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ugust 31, 2006

我很旧•Paris


年轻的朋友告诉我,他喜欢破旧的文化,因此旅行的时候喜欢去处处古迹的地方。他也是少数对印尼、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着迷的人,我听着他对古老文化的热情,忽然意识到,也许我是个很旧的人,所以才拼了命想要新东西的刺激。

因为我很旧,因此我到了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也只会在干净得看起来不像经历过百年繁华的大街道上,寻找新的店铺、酒吧、酒店、艺廊、咖啡馆等。来到巴黎,许多古迹建筑门前都会有个牌子标示岁月的意义,我看见会停下脚步抬头仔细察看好几百年前盖起的宏伟建物,在心底“哇”了一声之后,我继续揣着怀里的新鲜地图,往一家在我上一次与这一次的巴黎旅行断层间开设的新店走去。配合巴黎行人的步伐,我的脚步时而局促时而缓慢,而在这个寻访的过程中,我的好奇心总是会被新事物绊倒。当然这些所谓的新事物,其实可能是其他人的陈腔滥调,只不过出于我的无知和乡巴佬的特质,才一次又一次地被迷倒了。

就算是到了拥有迷人过去的时尚店铺里,我看中的也永远都是新鲜的商品。在巴黎Coco Chanel于1921年开设第一家Chanel专卖店的rue Cambon上,看到了如今从原来一家店铺扩充成面积高达800平方米的“Grand Cambon”Chanel旗舰店,当代时装天才Karl Lagerfeld在20世纪时装大师的灵感废墟上创造了新的Chanel神话,我从展示架上拿下据说昨天才到货的平底鞋,轻轻触碰新缀的山茶花饰,脑海里却很不争气地盘算着一个会被许多优雅女士视为品味拙劣的塑料Chanel模拟漫画少女主题的手镯,只不过因为那概念在Chanel来说显得够新。

当我还不是那么旧的时候,似乎只要是来自欧洲的异国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那时的我不需要药物的助力便会很亢奋,也不需要大麻就可以用一种时速5公里的速度在快乐着。可是当我越来越陈旧,我在生活中沉淀下来的,不是智慧而是许多过时的资讯,我看到许多标榜着新的事物,也会看见创造者灵感来源的历史或索引之身影,那么一来就显得不够具有原创性,新的也就像旧的一样,挑逗不起我的欲望。

我听着年轻的朋友告诉我他喜欢破旧文化时,想象着在他眼中迸出因为激情而产生的火花。我想,我真的很旧了,却只能不断出发去寻找新事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总是没有办法从旧事物里找到新观点,在我已经形成规律的生活里发现新的乐趣。我很旧,因为我活在一个失去激情的年纪,只有不断咀嚼反刍自己还无知时便相信的价值。

Saturday, August 26, 2006

离开自己•Beijing


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才沦落到公司上班的朋友,有一天从MSN上传来一则简讯:我想离开自己一阵子,离开参与了建设这个公司的我、离开目前这个看起来有点精神不济的自己。

离开自己一阵子,听起来就像是村上春树小说里男主角会想做的事,我在MSN上嘲弄了他一下,一把年纪还像青少年时期那样着迷于村上,他也笑着认可了,两个在公司里用公司电脑上网聊天的人,就草草结束了一场对话。

朋友的话在几天之后重新窜入我的脑海。那时我一个人走在北京扬起一大把一大把建筑工地尘埃的人行道上,大卡车和被堵住的计程车拼命在下班的尖峰时段猛按喇叭,许多站在凌乱巴士站牌底下的人们歪歪斜斜地站着,衣服粘在他们身上,那景象十分炎热毛躁。我低头匆匆走过,方向有点未明,忽然也好想离开自己一阵子。

想要离开自己,可是问题是我们该当如何向自己告假?

我们可以和上司说好、和公司请假,然后离开工作一阵子。安静一点的选择有马尔代夫、巴厘岛、苏眉岛、兰卡威;孤独又不失城市喧哗的有巴黎、纽约、东京、上海、伦敦等。日本及韩国电影里,一些妻子透过外遇来离开自己的婚姻一阵子;正值年轻的人利用出国念书的机会离开让自己窒息的家。人们往往误读离开为离开一个地方,想深一层其实不过为了离开自己的角色。问题是不管我们请假跑到哪里,自己都会跟到哪里。这就是我们不知道要如何向自己告假的原因。

就算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有点破损,或是折旧得利害,我们却从来都没有办法像换一双鞋子一样,走到店里挑一双全新的Prada或Miu Miu,看中款式、试穿、权衡与衣柜衣服的搭配方法、结账,就可以把脚下穿着在两年内走过五座城市的Marc Jacobs缀满黑色心型图案的平底鞋丢到垃圾桶里,重新出发,假装自己从来没有穿着一双坏鞋子出门的坏品位。就算走到天涯海角,那个破损折旧的自己在那里。就算是在希腊圣托里尼岛上最美丽的夕阳面前,努力想要抖抖自己,把一身的疲惫抖落在蔚蓝色的海面上,一转身,在别人的太阳眼镜反射中看到的也还是自己。

想着离开自己之不可能的同时,走在街上的我忽然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我们每天镇日对着一些我们喜欢一些我们并不喜欢的人,只是到了最后一天为什么自己竟然是那么难以面对的自己?我穿着那双还没有丢掉的Marc Jacobs平底鞋,跨出另外一步,越过马路。也许我从对面的人行道回望,我会看到答案。

可是我没想到,到了对面我却忘了回头再看一眼,寻求答案。而自己也已经跟了上来,永远不离不弃。

23岁•Taipei

1
你像一只虫
忽然就飞到我膝上的裙里
我拍打你,想赶走你
一个燃烧中的蛋糕走了进来
就在这荒原的野餐中
我会见了你
你的脚印粘在我鲜血一般的裙上
抓破它的皮
我的朋友在前面
一个 两个 也许三个 四个
或者更多
在烛火中
在他们一具具欢乐无知的躯壳中
清唱
你邪恶的到来 我单薄的焦躁

2
我没有理由擦拭你
因你已进入我身体
从秘密的走廊爬过 越过果实垂累的宫房
技巧地避开我因绝食而滴水湿润的肠道
在心情的叶瓣间筑巢
我知道
我逃不走的
我觉得冷,不知道你将向我展示什么

3
痛,你从我的名字开始咬噬
姓名学中我那注定发光的笔划
被你啃噬到只剩下零星骨头
我的命格 我的掌纹 我的面相
我的星宫 还有我妖媚的痣
都因为你的贪食而来不及扬名立万

4
你踩在我身上
和我一起参加期末考试
三个博士学位的教授把题目贴到我的鼻尖
想法想法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提起我 在空气中抖落
几个旧世的观念
爱 自由 与重


5
你将永远不会迟到
每天和我一起醒来
旋开岁月的水龙头 流掉我的精力
你为什么把睡眠锁在我拿不到的地方?
我已经不是孩子
我可以吸食古柯碱

你踩在我身上
增加我说话的磅数
我矮小的朋友迫切看着我眼角的细纹
他们不会了解
我黯呀的忧伤
如何在每一个失眠的晚上
穿起铁匠的衣裳 敲出青春最后的花火
我灼热的泪水如何燃煮我失声的眼珠

6
我多么害怕青春会披一身彩衣来向我兑现
一则遗嘱:
出名要趁早

你在早上的边缘看我
狼狈地在泳池边挂起一条长腿
用半个身体拒绝冰冷的泥水
你身边还有那些被社会的雨水淋湿的人们
佯撑一把伞
等待我掉下去或
爬起来

7
这是一个太过残破的想法了
我们缺乏爱我们不够迷失我们在垮掉的碎片中喝着汽水
这个世代欠缺英雄我们的理想显得多余

父亲在这个时候生病
你坐在我孤独的房里看书
翻页的声音割裂我们之间长久的静默
经过房门的人并不知道事情已经发生
我连家人还没有记载
所谓精确的文字纯然的情感

它们并没有发生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来到了
那些都还没有发生,而这些却已经发生

23岁,我孤独的标本还不够多
朋友问我
从哪里学会孤独
终于了解我的生命再也无法用
一个简单的定义化约

我将不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了。
我将是你,而你将是那个在我梦中增加石块的灵魂
每年等量增加
每年威胁我一次

夏天的果实•Taipei

在背包
藏夏天的果实
旅行的晃动中
压碎一角
染湿了秋天的外套
甜而涩
如我对你
最最矛盾的恋情

告别式•Taipei

在密室中流汗
时间被黑暗蒙蔽
你在盲目中向我急速跑来
我在撞击里演练浪漫之姿
决定放弃学问
在你面前幼稚不堪

夏天汗化成水
在我身上跳舞
白天我被锁在睡眠里
晚上则发亮双眼探索你
我害怕你
也害怕你害怕我

这是我们的告别式
温柔充满折损
我总是无从预言你
同时不愿承认并不爱你
一如你 并不爱我

只是厮磨
在暗处没有人听得见我们的黑暗里
我们戳伤彼此成为瞎子
以为爱就在前方
留着血握着不放
直到天亮了有人扫地经过
把凝结的血块踢翻
惊醒了对峙的魂魄
就决定和第一个碰到我的人离


告别式,这就是我们的告别式
没有眼泪
没有绝食的镜头
甚至没有死亡
安静的画面让我为己身的沉着
感到胃痛
便吃很多来消化它。
如爱。或不爱。

夏天无力跳舞•Taipei

而我们已经跳了一个早春的舞
在压榨青春汗水的舞池里
颉取片刻有光的所在
电子节拍敲击关节
我们的舞蹈在药物中陨落
分离 扭曲 闪动
让我们跳尽一个春天
直到夏天来临

我们为烟烧毁的喉咙
坐在门口
寻求心灵最精致沉着的
平静

无聊的阕歌Boring Ode•London

于是Anastasia和她的男朋友Aggelos一人拉着一个行李往门口走去。我穿著家常便服,睡眼仍惺忪地站在自己的房门口,和他们相拥道别。旅途愉快。好好照顾自己。别想太多。一个人住要小心。别随便开门,我们还没缴电视执照费。好的好的。你们玩得开心点,帮我享受一点希腊的阳光吧。别忘了把妳的合约寄出。会的,再见。再见。再见。

我把门合上。终于一个人了。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人的,只是这是搬到新房子后,第一次一个人坐拥整个空间。两个礼拜前,为了布置整顿这个我们一起租下的公寓,每天几近昼夜不分地紧密生活着──这窗户要擦干净。那角落像积了三年的尘埃,我已经蹲在那里半小时了。我们的房间都需要一张桌子和书柜,明天一起去IKEA吧。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厨房需要那么多柜子,我们用不完的啦,可是还是要把它们一个一个擦干净。垃圾!我们要把空箱子和垃圾拎去丢掉,我们制造太多垃圾了!你不觉得那沙发的颜色太丑了吗?去买一块布把它披上,换换感觉,好不好?嗯,妳介不介意我把过期的时尚与音乐杂志放在厕所的架子上?快来看,我组好我的高凳子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坐在上面,倚窗欣赏伦敦东南区无聊的夜景了。还好有另一个决定短暂与我们同居的韩国朋友Ellen,在帮我们张罗一些更细微的部份,可是三个人还是累得像狗一样,一到凌晨五点半趴下去就叫不起来,第二天过了下午二点,才摇晃着灵魂的重量,走到浴室去盥洗,展开昨晚未及完成的整理工作。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近一个礼拜,在入伙的第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请了朋友到家里来开所谓的“House Warming Party”,俗称“新居入伙仪式”。客人国籍的多样化完全说明我们身处的伦敦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电子舞曲音乐,红白酒,简单的调酒,小甜点,零食,笑话,两台消音的电视画面,人,香烟,我们怎么可能有机会觉得孤独或寂寞呢?

可是我们很快就觉得累了。或者我应该说,很快我自己就觉得累了。派对过后醒来,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消亡感,可是那空洞并不是由于派对的过度热闹而带来的。如果我简单地归纳,那毋宁是对空洞的认识过于肤浅了──如何可以经过那么多年对喧嚣的训练还不知自处?是自己从一开始就认定城市学是必修学分的,是自己决定城市里的人有虚伪矫饰的极致,和热情与淡漠的矛盾结合,是自己不由自主就爱上城市的繁华喧闹,与动不动就得以对那肤浅矫饰施以犬儒的讥讽的──那一般人对城市华美背后空洞贫乏的刻板印象,并对之嗤之以鼻的态度早就不是困扰我的问题,我只是忽然觉得,忽然就觉得,自己不见了。

有关派对之后清理房子的笑话是:从派对第二天下午到第三天早上,最先要解决的垃圾是,叠在你家客厅沙发的三条壮汉、抱着马桶边吐边睡的女子,还有干脆就穿上你睡衣裹在你棉被里昏睡十五个小时的所谓“好友”,然后你才有机会真的把空酒瓶、烟蒂、塑料杯、脏纸巾等秽物拖到大楼底层的垃圾桶里。我们的派对状况比较好,礼拜天下午,把早上吐了两回的朋友摇醒,裹着外套、夹着香烟走在冷空气里,到新家附近的Bar & Deli去。那装潢摩登极俱现代感的餐厅曾在《TimeOut》伦敦生活指南杂志的封面出现,店里隔间用的矮墙上贴有一大片不同层次橙红黄色霓虹灯状线条,我们素着脸捧着不加糖与牛奶的热咖啡,却完全可以想象到了晚上,这家店要如何摇身一变从餐厅转为痴男怨女展示情感之地带。

我们坐着谈话。吃了两颗头痛药的朋友即将回去土耳其,我已经数不清这几个礼拜来和多少人说了再见,而那众多再见中,有很多是彼此都知道永远不会再见的了。如果不曾紧密生活在一起,那朋友的成份其实象过客多于一切;如果有一天再见了,也不过就问问彼此好不好而已,当然都说好啰,没事作啥向没情份的别人提自己感伤的故事,徒添他人负担或落人口舌。城市手册中必备的字汇就叫它做“疏离”,可是对于那些曾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一起谈过几个晚上心事的朋友、一起去喝过几回酒、渡过欢乐时光的朋友,说再见,就需要一点技巧,必须巧妙结合眼中泪珠与唇上微笑、必须一起许诺到彼此国家探访,因为我们都相信伴随命运而来庞大的机运可能性,就算这诺言在五年内都没有实践的可能,也还算是真心的承诺。

用连锁烟抽掉一顿午间早餐的时光,和朋友聊着自己硕士班毕业后的打算,也不过是和其它留学生没什么两样的选择,要嘛回家认真找一份还可以的工作,要嘛以找工作为由苟且留下来,再了不起就继续念个博士班再从长计议。朋友选择回家;我则选择留下,看起来都是好事,都是得体的选择。于是我们彼此祝福、彼此鼓励,当然也对彼此倾诉当下的迷茫──不管选择是什么,日子好象都是要过的,我只是在这生活的过程中,忽然就找不到自己了。

为什么呢?

我很快就在新的房子里养成新的生活习惯。电话。电视。音响。Play Station 2。滤壶咖啡。细红格子白底棉被被套。开始放弃地铁而搭起公车到任何地方去,开始因为更多pub与club而记得更多街道名称,开始寻访一间又一间有趣的个性小店,开始读Doris Lessing与Kazuo Ishiguro小说中有关伦敦的部份。

可是我还是轻易就觉得,自己,不见了。

我那实际的母亲一定要说那是因为我生活没有目标的缘故。我以为后现代生活要不是活得积极忙乱,一天中会上百个交错的目标在进行;要不就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一个目标也没有。很不幸我是后者,有时间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找所谓的自己。

另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四点,电视台Channel 4为欢庆影集《Friends》不知开播第几集纪念,而轰炸式地一连播了12集《Friends》。坐在电视前马铃薯般看完之后,收到朋友传来的简讯:最近为何心神恍惚?

便坐在十二楼房里,巨大方形玻璃窗边的高脚椅上,仔细思量这么一句话。

属于市中心的伦敦一区,每逢周末便寂静地像座空城。平时会排成长龙等交通灯由红转绿的车阵,也在这时完全消失。鸟瞰地面,道路空旷得连划在路面多年、淡了颜色的指示路标,也忽然像被放大般,清楚地对一个十二楼的无车阶级说明只能右转的限制。

冬末伦敦的天空开始慢慢在下午五点以后才暗下来。可是属于傍晚的整座城市的阴暗灰沉,却还是让人为一天即将失去日光的事实,而苦恼得透不过气来,或睹气式地,不愿透气。

我觉得无聊。或者伪知识分子一点地说,我觉得没有意义。

如果我曾经从巨大的快乐或巨大的哀伤走一圈回来,那么也许我可以轻易对自己的经历下注。只是我没有,我只有无以名状的无聊与难堪的失落、挤在Pringles薯片罐子里的烟蒂和厨房里的Martini Bianco空酒瓶,还有一段朋友对于无聊生活体验的眉批:“关于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无聊生活就无法体验生活的看法,我的回应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体验到生活呢?坐在房里不出去,无聊,没有意义,我还是以这种方式体验了自己的生活。我只不过是以一种完全背离那些充满正义感与抱负有意义地活着的人们的方式,在体验我的生命罢了。”

因为意义从来都不存在。

因为意义永远可以被创造。

才写了这么一首无聊的阕歌。

绿光•London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礼拜六晚上我看见了绿光,你还会相信我吗?

朋友打来电话时,我刚从一个晚餐派对离开,身在伦敦南区往东北开的火车上。时为十一点三刻。她嘱咐我到了那家叫Turnmills的Club时,拨电给另一个朋友,因为她会把手机寄放在衣帽间里。三十二分钟以后我到了Turnmills门口,三十九分钟以后我排在衣帽间的队伍里,木着为风吹寒的脸听着隔壁舞池的Trance乐音,我忽然感觉到骨头里在窜动的纤维,逼使我的肩胛骨前后来回地移动着。

今晚的音乐主题叫“Metrogrooves”。根据生活指南杂志《TimeOut》的介绍,当晚当阵的DJ Danny Rampling将纵情释放他著名的享乐主义式曲风。八分钟前还缩在户外近似冰点的风里,现在却已经将外套、毛衣及手机等外物塞在包包里,准备流一场午夜的汗。有人拍了我赤裸的背,是拎着半满啤酒的朋友来带我过去更多朋友群集的舞池中央。

就着连续不断往不同方向快速扫射的高瓦光线,在半黑的舞池里认清久违朋友的脸。他们的手和身体贴切地与音乐节拍平行舞动,流动的光在他们脸上打下不同阴影,使得他们对我绽开的笑以切割画面呈现眼前。

还来不及跳舞,我就非常地口渴。因为在前一个派对上喝了不下五杯不同的酒精饮料,并抽去不下八根的烟,一路上喉咙便非常干渴。转身到隔壁厢房的吧台买饮料,在走回舞池的路上,我便喝掉三分之一杯调制得体的Gin and Tonic。夹在迷幻乐曲中的强劲节奏一直拍打着我的神经。那是我周末晚上的开场,挤在摇晃地比节奏还用力的人群中,我全身的肌肉与关节,便以平时扭转、伸展不到的角度对抗起地心引力来。我必须要跳跳跳跳跳跳跳起来,以免委屈了之前酒精与烟的暖身。

跳舞的时候,我是不会思考的。喝太多酒也让我无法思考。没有人会在跳舞的时候思考的,只有清醒的笨蛋才会这么做──如果在对颓靡坦诚的地方还保有意识,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折磨自己呢?当我终于体悟到这个道理时,我年纪已经大了,便很后悔自己把整个青少年期浪掷在质疑夜店、跳舞、打扮、刻意堕落这回事上。年轻的堕落是一种特权的享受,否定它的人只是因为不得其门而入而不得不折返者──你以为电子舞曲肤浅吗?那么你可以分办出House、Trance、Garage、Techno、Breakbeats、Funky、Grooves各类电子舞曲并保有强烈自主意见吗?

不思考,我就一直笑。一直开心地笑。同时我也一直有和别人说话的欲望。和眼神交错的朋友说话。和站在不远处跳得忘我的陌生女子说话。和吧台的酒保说话。和费力挤过人群经过身边的光头说话。和站在梯子旁台阶上的纽约帅哥说话。我一点也不介意说话的内容,反正音乐那么大声,彼此都听不见彼此的心意。笑着跳舞的同时,我就也只是想一直和不同的人说话,和平时与将来不会再见的人们说话。

就这样过了很久,在一个DJ换碟的过场之后,同音阶的磁音被曳长成另一种风格。最强节奏的间隔明显被急速拓宽又窄化,沙石般的滚动低音以更快速度插入次强节奏的层次间,高音电子键盘铺陈的小段乐章自我重复地跳跃在贝斯的承载频率里。我的朋友们跳得更快了。头摇得更厉害了。捧着酒杯或拈着烟的手也并没有慢下来。因为移动的幅度扩大,人与人之间贴得更靠近了。有些人的身体已经长出另外两只手臂了。有些人的嘴巴已经贴在另一个人的唇上了。

而我还在跳着。只要DJ左右手交错切换混淆制作的声音,仍一个音波紧紧贴着下一个音波从扩音器传来,我就不能自己地跳着,彷佛力气与节奏皆来自同一个让人向往的国度,彷佛灵魂可以在神的舞曲中得到升华。总是在这么一个紧凑的仪式,不经意间看见朋友微微后仰的脸上,挂着一个暧昧的笑容,才察觉自己或许同样也有一副似是而非的神情。每一个流荡在称不上乐符的幻音里的人们,不管是摇摆、亲吻、抚拭、搜寻或凝滞,原来都隶属于同一个国度的子民。

在那个以闪烁光线突显黑暗的密室里,世界是一个人与人流着汗紧紧相连的空间;世界也只反应在一个节奏紧紧催促的一秒钟里。

丢掉一根烟,喝完另一杯Gin and Tonic以后,我正以为自己融合流动在一个伸手探向空中以捕抓强力节拍的人群里时,却在忽然间,看见了绿光。

就在闭着眼睛流汗之后,当我张开眼睛抬起头来,吊在舞池最深处低矮天花板上的投射灯,由左至右绽放出一排平行于头顶的绿色光线。在那光线还没有转到最右边的尽头时,又有另一个层次的绿光从左上角斜斜射出一道光芒。那光转换的速度非常迅捷,绿光很快被光谱里的其它颜色取代,再以更快的速度从不同角度变幻出现。

那光,以不同层级的方式向我扫射过来。音乐并没有停止,我的身体还在摆动。光的颜色穿梭在节拍里,可是我只记得绿光最明亮的出现与变化。当一大片半圆形状、近乎透明的绿色光束,由上至下朝拜式地向窜动人头压下去时,我便再也看不到别人了。再也不想看见别人、笑着和别人说话了。在那绿光里,我只剩下我自己。在绿光里,我忽然想起戒毒成功并推出新专辑《A New Morning》的Brett Anderson,在一个访问里提到,每个周末,曾经因为害怕寂寞而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

我只是害怕没有人打电话给我而已。

在一个因为信仰电音幻舞而美丽地沉沦着的人群中,把孤独的手机寄放在衣柜间里,就可以不必间歇性检查手机的“未接来电”、就可以搜集到更多陌生人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期望更多“未接来电”、就可以在没有接到电话的周末继续回到共舞流汗的圈子里。

在那绿光里,原来我并没有办法忘记自己,只有剩下自己。我合上撕裂着笑容的嘴巴,用酒灌溉早已为酒精麻痹的口腔,和为烟烧毁的喉咙,认识到因为寂寞而产生的寂寞,忽然就觉得,好快乐。好快乐。

偷渡巴黎•Paris


我记得那个下午。摄影师同事在我们一起走过place Vendome时,看到落日的余晖懒洋洋地洒在广场上的铜碑,还是忍不住就支起脚架,站在路中央的小人行通道上又拍了起来。我站在他身旁,早已习惯他对拍摄巴黎美丽景物的雅兴,却也百无聊赖地在人行道上看着在路上川行而过的人们与车子——其中一台车子里的年轻小伙子看到了镜头,就快乐地在车子里扮鬼脸,以为那镜头时对准他们而来,而专注对着发放着历史余晖地标建筑的摄影师还浑然不觉。

车子开过,我继续站在街头,不带任何计划阅览着巴黎街头。不经意抬首,就看到对街一个黑色镶金牌坊上写着“Hotel Costes”,是巴黎著名的酒吧,也曾出了一系列的沙发音乐专辑。那是一家由Jacques Garcia设计的精致小酒吧,里头厚重的地毯、天鹅绒座椅、奢华木墙,几乎就像是把他本人对华美堕落历史的想象都落实在一个空间里了。

这个地方很受欢迎。当我和摄影师都还住在Le Bristol酒店的小套房里时,和我们合作拍摄时尚彩页的造型师敲了门走进来,我们坐在床沿大致地规划着第二天的行程。她建议我们到巴黎知名的酒店酒吧Hotel Costes去,试试是否可以得到拍摄许可。后来我们在接近11点用完了晚餐后,便拦了一台计程车往rue Saint-Honore的Hotel Costes前去。原想探问有关拍摄的许可,如若无法美梦成真,那么至少可以在那里喝杯小酒。计程车还没停在Hotel Costes的门口,便已看到身穿剪裁利落外套的年轻男女站在黑色大门前。当我们终于钻进Hotel Costes低矮天花板下的温暖酒吧时,发现公关不在而酒吧也早已客满。

那时还没来得及调整时差的我们,都已经累了,也就没有坚持一定要在Hotel Costes等到位子才可。站在Hotel Costes对面那条街道的时候,我想象着如果那个晚上,我们坚持等待,不知道在Hotel Costes败坏的气氛中,是不是就会成了一个短期的公子哥儿和大小姐。

当然那也不过是在巴黎工作时一个无聊的幻想。可也正是这些无聊的幻想,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在几近没有终结的巴黎工作日程中偷渡了巴黎。走过Hotel Costes的时候,我喜欢巴黎的理由持续加深,然而我不确定的是,如果自己也到这座城市里生活,自己是不是就会因此而比较快乐——如果我可以为自己找到快乐的方式,那么我也应该可以在这世界任何地方,制造快乐。

昨天的声音Sound of Yesterday•PEN


回家,为了找一件鲜黄色防水风衣外套,特地和母亲一起回到空置一段时日的旧家,结果防水风衣外套遍寻不获,却翻寻出好一些秋冬装备。母亲絮絮念着一直要把那些衣服带回去清理一番,希望可以替代那件颜色明亮得像夏日清空的防水外套。

我在偌大无人、无家具的房子里游走,一会儿就走到堆满我的书籍的一个房间。那原来也不是我的房间,可搬家前,家里人要用到我的房间,便把我的财物——我的财物当然就只是从中学到大学时买下的书籍——都往空房间里堆了,后来我还没来得及回家“定居”,家里人就已决定搬到另一个州际的新兴住宅,我一大堆秤得出重量但秤不出有形价值的书籍,便落得在旧屋子里和灰尘、蜘蛛一起度过好几百个无声的午后。

CD也一样,在一个IKEA买回来的架子上,铺着薄薄一层灰,静静地相互依靠着。拿着一张面纸,我匆匆擦拭了几片CD的封套,后来干脆不顾尘埃会在手上留下污渍与一股年久失修的味道,便把一些带回记忆的CD都拿了下来。放在地上,看着时,忽然就想起这些昨天的声音。我曾经在哪一个房间里,紧紧地贴着电脑的音响系统,认真地拿着歌评辨识着每一个乐章变奏时的精彩神韵,然后在和朋友聊电话的中间,朋友听到了声音,会在对话中停下来问我,那么沉静压抑的诗意,是否就是David Sylvian。

那时候,我从这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决定了有些声音是会陪我到任何地方的声音;可是后来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在累积了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以后,我的耳朵并没有变得更灵敏,可是我的大脑与心却似乎越来越懒惰,我渐渐把一些需要用力气、用心,甚至用脑去感受的音乐,放在一边。于是打包行李离开时,便带上了孙燕姿的专辑。那时也没有想到自己一走,会走得那么久,原本以为有些声音,如果想起时便也还是可以随时回来转个身找到;没想到,到了今天,这些声音包括Yo La Tengo;包括David Byrne,都成了陌生的昨天的声音。

蹲在地上,慢慢翻着那些CD盒子,有些是空的只剩封套;有些CD还晶亮透人。旧家没有任何电器,听不见任何远方音乐人的心血;缓缓背后传来母亲的脚步声,没想到,人生有许多事物,就是这样变成了昨日。

书店的幻想Imagining a Bookstore•London


行经一家书店,门口静悄悄地贴了一张黑白照片,是黑白摄影集的小型海报,静静地很有气质的那种。那是一家旧书店,所有的书都以一种乱中有序的方式展示人前,和大型连锁书店的井然有序,相去甚远。门口同样有一排在晒着太阳的旧书,路上行人经过时有闲情者就停了下来,浏览了一遍后再从中选出其中一或两本来翻阅。我站在那里伪装自己也在看书,其实思绪早已漂得老远,远到我几乎不记得,原来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开书店的梦想。

那时我和朋友们都还小,读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就发下豪愿,以后也要开一家全白色的书店,小巧干净而明亮,书店一隅会有咖啡吧台,位子不是很多,主要是希望在书架前看书的朋友会时不时闻到咖啡的香味,而不至于觉得一个人在深夜的书店里看书会太寂寞。而这么一家书店的店名自然要唤作“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很长,很不符合行销学上的规矩,可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一点也不在乎,反正这么一家书店并不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设的,喜欢的人要来就来;不喜欢就拉倒,免得老板看那些人不顺眼还要把室内音乐换成戚怨的古典乐,来赶走客人。

后来诚品书店成了华人文化圈的光荣后,我们就很少提及自己小时候的梦想了——也许这个世界只能有一家诚品,而这家诚品也只能源自台湾,因为根据台湾《时报》周刊的报导,诚品经历多年的亏损,除了靠创办人咬紧牙根撑着,其实还靠不少富商、银行借钱周转,也要出动政治人物如陈水扁也担任说客,才会有今天。亏钱的文化事业渐渐成为我们这些努力赚取美好生活元素的人们眼中,一个奇怪的脏字,明明心底觉得那字眼不是太脏,和朋友聊天时讲起还是有一种心虚的疙瘩,仿佛自己又不小心骂了一句脏话。

梦想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幻想,这个时候的我们甚至连自嘲自己腐败,也显得做作,幻想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低。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有一个朋友要到伦敦去,我还是要特别叮咛他要到介于Soho和Covent Garden交接口一个小角落的Magma艺术设计书店去看看,仿佛是去要看看别人为我们完成幻想一般。

Friday, August 25, 2006

没有窗户的孤独Windonless Moment•Berlin


下着雨的早上,我站在一家成衣品牌的公司楼下,等待一个迟到的会议的成形——许多理应参与会议的人们,都因为雨水的阻滞而不得不缓下步调。推开门,站到门外去抽一根替代早餐的烟时,我忽然感觉到自己置身在一个非常奇妙的时空中。那哗啦哗啦下着的雨,降低了大马的赤道高温;而如帘子般垂下的雨网,则带领着一只疲惫灵魂悄悄穿越现实的壁障,来到一个想象的悬崖。

我想起了在柏林。

那种天气,我可以以为自己身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记忆场景,比如经常下雨的伦敦或台北,可是我偏偏想起了柏林。而我刚好在柏林逗留的三天,其实都没有下雨。我想到的是,当我挽着一个现在已经联系不起名字的人的手,走过一条寂静无人的街道,看到一栋孤单建筑的心情。那是在一片低矮房子中,忽然冒起的一栋灰土黄色建筑群,说是建筑群,是因为建筑与建筑之间有高低方圆的结合,拆开各自可以自成一格;放在一起就成了紧紧相连的废墟。

而这个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像这群建筑那么零落的废墟,没有名字,没有地址,没有人的目光曾经投射于此,甚至可能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文明的废墟。他们的破落经由断瓦残壁凸显;他们的孤单封锁在打不开的窗户里,就算刚好有风或者有人把窗户打破,那窗也再也没有窗的用途,也就再称不上窗。那是一种没有窗户的孤独感,可怕的是,也许这栋孤单的建筑,里面还住着一些人,在很冷的冬夜一个人自己透过想象与意志的力量,取暖。

站在自我投射的悬崖上,我想起的当然不只是几叶包裹不住孤单的破落的窗户,还有一种遗落的情感,比如说,一种因为复杂的思绪而体悟到的甜美味道;一种因为不舍得而紧紧不放的执著;一种义无反顾的勇敢。

静静抽完最后一口烟,用鞋尖捻息烟蒂以后,失去年轻人的勇气的我,终究还是要回到现实的会议中,否决另一些年轻人过于不实际的浪漫与创意。我唯一不确定的是,到底是我还是那群年轻创意人,站在没有窗户的孤单中,费力取暖。

Thursday, August 24, 2006

不是Woody Allan的曼哈顿•New York


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到纽约去,住在台湾同学阿姨家里。同学阿姨请了个上海来的管家,住了几天之后和管家聊天提起上海,那管家阿姨开心得不得了,说上海就是中国的Manhattan。我那时虽没到过上海,却也没有真的就相信她了,心里还偷偷揣测,如果上海是中国的曼哈顿,管家阿姨又何以要大老远跑到美国来呢。

那时纽约是世界知名的大苹果 ,和现在像一颗被炸毁过的烂苹果,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美国时尚社交杂志《W》末页提供国际旅人视野的专栏中,竟然也探讨起上海是否会取代纽约这种课题了,不用说,那作者自然是反方。我那一趟到纽约,算是上了一堂有关美国资本主义领军经济大军的课,接下来几年全球化带着国际品牌蔓延全世界后,我对一个牌子一个牌子气势磅礴地落户吉隆坡阳光广场也就有了知道如何接招的准备。

有一次到一个代理精表品牌的客户那里,看了他给我们播的腕表宣传短片,其中一个访问了美国纽约设计师Donna Karan谈她对生活在纽约的看法。穿着一件很明显是她本身作品的低胸宽身上衣,坐在身后窗外是纽约高楼大厦为背景的办公室里,Donna Karan很简洁有力地述说着纽约迷人的地方:每个人都想要生活在纽约,而生活在纽约又显得特别有活力。Donna Karan创立DKNY原本是要设计适合自己女儿的时尚,也同时选择了纽约这座城市作为自己创作的灵感泉源,让DKNY这个年轻品牌充满了城市的魄力。于Donna Karan来说,一个走在纽约时髦街头的年轻女孩可以把DKNY的服饰、时尚单品、腕表自由搭配出个人的风格,也同时成就了纽约。

当然纽约不可能只有Donna Karan和DKNY,可是当我再一次走在纽约的街头,看到一个高高瘦瘦的女生穿着一件灰色风衣、踩着靴子而腰间挂着一条Chanel铁链子腰带往Soho另一头走去时,我便深深体悟到Donna Karan口中的纽约是怎么样的一个纽约:那是一个时髦小区,马路无需太大但可以让生活在里头的人延伸时尚秀猫步的伸展台。

世界有时很大有时很小。每一座城市都关乎住在那座城里的人们,我们记得纽约因为曾经有人在纽约的创作感动过我们,让我们不觉得纽约太远。而一直都在拍摄纽约的Woody Allan最近忽然跑到伦敦去继续他喋喋不休式的知识分子电影,我们这些曾经买过他的剧本跟着电影主人翁记下过对白的人们,就忽然有那么一点点想开了,原来纽约的代表人物也会让自己的才华移民到另一片土壤,让距离使自己看得更清楚真实。

Wednesday, August 23, 2006

行经哀伤 Walk Through Sadness•New York


因为即将离开,这几天办公室像个废墟般,堆满了纸箱和一袋袋有待整理的纸袋,有时我从自己的位子起来到美术组同事那里,回来站在自己慌乱的办公空间前,会因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而产生那么一点点的不知所措。毕竟是自己工作了接近三年的地方,即便是在这三年中,工作环境历经许多人事变化,让人从最初的憧憬到真实演变为幻像以至破灭,我站在叠起高过腰间的箱子旁,也还是有一种混杂了不同滋味的哀伤。

那滋味致使我想起十一月晒出和煦阳光但微风冷洌的纽约,我和母亲从地铁站走出来,不经意行经哀伤的那一天。我拿着一张地铁图寻找着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Ground Zero出口。因为911事件,使得中文世界重新检视Ground Zero这个字眼,并且把它称作“归零地”或“惊爆现场”,来到这里的人们,看着一个已经成为一个工地的废墟,遥想着当年双子星大厦的繁华下城。

可能还为时差困扰的母亲,看起来魂不守舍,直到我们一起来到为铁丝网住的工程重地,看到了高挂在工地铁网上双子星大厦的照片和一群群颈项上挂着相机的游客,她才惊觉自己已经来到最为世人瞩目的恐怖袭击现场,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遗址。我们沿着铁丝网旁的小路走着,探首望向原本矗立着纽约骄傲的一个工地,里头已经陷成一个大洞,铁架处处,有一种历史的冷漠。空空旷旷的“归零地”一方,水泥残垣上有人把断裂生锈的钢骨架成十字架,下头便是头戴安全头盔的建筑工地工人在里头挥洒着汗水,企图在损坏中寻找生机,昭示纽约的生命力。

纽约下城的风拼命向站在简陋瞭望台的我们吹来,我站在铁丝网前,不知道谁被关住了,和母亲都说不上多少话。倒不是因为我们来到灾难现场才感受到震撼——全世界看过电视新闻放映的飞机撞上双子星大厦的人,应该都已经历过那不可置信的惊讶与恐慌——我看着缺了一块的地表,想着自己约莫七、八年前第一次出远门来到纽约,就曾经和朋友按着旅游指南来到这里,没想到人类现代文明努力营建的高楼大厦其实也不过一击就倒的巴比尔塔。

那是我和母亲一同行经哀伤的一天,之前我们在父亲过世时,一同坐着等待哀伤的离去,那是人生最大的无奈:我们无法避免哀伤,也无从抵御哀伤,只有坐着等待哀伤对我们感到厌倦终于舍我们而去。而又即将离去的自己,同样了解这趟比较浅薄的哀伤终究也会起身道别,却也还是无法不在办公室里因为搬迁而造成的断壁残垣,竖起一根十字架,象征自己仍然信仰人生。

Tuesday, August 22, 2006

早晨的麻醉药•Beijing


应该是早上5点的时候,和朋友走下计程车。脚步有点颤的她,眯着眼睛晃动着身子往前走去,脸上则挂着一个僵硬了的迷幻笑容。我原本沉重不堪的脑袋,被清晨的冷冽吹走了淤积在头里的四分之一秽物后,稍稍有了一点醒悟。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早的光线,便停下了脚步,看了看周围的景物。很安静的公寓小区,有一种奇怪的温度,我忽然很希望自己不是正要回到自己的床上去,而是刚刚才从床上爬起来,精神饱满地迎接可能充满意义、可能没有意义的一天。

一直以为把夜晚慢慢熬过的人,像是心事重重的人,不管灌下多少酒精、抽了多少烟,蓬勃的脑细胞就是不肯接受麻醉剂,好好沉淀下来。夜的黑暗与人的黯然相映,到了早晨第一道曙光划过天际,身体开始有了生理反应,意识到了疲倦经过熬煮也仍然是疲倦,才学会了在天亮的时候和自己道晚安。只不过当看到北京中产向往的公寓大楼与远处一根破坏画面的烟囱之间,天空被调出了奇妙的色调,站在公寓小区里由方形石块铺成的干净人行道上,我身体疲累,脑子却因为朝霞而活络了起来,我忽然想在小区里慢慢散步,也许慢慢抽一根烟,等小区里精致的法国面包店开门,给自己买一杯来自意大利的Illy咖啡。

只是想归想,受到酒精侵蚀的身体终于攻占了脑袋,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倒下,6个小时以后披着宿醉醒来。翻动的胃向自己发出问号:何苦来哉。我坐在床边,想起前一个晚上一起倒下的其他六个朋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在提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心事,才逼使了我们在暗夜中活动,在明亮的白天承受矛盾的郁闷?到底,在我们美好人生背后有着什么样难以说明的压抑,让我们不管是在白天或是暗夜,都不够勇敢去面对?

我坐着。醉醒的朋友传来简讯,问还好吗。电脑里的iTune弹出顾尔德的32个短篇,我远在台北的朋友从MSN上发来一则讯息,说最近看了《顾尔德的32个短篇》这部电影,竟又想起了在台北生活时和我比邻而居的日子。我站到窗前看了早上5点伫立的那个点,天空已经亮白至失去让人做梦的诗意了。我其实不知道该如何回复我的朋友,好不好以及与记忆有关的话题,便给自己注射一支早晨的麻醉药。

其实生活真美好。

Monday, August 21, 2006

几乎不记得了•Paris


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时是上午六时许,我按照朋友email给我的搭车指南,坐上地铁,转了几次车,来到艾菲尔铁塔那一站。接着再拉着装满冬天衣服的行李走一小段路,来到朋友公寓门前。她把钥匙寄放在concierge那里,我拿了走进一条阴暗的长廊,找着朋友的15号门,打开门亮灯坐下,才得以伸直那双蜷缩在经济机舱里超过十小时的腿。

朋友的房间很小。她说是楼上住户的工人房或储物室改装而成的小单人房,再以欧元四百许分租出去给小留学生、打工一族。呈长方形的一个房间,放了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两张折叠椅、一个两门衣柜、一个洗脸台、一个放满如水壸咖啡机电饭锅杯子的矮橱,就刚好只有一个人回身的余地。

在局促狭隘昏暗的房间,让我想抽烟下坠,于是站起身来把仅仅只是搭上的铁窗推开,谁知窗外景致竟然如此,春天。

而我几乎已经不记得春天了。

绿色鲜嫩的草地上,被早春的阳光照得发亮。树木的倒影以一种浪漫之姿斜斜躺在地上,彷似为了将绿色草毯加上图案。有一点点冰但绝对不刺骨的风,穿透阳光吹进房里,也吹醒了我正努力调整时差的脑袋。

忽然间,一切有关于对春天的记忆,都被吹醒了。第一次在寒冬之后看到新叶。第一次走在往超市采购日常所需的路上,看到满树樱红色的花。第一次坐在路边的café看到一个穿得很春天的年轻女子,行经一名灰衣老妪身边。第一次穿上鲜红色的长裙去伦敦Notting Hill逛周末市场,而有其它女孩趋前告诉我,我的裙子,很春天。

捧着朋友煮好留在咖啡机的温热咖啡,我看着微微褪色的米白色窗外,再一次觉得生活的超现实感。

原来我曾经为了吸一口春天的空气,而承受过阴郁暗沉的冬日。原来我曾经为了春天里的一场艺术展览,而撑着伞走过无数个濡湿的伦敦街头。原来我曾经为了欧洲国家的春天气息,曾经也像我的朋友一样,住在一个只容一个人回身的小房间里,在其实不算太温暖的早春,以厚重棉被来对抗没有暖气的夜晚。

而我在回到马来西亚的两年后,竟几乎已经不记得,曾经春天的降临,如何温暖了一颗年轻好奇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