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眩•London

回到伦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不尽的晕眩感。一切都像是在泰晤士河畔Tate Modern看到的巨型艺术制作《The Weather Project》──来自丹麦的艺术家Olafur Eliasoon，将无数绽放单色光源的灯管并列成半颗黄色球体倒挂在天花板上，并以无数玻璃镜片遮蔽了Tate Modern Turbine Hall原来的天花板，组成一大片可以倒映影象的天幕，这使得从一定距离观之，整幅景画就像在黄昏浓雾中的太阳。然而一仰头，便会发现自己弱小的身躯已经反射在天花板的镜片上，那么错置，那么让人昏头转向，使自己不得不问，到底，哪里才是真实？

13个半小时的长途飞行加上8个小时的时差让我的身体受尽折磨。每隔两天的晚上，我睁着眼睛躺在陌生的床上无法入眠，至到凌晨约4、5点才鸣着轰轰的打鼾声昏昏睡去，第2天却又在约莫早上10点精神爽利地醒来，不断出门、不断旧地重游、不断觉得整个时空都像个超现实世界。

因为睡眠时间大幅缩短，我在伦敦的一天其实是别人的两天，就像倒映在天花板玻璃镜上的黄色球体，那是一个乘以2的世界；可是那个世界中有一半是假象，我所体验的伦敦又有一半是混杂或甜美或苦涩记忆的真实。天气的关系，我开始在圣诞节这天感冒，透过带有病菌的身体旅行，整个伦敦的重游经验更像是一场梦般，一切都不再是从前我所认识的一切，却又都是，扑朔迷离得来又有一点点感人。

当我和另两个朋友走进Soho一家超过百年历史的法式糕饼店，Maison Bertaux时，一名年轻的克罗地亚店员，Mento，竟还记得我。我推门走进那家漆上淡鹅黄色的小蛋糕店时，他正站在门边的展示柜前整理一位客人的点餐。我看着他，心里想着，好久不见；当他抬起眼看见我时，因为知道已经很久没见过我了，便扬起声问我哪里去了。

8个月，我已经离开8个月了，而伦敦至少尚有一名陌生人记得我的脸。同样曾在伦敦待过一段日子的朋友问我关于伦敦，我告诉他我在Maison Bertaux的奇遇。他传回来的简讯告诉我，至少还有一部份的伦敦与我同在。

至少还有一部份的伦敦与我同在。因为当我离开伦敦时，我不再拥有我的伦敦──我在Old Street租来的公寓、我曾使用的IKEA家俱、我购买边缘设计师的服饰店、我的Tate会员身份、我的Vodafone电话号码，还有我的英国恋情。

我曾经那么害怕回来，因为唯恐记忆会抽痛现实的神经。回到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不再”的事实让人有源自胃肠意欲作呕的恶心，而产生一种无法自持的晕眩感。我可以猜臆那晕眩感滚滚袭来的原因，只是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感觉那晕眩，进而平衡之。

一名熟悉的陌生人片刻停止了我的晕眩感，他让我觉得自己回到了伦敦，释放了我不能放开自己已不再是伦敦居者、不再拥有伦敦的情结，因为至少还有一部份伦敦与我同在。他让我再一次想起伦敦是一座怎么样的城市，这样下一次我再回到伦敦，会更晓得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来接受自己的旧地重游。

当然Maison Bertaux的帅气Mento只是短暂制止了我的晕眩感。我仍持续每隔两天的失眠；仍持续好不容易在晚上9点睡着却在凌晨3点钟爬起来洗澡；仍在地铁转乘的地下道有随时扶着墙喘一口气的心理需要。宛如Olafur Eliasson的作品一样，参观者可以透过躺在地面上看见镜中的自己感受人工大自然的经验，我不断有空隙检视自己在伦敦的过去与今天，甚至是我不在伦敦时的过去与今天。

在我缺席的8个月中，伦敦似乎微微有了改变。原本不为人知的小店如今客似云来。我坐在里面仿佛看见8个月前坐在里面不知如何面对个人人生的我；而我又从店里挂满镜子的反射里，看见当下的我──我清楚知道我，要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了吗？

伦敦冬天寒冷又干燥的风吹走了我皮肤最后一层水份，手指头又开始出现裂痕；而由于穿著高筒靴不断走路，脚后跟却开始长出一团软绵绵却终将磨破的水泡。我却毫不在意，神经末稍的痛楚在冰冷的空气中被降至零度，只要时间久一点，我知道伤口会被疗愈。就像Tate Modern里第4项受委托的大型Unilever系列艺术制作《The Weather Project》会随着展期的结束而拆卸。

就这样在一个充满晕眩感的旅行中，我感受到时间的消亡感──一切都会过去的，过去了就会没事了。虽然有时我在没事的现实中总是会分不出是过去的痛楚比较真实，还是当下的。

但只要晕眩会随着旅行的结束而结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