运动”的支持者发表的看法。这些被视为“有良知的消费者”，企图透过改变本身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从最简单的交通工具之选择开始，希望能为地球尽一点绵力。他们也许是以一种有风格的方式，像Meg Ryan在电影中那样骑脚踏车上班，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像我的同事那样，希望减低路上持续消耗地球石油的汽车数量。也有些人进一步反对飞行，认为搭飞机出差只为了开一个会，是没有意义兼且浪费地球能源的。

这些绿色消费者们，并不只是对变化无常的天气关心，也对道德贸易坚持。他们对自己购买的商品显得十分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并不是因为他们唯恐被商家诈骗了金钱，而是更加留意价格、设计、材质之外的细节，如一件来自中国或印度或南美洲的衣物，是不是从剥削幼童的工厂里批发出来的。也因为这点坚持，他们并不介意为自己的消费多付出一点金钱，以确保自己的小孩身上的校服，并不是地球另一端一个失学孩童的“作品”。

读着这些文章，我想起自己在北京一个小巷子里看到停在路旁的一台老旧脚踏车。发展中国家与发展国家，似乎总有对立的矛盾：当北京人开始放弃脚踏车，走上了人人向往的舒适生活中；西方的城市人反倒开始在城市中骑上脚踏车，在车龙中把自己的理想主义穿梭成一条线。

想深一层，其实说穿了，一切都与价值观有关：亚洲人重视财富带来舒适的优越性；而富裕的西方人则厌倦了他们浪费资源的同伴们的行为，开始准备起义。我在酷热的北京城里，尴尬地想起了多年前，当环保分子谴责马来西亚大肆开发雨林，破坏了全球生态；而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则不以为然地表示，西方富国本身在剥削完地球资源后，反倒回过头来要求第三世界国家保护世界。如果没有当年势必要经历环保阵痛的经济改革，我们也许还是一个无法与世界接轨的落后国家，到时候要不要骑脚踏车上班可能并不是我们能够拥有的奢侈，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选择。只是现在我们拥有了选择，我们准备好要改变了吗？

晕眩•London

回到伦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不尽的晕眩感。一切都像是在泰晤士河畔Tate Modern看到的巨型艺术制作《The Weather Project》──来自丹麦的艺术家Olafur Eliasoon，将无数绽放单色光源的灯管并列成半颗黄色球体倒挂在天花板上，并以无数玻璃镜片遮蔽了Tate Modern Turbine Hall原来的天花板，组成一大片可以倒映影象的天幕，这使得从一定距离观之，整幅景画就像在黄昏浓雾中的太阳。然而一仰头，便会发现自己弱小的身躯已经反射在天花板的镜片上，那么错置，那么让人昏头转向，使自己不得不问，到底，哪里才是真实？

13个半小时的长途飞行加上8个小时的时差让我的身体受尽折磨。每隔两天的晚上，我睁着眼睛躺在陌生的床上无法入眠，至到凌晨约4、5点才鸣着轰轰的打鼾声昏昏睡去，第2天却又在约莫早上10点精神爽利地醒来，不断出门、不断旧地重游、不断觉得整个时空都像个超现实世界。

因为睡眠时间大幅缩短，我在伦敦的一天其实是别人的两天，就像倒映在天花板玻璃镜上的黄色球体，那是一个乘以2的世界；可是那个世界中有一半是假象，我所体验的伦敦又有一半是混杂或甜美或苦涩记忆的真实。天气的关系，我开始在圣诞节这天感冒，透过带有病菌的身体旅行，整个伦敦的重游经验更像是一场梦般，一切都不再是从前我所认识的一切，却又都是，扑朔迷离得来又有一点点感人。

当我和另两个朋友走进Soho一家超过百年历史的法式糕饼店，Maison Bertaux时，一名年轻的克罗地亚店员，Mento，竟还记得我。我推门走进那家漆上淡鹅黄色的小蛋糕店时，他正站在门边的展示柜前整理一位客人的点餐。我看着他，心里想着，好久不见；当他抬起眼看见我时，因为知道已经很久没见过我了，便扬起声问我哪里去了。

8个月，我已经离开8个月了，而伦敦至少尚有一名陌生人记得我的脸。同样曾在伦敦待过一段日子的朋友问我关于伦敦，我告诉他我在Maison Bertaux的奇遇。他传回来的简讯告诉我，至少还有一部份的伦敦与我同在。

至少还有一部份的伦敦与我同在。因为当我离开伦敦时，我不再拥有我的伦敦──我在Old Street租来的公寓、我曾使用的IKEA家俱、我购买边缘设计师的服饰店、我的Tate会员身份、我的Vodafone电话号码，还有我的英国恋情。

我曾经那么害怕回来，因为唯恐记忆会抽痛现实的神经。回到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不再”的事实让人有源自胃肠意欲作呕的恶心，而产生一种无法自持的晕眩感。我可以猜臆那晕眩感滚滚袭来的原因，只是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感觉那晕眩，进而平衡之。

一名熟悉的陌生人片刻停止了我的晕眩感，他让我觉得自己回到了伦敦，释放了我不能放开自己已不再是伦敦居者、不再拥有伦敦的情结，因为至少还有一部份伦敦与我同在。他让我再一次想起伦敦是一座怎么样的城市，这样下一次我再回到伦敦，会更晓得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来接受自己的旧地重游。

当然Maison Bertaux的帅气Mento只是短暂制止了我的晕眩感。我仍持续每隔两天的失眠；仍持续好不容易在晚上9点睡着却在凌晨3点钟爬起来洗澡；仍在地铁转乘的地下道有随时扶着墙喘一口气的心理需要。宛如Olafur Eliasson的作品一样，参观者可以透过躺在地面上看见镜中的自己感受人工大自然的经验，我不断有空隙检视自己在伦敦的过去与今天，甚至是我不在伦敦时的过去与今天。

在我缺席的8个月中，伦敦似乎微微有了改变。原本不为人知的小店如今客似云来。我坐在里面仿佛看见8个月前坐在里面不知如何面对个人人生的我；而我又从店里挂满镜子的反射里，看见当下的我──我清楚知道我，要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了吗？

伦敦冬天寒冷又干燥的风吹走了我皮肤最后一层水份，手指头又开始出现裂痕；而由于穿著高筒靴不断走路，脚后跟却开始长出一团软绵绵却终将磨破的水泡。我却毫不在意，神经末稍的痛楚在冰冷的空气中被降至零度，只要时间久一点，我知道伤口会被疗愈。就像Tate Modern里第4项受委托的大型Unilever系列艺术制作《The Weather Project》会随着展期的结束而拆卸。

就这样在一个充满晕眩感的旅行中，我感受到时间的消亡感──一切都会过去的，过去了就会没事了。虽然有时我在没事的现实中总是会分不出是过去的痛楚比较真实，还是当下的。

但只要晕眩会随着旅行的结束而结束，就好。

在璀璨灯光下•Shanghai

我捧着一杯香槟走在饭店酒会大厅的璀璨灯光下，身边的宾客们聚拢在一起说说笑笑，我偶尔加入他们；偶尔因见到其它朋友而走开。在璀璨灯光的催眠下，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成为这个华美舞会的一份子，自在游走穿梭于争艳斗丽的衣香鬓影间。等到我从舞会走出来，在酒店大堂等着酒店服务生把我的车子开来时，惶惶间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从来都不属于这里。

在过去两年里，我因为工作关系而得以进入无数个好玩的、漂亮的、沉闷的、一票难求的、自我重复的舞会中。为了这些场合，我卸下了自己在伦敦街头学来的前卫设计师混杂波西米亚衣着风格，换上了一袭又一袭进口绫罗绸缎裁制的小礼服；我的发型也从两年前在伦敦红极一时的不对称剪法；留成了枯燥乏味的齐肩黑发，偶尔因为打理不顺而显得卷翘。

有时候一个人不小心进入了一个舞会而不认识任何人，就一个人站在角落拼命喝着香槟或红酒；有时候有些同样落单的宾客会走过来，和我聊起天来，如此一个晚上就在握手问过彼此名姓、住所、工作、职称之后，缓缓浪费掉，而自己还要安慰自己说，至少多认识了一个朋友——而这名朋友可能在下次见面时，也不太会想起彼此的名字。

有一次有个搞音乐的朋友出席了类似的场合，遇上了他就告诉我，当个杂志主编之类的工作还真不错，打扮得漂漂亮亮出来，喝着免费的饮料，和一大群人聊天，就是工作了。他不知道的是，在活动很密集的时期，赶场是媒体工作者最常做的是，而要以一套服饰在不同的场合都穿得合乎标准，也是一个功夫。要在不同的璀璨灯光下看起来并不摧残，又是另一种功力。有时候我多么希望自己出席这些场合的背后，不需要在办公室里彻夜赶稿；而是像富家女那样坐在美容院让专业受训的美容专才为我修指甲、上色。而外表，都不过是肤浅(虽然很重要)的其次，一个人站在一众宾客的欢畅笑声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才是最孤单的旅途——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旅行时候的一个人算得了什么呢？

在经常有机会看到五光十色美丽舞台的杂志社里工作，许多年轻人很容易就忘了自己，年轻好奇的心就被牵走了，以为世界就只有那幺大；以为阳光的热力就像ballroom里水晶灯投下的光线一样，璀璨有光芒。也因此在不管多么严格邀请的舞会上、不管那灯光多么璀璨、不管宾客有多么和善，我都要小心，不要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份子了。

我们该往哪里去•Paris

2月的巴黎，黄昏，天冷。我和摄影师朋友等着交通灯由红转绿，他把我的数位相机拿了过去，站在街头随手就捕捉了巴黎街头即景。回来后，我一直把那些照片存在自己的电脑硬碟里，偶尔查找一些档案时便会看见，带着帽子、穿着风衣的法国男人左顾右盼，准备开步往自己要去的地方走去。

看着照片的时候，我会想起上个月在威尼斯Palazzo Grassi艺廊里看到的一场名为《Where are we going?》的展览，想起的不是展览内容，而是那展览的题目，我们何去何从，似乎说中了我们这个世代的困扰——在经历多年的游走后，我们到底想往哪里去？

认识多年的朋友到京都修读博士学位几年，我们昨天因为他转机到北京停留了一个礼拜而碰面了，却没有所谓的超现实之感，叹谓两个马来西亚人在2008年奥运主办城市见面了之类的话语，想来我们已经习惯不在自己的原生地和到处飘流的朋友见面。我之前人在香港一周，朋友从吉隆坡飞来和我会面，我们之前还开玩笑，唯恐两个人就算同住一间房间，却会好几天都碰不上面，因为两个人在香港的行程落差甚大：我得跟着香港人的办公时间工作；而朋友则像个夜行者，日出而息，日落而作，两人还得依靠酒店的门房来互通讯息。事实是我们当然还是见面了，一起看着香港无敌海景吃了饭，也到我们都喜爱、位于Soho区的“只限会员”酒吧喝了点小酒，我们谈起可能见不了面的揣想，也就笑了，因为彼此都知道，这不无可能。

我们这些人，可能好几年不见面，见面了也不问彼此好不好——不好的话，早就自行招认了，因此没说，自然不是不好。我们谈话的内容，总是围绕着自己的下一座城市，和旅行无关，而是到底我们接下来会到哪里生活、想到哪里生活。比如说自己其实才刚到北京六个月，朋友就会问我什么时候要走，走去哪里；在念博士的朋友可以在京都待到2008年，他也在盘算自己的下一站。这应该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异地，长期没有安身立命的可能，才产生的问题。

然而我们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认真考虑回家安定下来。

就像站在巴黎冬天街头的那名男人，他左顾右盼，也许心底很清楚自己的方向，也许只是到处闲晃，我和朋友们在人生中不同时期在不同机场奔赴不一样的前程时，心底牵挂的还是我们该当何去何从，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像我们的祖辈那样，到另一个异乡当第一代移民，那种辛苦不是我们有能耐承受的。我们的奔走，不知道是不是跟上了最近几年国际人爱玩“大风吹”互换城市生活的趋势；还是其实不过是为了逃离一个将我们边缘化的地方。也许我们的流离，不过是要透过逃离来边缘化我们己身的原生地。

我们•London

我们站在对街，看着Guardian大楼外那一面面玻璃窗户反射出来的世界，并且及时觉察到秋天干冷的天气早已把叶片吹黄。偶而有穿著高跟长靴搭配双色间隔围巾的黑人女孩，从那栋大楼里走出来到对街买了一杯咖啡后，再走回进去。从她脸上那漂亮的妆彩中，我们认出了她就是《Guardian》周日姐妹报《The Observer》附赠的《The Observer Magazine》专栏作者，负责整理流行信息、提供逛街小贴示。为此我们也跟着到她之前买咖啡的店里，点了自己喜欢的cappuccino后，在户外咖啡座继续坐着，看着那大楼门口进进出出的一些身影。

《Guardian》是我们最喜欢的英国报章，可能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报章。偏左的立场，使得这份身处资本社会的报章刊登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都带有批判性。这对学媒体的我们来说最对胃口，不过我们却也曾见识到英国典型中产家庭出身的小孩对这份报章的却之不恭──他们对生活的满意与追求安定的理想，使得《Guardian》于他们来说，显得太过为批评而批评。

我们总是固定购买周末的《Guardian》，分成好几个部份的报份其实往往可以让我们看上一整天。我们当然没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花在一份报纸上，因此总是先从副刊看起，而伦敦总是不断有电影上演、舞台剧演出、画展开始、演讲什么的，副刊的艺评就帮助了我们去辩识个人感兴趣的活动，这样才不会一整个礼拜都跑在外，奔赴一场又场对自己没有具体意义的演出或展览。

也许是出于对报章的喜爱，我们也就特别期待自己可以在有一天，走进那家报馆，做一些什么、学一些什么的。也因此在一个天气骤降的秋日午后，当我们在什么目的也没有的街头游走时行经Guardian大楼所在地，便也无可无不可地停了下来。我们看着那栋处理信息、制造信息、宣扬信息的大楼，想着在里头的人们的趾高气扬，心里清楚明了，我们其实都没有机会走进去里面。就这样，我们在喝完手上那杯cappuccino后，便像一名退休老人在盘算自己的一生时留下无限唏嘘的最后，站起身了，看了那栋象征着遥不可及梦想的大栋一眼后，便不得不离去。我们终于发现，原来每个人都会有遗憾。

而究其实，我们不过是我和我自己。

旅行的偏见•Saigon

在西贡，和西贡最高档的酒店Park Hyatt Saigon的总经理、公关，一起在Super Potato设计的餐厅用晚餐。因为是第一次到越南，便一定会谈论起西贡印象记。我喝着意大利白酒，其实不太清楚自己对西贡的情感。

飞机抵达西贡时是凌晨一点，酒店安排了接送。我坐在舒适的小面包车里，把东南亚城市夜晚的热力留在窗外。机场和市中心距离很近，车子穿过墙漆剥落的南洋双层老旧楼房，转过一个小小的交通圈，再经过一个公园，没多久之后，就到了外观优雅细致的酒店。夜深看到的西贡有一种属于小城镇的脉动与宁静，不像乡村地方一到半夜就静寂无声，也不像大城市许多角落仍霓虹闪烁、纸醉金迷的，那是介于中间的一种节奏，偶尔路上还会有不带头盔的摩托车骑士，或一台酒店专车不疾不徐地在夜里弹奏出一组引擎组曲。到了白天，我们在酒店附近散步，看市中心的西贡旅游景点。那里有很多地方都让我想起马来西亚的小镇，如双溪大年，有些带着殖民风味优雅的角落则很像槟城，可是西贡又是非常自成一格，比如说在建筑设计对称均衡的挑高邮政总局里，挂有一幅巨幅的胡志明肖像，提醒了游客，身在越南的事实。

西贡乍看很像马来西亚的小镇，却没有一般小镇的无趣，反倒处处流露出迷人的光影。也许是因为我在北京的日子久了，无可避免要与人摩肩接踵，总是在路上听见车子猛按喇叭，同时以游乐场里开碰碰车的技巧在路上演出蹩脚赛车，当我来到西贡，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待，连一般餐厅里人们说话都轻声细语，那是一座让人舒服的城市，却不像一些东南亚城市为了迎合西方口味而显得媚俗——当然经济开放之后，这里也有如此媚俗的地方，但不知怎么的就是那种对外面世界纯朴的向往。

吃晚餐时，要回答越南印象记这个问题，我心里清楚自己喜欢这座城市，可是不确定自己喜欢这个地方的真正原因。因为我看到的西贡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地方，我喜欢那种殖民历史不侵入人的生命的触感，可是我也知道这里是西方人轻易就会爱上的地方，我最不愿意的就是掉入一个旅者在看第三世界国家时产生优越感的窠臼，因为我也来自一个曾经满足了无数西方人优越感的地方。

西贡之行，我们也去了一趟湄公河三角洲。以前在地理课本上读到湄公河三角洲，对它感情最深的就是答对了题目给我好成绩，真正坐上电动船在黄澄澄的大河上张望着越南人民依河而生，他们的房子简陋，可是因为物产丰富却活得不一定比我们贫瘠。当船只经过小河道，从红树林枝丫间看过去，刚放学的男孩女孩们从小渡轮上岸，有个女孩身着白色越式服饰，骑一台粉红色的脚踏车在小路上飞驰，后头跟着一大群小男孩，女孩带着斗笠遮住了脸，可是坐在船上看见，就认定了她可能是班上最受欢迎的女孩了，那画面太像陈英雄的电影，我深深爱上了，虽然心里也知道越南本地人不一定认同这名定居法国的越裔导演诠释的越南。

也许，就是旅行，才让我们看清楚了自己的偏见和别人的偏见，而世界恰恰是因为没有暴力倾向的偏见而多元。

云层下的梦

朋友说在梦里看到了我，住在巴黎塞纳河畔很大的公寓里，喝很昂贵的矿泉水。一面赶稿一面流鼻涕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梦境，便一直叫我的朋友不要醒来，仿佛只要他继续作梦，我就可以继续巴黎。

朋友当然不愿意，因为这个梦里没有他。这个梦也不是我的，便只好继续清醒地生活着。早上很早起床去上班，晚上睡觉不做梦。然后是出差。出发前往西贡的前一个晚上，我赶稿赶到心情郁闷，却很想很想吃烤鸭。我想吃的烤鸭是在公司大楼附近的北京君悦酒店里知名中餐厅长安一号的烤鸭。下午五点打电话去预约，结果柜台小姐满声歉意，说六点钟和八点半的座位全都订满了，而当时门口也已经有客人在排队等九点的位子了。我在心里惨烈地嚎叫，因为生命无时不刻都在提醒我们，生活并不尽如人意。

那时便很希望住在朋友的梦里。就像在漂亮的云层下，有文明的痕迹，也有创造的力量。就这样，我在梦与现实之间出境入境。在上海机场等待前往西贡的晚班飞机时，身在北京的同事在网路上问我在干嘛，我无可无不可地说，正在漫无目的地寻求生命的意义——梦与现实，几乎要成为我在步入30岁前中年期最沉重的命题了，如果我不给自己好好解答，可能会被这几个字弄得神经衰竭。

恰如人生，长安一号的烤鸭没吃成，我还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台湾来的同事陪着我去了同样是公司附近的寒室餐厅，吃半只新派的烤鸭，聊胜于无。

吃饭的时候，同事告诉我现实的观察：她带从台湾过来度周末的老公去逛胡同，结果看到一个法国背包客随意坐在街角，和一个当地小女孩一人拿着一瓶冰冻红茶对饮，他们两人每喝一口就相对举瓶干杯一次。那天太阳据说很大，那背包客无视于时间的流逝，就坐在这个世界其中一座大城市的一个小角落，畅快淋漓地和一个不理解时间意义的小女孩喝着冰饮。

我和同事都被拴在生活与时间的桎梏中，因此特别羡慕可以浪掷青春的人类。然而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云层下的梦境那般适合拍照，却也没有真的很糟，糟的是我们不甘心，就这么生活下去，永远都赶不上长安一号的烤鸭，只能向第二选择妥协。

在过境中旅行•Tokyo

当我在《Financial Times》别册，〈Destinations: A collection of Financial Times travel writing〉，读到有人写说自己是住在机场里的时候，我知道是时候开始思考旅行的意义了。

全球年代造就了新种的地球人，他们不以种族、国籍来区分，但以本身一年离家的天数来定义自己是否地球游牧民族，对他们来说在不同国家兑换任何货币都比不上和航空公司兑换自己累积一年后可观的飞行里程里数来得有快感。和被迫流放异乡的难民不同的是，这些新种地球人并不是出于现实的无奈考量才迟迟没有落脚某地，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于飞行这回事会产生如同回家般的安全感，还有在时差和时差切换间赢得或失去的离奇时空感内，对自己的生活有更深刻的体会。

一个超级着迷于这种生活形式的朋友告诉我，他最喜欢的就是在偌大的机场里从海关走到免税商店区再到登机口那一段路。Super Glamorous，是他的说法。我回想自己上一次走在KLIA光洁明亮的机场出境大厅，平底鞋的鞋底“沓沓沓”在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设计的雨林机场里响起，一些旅客手忙脚乱地把过多的手提行李安置到小型手推车上，推起手推车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后地就又健步如飞起来。那是一个没有异味的空间，没有龌龊的人体或尿液气息；那里光线永远明亮，没有烧掉灯丝而没有更换的灯泡。长长的电梯把游移的人们带到机场的另一个角落，办理另一种手续或等待。而等待在那么一个衔接空中楼阁的空间里，又显得是那么地理所当然，以至于平日生活中最没有耐性的人都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等待。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地，在过境的过程中他们处于一种国界未明的状态——护照刚被记录为出境而下一个入境的国度还没有被刷新这个旅者的资料。

曾几何时，旅行的人事因为在自己的原生地生活不下去了，才开始迁徙。后来英国过多游手好闲的贵族配合大英帝国势力的延伸，而不断美化非洲草原上露营或是在香料群岛上学习当地语言，开始了旅行属于有钱有闲人们业余活动的光环。再后来，中产阶级兴起，航空界与旅行工业为了业绩开始拼命鼓吹旅行作为优越的生活姿态，许多人开始像佩戴名牌包包一样，常年累月把自己的飞行行程挂在嘴边，然而往往他们旅行并不出于对其他地方的人事物好奇，而是虚荣心作祟。也因为这样，旅行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被过誉的活动，而当有一些人信誓旦旦地表露自己不喜欢旅行的倾向时，也许他们只不过是没有太多旅行的机会而引发的酸葡萄心理罢了。

对一年有至少一个月在不同城市里飞来飞去的地球新人类来说，在过境中旅行，毋宁是这些城市飞行员们最习惯的生活方式。这群晃游者经常游离在不同界线而从来没有落实任何传统户籍——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可能是某个国家的新移民，而他们的中学、大学、硕博士班文凭则是在三个不同的洲际取得，也因为这样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像个外来者，偶尔会因为与当地人产生了文化差异而严重寂寞；偶尔却又因为从其他文化中理解得小细节而赢得来自世界各地但友情延展一生的朋友。也因为这样，就算考虑到地球面临的能源危机与旅行之被过誉的活动，他们还是不能自己地就在旅行的疲惫状态中找到了安全的认同感。在过境中，继续以稳健的脚步前进前进，不断前进。

没想到，会想念一张椅子•Paris

我在巴黎的时候，很想念一张椅子。那时我坐在街角不知名的cafe里，小桌子和小桌子贴得很近，椅子也小小的，而身材瘦削的服务生就在客人与客人的隙缝间穿来转去，迅捷地把咖啡端过来或是把小费收走。我坐在那里等待雨势转小，好继续自己目的地未定的旅程。

把烟蒂点在同样小小的烟灰缸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念一张自己遗留在吉隆坡的椅子。

之后我从巴黎离开回到北京，开始每天每日每夜坐在电脑前把我在巴黎十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转换成一颗一颗会在电脑屏幕上弹出的文字，我就更想念那张椅子了。

那是一张在人体工学基础上设计的办公椅，黑色、透风的网状坐垫与靠背，有轮子。我之前在吉隆坡的办公室里就放了这么一张椅子，搬到北京后，那张椅子就寄居在吉隆坡一个朋友家里。当我终于从自己四十页的工作中站起身来后，我就完全明白自己想念一张椅子的原因。

更后来的时候，为了写一篇和女性议题有关的文章，我连续三个晚上坐在自己房间里的书桌前，亮着从IKEA买回来的桌灯，对着晶亮晶亮的电脑屏幕，呆滞地不知从何下笔。由房东提供的桌子因为底下间隔的柜子太多，而显得局促；加上一张模拟Barcelona Chair造型的椅子，卡在“L”字型的桌子间，让我只有把冰冷的脚盘在椅子上，抱着枕头把脖子伸出去，无所适从地看着电脑，不知道关于女性的议题要从何下笔。

我原本以为习惯写稿的自己，只要在巴黎的稿子结束后，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写就一篇文章，谈雏妓问题也罢，论女性艺术家的丰功伟绩也可以，或者就写我曾经捧读过的女性文学家如西蒙波娃或是莒哈丝的读后感，还可以自以为聪明地联结着两位法国女作家和我的巴黎之行。也许还可以从法国女性激进女性主义分子对“三八妇女节”女性放假的政策冷冷抛下的一句话来大书特书，因为她们说，女性可以放假一天，可是男人就在其它时候放假。

可是没有。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坐在电脑前连续三个晚上，延续之前赶稿时就已透支的睡眠时间，非常焦虑并且不舒服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我完全没有办法让自己随手就写下任何一个想法。到了第三个晚上，当我为了寻求灵感，而把自己过去写过的东西都从旧电脑的硬碟中找出来匆匆读了一遍，我才了解我写不出任何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法：以前，我是因为有想法，才写文章；现在我是为了写文章，才产生想法。

没有想法。我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来让自己承认，原来我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

关于没有想法的焦虑，我原来一直都有。只是要到北京的深夜，坐在一张不属于我的椅子上，拼命抽烟、喝可乐，同时在脑海中幻想自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或是就像我在伦敦要搬离宿舍时想把自己藏身在桌子底下那样，看着苍白的文件档，怀抱着对曾经多次在写东西的路上予我多次机会的编辑的亏欠，我不得不正面去看待这份焦虑。

我原来就在逃避这份焦虑。和这世界上许许多多人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加班的日子过得特别简单，只要在累极的时候倒头就睡，每天做的人生决定仅止于吃什么、要不要搭计程车上班，并且没有时间去思考为什么德国知名的灯饰设计大师Ingo Maurer心中的无名英雄，会是那些清楚上下班之重复性，却仍然能够每天快乐上下班的人们。

我从来就不觉得自己需要去面对这份焦虑。直到在好几个不睡觉的晚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时候，这份焦虑超越了我对一张椅子的想念。问题已经不在一张椅子舒不舒服的层面上了，问题在于当我平稳安定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生活在一个看起来什么都好的生活里头，那里面竟然有非常压抑不快乐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因为听起来太过幼稚而不太能够为骄傲的自己接受。

我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可以很诚实地去面对这份压抑不快乐，因为在强说愁的年纪出于对自己人生方向不明确而产生的混沌不快乐，是最自然不过的。我也曾经在文字里大胆宣泄自己对美好物质之向往是出于对人类情感之不信任。我甚至还曾经揣想过自己在大学毕业的十年后，会如何经由一瓶红酒来品尝自己的前半生。

十年，就这么十年。十年前我以为只要我完成了自己设定的目标，我将不会有快乐不快乐的烦恼，或者是寂寞不寂寞的问题。没想到当我都把年轻时设定的目标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后，我还是像当初那样迷惑，只不过我的迷惑中多了许多个“没想到”。

在一张椅子上我想念另一张椅子，在一段人生历程中，我发现自己随着年纪的增长，被磨损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会利用无奈来当作自己无能的借口。当天终于完全发白的时候，我依然蜷缩在一张椅子上，以为只要自己不动，围绕着这张椅子的世界也可以跟着不动。只是，就算我渴望世界停止转动，还是透过在七楼的窗户看见另一栋大楼的门前走出一个穿黑色长外套的男子，提着公事包走了出来。

世界还是动了起来。

世界在我们脚下•Hong Kong

关于搭乘商务舱出国这回事，我在幸运经历体验过不同航空公司机舱设备与机场商务舱休憩室之后，终于在昨天香港机场的国泰航空商务舱休憩室了解到，何以商务舱是那么让人上瘾。

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由英国建筑师Norman Foster设计，以不同楼层从不同对角线相互穿插，制造出中庭开阔明亮感之余，也形成机场中不同的层次感。国泰航空公司商务舱的休憩室就在机场7楼，精巧区隔成餐厅、酒吧、上网区、吸烟室及以小荧幕提供的娱乐设施等，设计风格延续当代低温不浮夸的质感，木料桌子、皮质沙发为主，没有喧闹华丽的奢华感，也许对香港那些超级有钱人来说，很有点不入流——这些超级有钱人搭乘的是头等舱，休憩室在另一个地方——但很适合奋斗多年才爬上公司主管的中产阶级口味；而这些有自己见识与见地的中产们，并不一定会认同超级有钱人对生活质感的追求。

当我从饮料柜拿了一瓶矿泉水出来，走到沙发区旁的栏杆上放眼一看，斜切面从天花板一纵而下的玻璃窗户外，是停了好几台巨型客机的停机庭，远处延伸出去，便是延伸到任何地方的跑道。低头一看，是排列整齐的绿色座椅，因为尚未接近任何登机时间而显得空荡。偶尔有人推着行李车走过，偶尔有人背着手提电脑坐了下来，在楼上俯瞰这些画面的我，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在过去十年来，身为经济客舱旅客的身影。我对世界似乎又因为视角的不同，而有了不一样的要求：我是多么典型的中产，经常抱怨中产生活之乏味无趣，但在看到自己终于有那么一点进步，离开之前与众人比肩同行的轨道时，世界似乎已经不在我的脚下，用走就可以抵达；而是我高角度的算计中。

我深深吸一口气，难怪人们拼死都要做到有能耐搭乘商务舱出国的地步，因为当世界在我们脚下延展，以彷似香港赤腊角机场的设计，有不同层次、不同质感，稍稍对生命有野心的人，都无法不因为这个启蒙而动心。

和我一样站在走廊上看着远方的，还有一名捧着香槟的白发先生。他看着外面的世界，看得比我还久。我们没有交谈，是以无从知道他对商务舱休憩室脚下的世界有什么看法。他看起来应该早已习惯商务舱的待遇，刚好路过的我，吞下最后一口开水，知道，为了能够进驻商务舱旅客行列，我必须更加努力工作，虽然我心底并不清楚，自己可以在那个地方站立多久而不会厌倦。

我们尚未完成的理想•New York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陈强华出了诗集，《挖掘保留地》。回槟城休假时，以前一起搞过诗社的少杰、强华和我约在高速公路交流道上的Coffee Bean咖啡馆见面，强华递上了诗集，我不能免俗地要求他题字——如果不这么要求的话，他可能会受伤吧？他撇撇嘴很快从口袋掏出笔在书扉上写下：“重提诗笔吧。”我讪讪地收下，不太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五个字里的殷殷期盼。

之前和少杰在MSN上聊天时，他给我寄来了魔鬼诗社部落格的链结，说是和强华一起希望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把遗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魔鬼召唤回来。我上了那不够阴森的部落格探头探脑了好一阵子，之后往往发现有连不上线的困难，心底暗自嘀咕不知是否因为自己的魔性减弱，而被奇幻的部落格排拒在外了。后来一位知道我更写诗的大学朋友又问起我，多久没写诗的话题，我草草回答实则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尚且浪漫的朋友。他似乎对我五年没有创作这回事感到十分讶异。

是的，在一把年纪之后还愿意写诗的人是浪漫的。也许是因为这样，这些诗人才能够不断在梦与奔跑之间，找到自己。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活得俗气的我，则不断在梦断裂的地方里看到自己来不及完成的理想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当然除了写诗，年轻时的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理想。在嘴巴上叼着一根快要烧尽的眼，我靠在椅子上侧着头看窗外兀自安静的世界，慢慢想起了那些微不足道的理想。比如说要把10个25以后、28岁以前的朋友的故事记录下来，冀望10后我们都35岁时，我可以再一次访问他们，看看他们在这10年间都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比如说要和镜头总是清澈见底的希腊摄影师朋友一起合作，做一些东西，杂志封面也好，一本小书也罢，前者是我们在商业社会里的偷渡；后者则是简单概念的落实。又比如说是很潇洒地辞掉工作到南美洲去旅行，离开公司时可以头也不回地无所恋栈。

这些理想看起来那么简单，却在执行上充满了难度，以至于我总是有理想尚未完成的焦虑。有时候会有改写理想的冲动，把它们变成赚比一般人多一点的钱，住高级公寓，每个月写几篇不痛不痒的稿子，到巴黎购物、在意大利喝咖啡、去伦敦看和时尚设计师打混的当代艺术家作品展，可是篡改之后就觉得自己在作弊，梦断裂的声音似乎响得更彻底。

看到别人在梦与奔跑之间写诗、为可能深爱的人旅行他方、痛并快乐着，我在抽烟的现实里决定赶快为尚未完成的理想撰写一份计划书，以魔鬼的任性宣誓：有一天一定要完成。做梦的人都是见证。

黑暗的背面•Beijing

和朋友去吃饭，不知道怎么的，就聊到了30岁以前的一种压抑。我们这个年纪，有一点尴尬，事业算不上太有成就，却也在过去几年来尝到了金钱的甜头。我们的生活说不上快不快乐，在某个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学生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然而我们之中却一直有些人会觉得白天的光鲜亮丽，是牺牲了夜晚诚实面对个人理想缺失换得的。

30岁，好像来到一个分叉点。白天我们正常得不得了，和世界所有在讨生活的人一样，我们活着、工作着，吃自己喜欢的食物、喝自己喜欢的茶或咖啡，与自己喜欢的朋友或恋人聊天，每年旅行一到两次，有自己喜欢的音乐与电影，偶尔还会到画廊去看看；可是夜晚还是会有那么一些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经常就想起自己在更年轻的时候做梦的单子。

隐藏在那夜晚黑暗的背面，不是白天的正常生活轨道，而是一条欲望的轨道与刺眼的现实——到底我们在安全的、平和的、美丽的日子里，压抑了多少心底的渴望，才能对抗美好中产生活的无趣？我们这些小时候立志把兴趣当工作的人，在愿望成真之后，就这么继续忍受原来个人才华有限的现实了吗？

现实多么刺眼，以致我们经常配戴太阳眼镜阻挡那光线的伤害。只是30岁，到了一个要不然永远摘除墨镜、要不然永远配戴那幅窝囊眼镜的临界点。朋友说，我们不知何去何从，因为30岁以前，我们必须再一次决定，自己想要的人生。维持现状，继续平和地过日子，甚至还可以计划自己25年后的退休生活；还是牺牲目前生活的安定性，做出新的改变，再一次经历未知的迷茫。

我们细数自己人生的遗憾，我们叹谓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们一直在自己“何去何从”的路障里寻找出口，才慢慢发现原来人生是一个歧路花园，我们在18岁时曾面对生活的彷徨，25岁不知自己是不是够资格在商业社会里存活下来，30岁就在考虑要不要继续现在找到的方式、继续苟且偷生。也许我们年纪再大一点，我们会问自己，要不要接受新工作的挑战，要不要肉体外遇，还是要不要精神出轨，如此无休止的选择，我们都在一个歧路花园里打转，只不过有些人的花园富丽堂皇，里头还停了一台Audi TT；有些人的花园只有纯种玫瑰，有些人则搭满了简陋的架子而藤蔓还没有来得及长出来。

和朋友从小店里吃晚饭走出来，我们继续自己充满问号的人生，到了十字路口，原本以为终于要做出选择了，我才赫然发现，像我们这些生活条件没有好到可以不用工作呆在家里三个月思考生命、自由与爱这些命题的人，其实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成本，我们之前经历所谓30岁迷惑的尴尬，其实不过为自己制造出“自己还能选择”的幻象。这是我们人生黑暗的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