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凉、孤寂与破坏•Beijing

在一个午间的会议室里，每个人都被要求发言，每个人都被要求产生意见；而刚好每个人都同样拥有一个议题。于是会议室在几个人的畅所欲言后，演变成了一个激烈纷扰的会场。我原来也是积极发言的人，却在看似永无结论的讨论中静了下来，开始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无意识地涂鸦。

忽然我想到昨天才在网路报章上读到的一篇文章，是一篇专栏文字，剖析加入慈善机构并不一定比待在竞争激烈的大企业中来得容易。作者文采幽默深刻，特别针对一些面对“青年危机”的金融界精英动辄表示出于对职场的厌恶，而放下狠话辞职到慈善机构去一展雄心与爱心的态度，解释了慈善机构里更会因为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也都特别坚持自己的理想，更容易出现为达目的而在背后趁人不备捅人一刀的行为。这也是英国电信公司BT主席Sir Christopher Bland口中所谓的，一个团体的目标或动机越高尚，其出现的诽谤、暗斗与欺诈就越多。

动机高尚，原来是手段卑劣的源头。坐在满满一桌子都是人的会议室里，我看着每个发言的人，回想着之前我发表的言论，有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心目中理想杂志而在争论着呢？问题是，我们毕竟没有相同的背景，美学观点也不一致，也就造成了理想线路的不平行。与理想线路不平行的人们一起腿绑着腿朝一个预设了但方向未明的地方走去，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快要被绊倒了；下一个转弯又不竟怀疑，是我之前设计了一个陷阱，让离我理想最远的人掉了下去。

就这样，在分贝最高的空间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像是在荒郊野外看见一栋高价别墅在黄昏阳光下，体现出来的荒凉、孤寂与破坏。也许说这三个形容词都太做作了一点，也太刻意而为之了，只是人们不是常常会慨叹吗，在最吵嚷的地方最寂寞？在最靠近的时候最遥远？我在这个空间的人群里，找到信仰接近的人，也发现品味迥异的人；只是我们的讨论让原来就不是太努力于与想法不接近的人打交道的我，在会议的第55分钟就尽显疲态。

难怪当我兴致勃勃地告诉目前正在海牙念硕士的大学同学说，我自觉自己是个当业务的料时，她只冷冷地抛来了这么一句话：“你不行的，因为你看到穿衣服没品味的客户，你的脸会马上黑了起来。”

坐在冷气一点也不冷的会议室里，我的灵魂似乎早已游移到和投契的朋友们共游长城脚下公社的那天。我们这么轻易就一起喜欢上了隈研吾的“竹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许浅薄，然而我们因为一个未曾谋面的日本人而靠得很近，在荒凉、孤寂的长城脚下，我们却不寂寞。

记忆盒子• Taipei

朋友从新加坡给我带回来最新一期英国版《Vogue》，以夏日假期为主题，里头提到了所有旅人都熟悉的行李。我看着里头提到的各个不同品牌的新款行李箱，几乎就感受到旅行的乐趣了。加了一块布包裹住的Globe-Trotter象牙白Safari系列、Prada紫色印花复古皮箱、Tumi多格袋尼龙手拉行李、Pual Smith彩色线条Tote、Longchamp折叠尼龙袋等等，都让人对不同形式的旅途，有了新的想象。

只是关乎时髦的想象归想象，我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地读着杂志、转着手上的圆珠笔，心里担心的是今年提早把年假与旅费用完的自己，要如何度过没有假日、没有机会拎着适切行李箱抵达机场的未来几个月。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的脑袋迟缓地开始从记忆最深处提炼出所有愉快不愉快的旅行记忆。也不需要数码相片的帮助，也不必重读自己的旅行手札，我曾经因为对未知的好奇而走上的那些路程，如东京，如伦敦，如巴黎，如威尼斯，如罗马，如柏林，如台北，便好像走马灯般在我近视日益加深的眼前旋转，让我知道在每一个旅程中留下来的细微感受，似乎并没有真的弃我这个妥协于中产生活的旅者而去。

妥协，是我看待中产生活的犬儒态度；可是在最近一次旅行台北，我才知道并非每个人都那么矛盾——一方面为自己可以住Boutique Hotel和搭商务舱出国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又很担心自己会慢慢变成Edmund White笔下那个年轻时愤世嫉俗的嬉皮而年长后就变成一个无聊的贵妇(他说的是城市，但套用在人身上又何尝不是鲜明？)我和新识的两个朋友与多年老友坐在有道石门开关的小酒馆，会在台上骂脏话的台湾摇滚乐手就坐在我们隔桌，音乐开得不太响，但座位的设计巧妙让一桌四人既可同时聊天；又能让两个相邻而坐的人有讲悄悄话的机会。我和会说流畅中文的加拿大友人谈起无聊的中产生活，他问我那到底怎么样的生活才不无聊？富豪？三餐不继的无业游民？还是不断唱着流浪者之歌的吉普赛人？

以上皆非。却也正因为以上皆非，我们选择中产生活显得那么妥协——没有更好、更有趣的了，因此我们选择一个比较为大众认可的、比较容易完成的，再从里头寻找一点点小小的快乐，来说服自己，其实生活没有那么糟。也因为这样，我们迫切需要旅行，在陌生的城市中伪装成纨绔的晃游者，搜集不同的细节，装箱打包，以成记忆。那么就算没有假日的夏天，也有少许安慰。

纽约的滋味•NYC

很多人以为我来纽约是为工作，其实不是。套一句台湾朋友的用语，我是来纽约休假的。既为休假，自然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因为这一次的休假长达14天，住的又是阿姨的家，没有所谓旅行成本的顾虑，每天醒来后便佐以一杯咖啡，来计划接下来的一天要在纽约的那一个“部落”度过，如此就算一天只到一个地方，14天下来也可走过14个地方。

我当然没有每天都出访纽约，有时候因为前一个晚上去看一出音乐剧看得晚了，第2天便是说什么也爬不起来；睡醒后天色已晚，又刮起北风，就更是没有勇气走出门口受尽冷风吹，便在室内摇着脚看电视，心得是：美国人极重视牙齿的美白整齐，直接销售的广告都在劝告人们，就算天生没有一口美丽的牙齿，后天的努力也绝对可以挽回劣势。无聊的我回头想想，几天下来我在电视上、地铁上、百货公司里看到的，只有一个状似外地人的白种男子缺了颗犬牙，不像台湾或是马来西亚的小明星们，就算明知自己上电视总是要对着镜头张嘴说话，也对自己一口黄掉的牙齿不瞅不睬。

无聊的我继续揣想：纽约被匿称为“大苹果”，每个人都想咬上一口，来到这里自然牙齿要好，才会尝到纽约的滋味。

从纽约大都会美术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搭出租车到Rockefeller Center后方小巷子去，出租车司机听我用了“junction”一字，忽然被挑起记忆。他说自己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听人用这个字眼，美国人都惯用“crossroad”，原来落脚纽约26年的他来自加勒比海一个前英属小岛──他当然记得自己家乡的名字，可说真的，我对世界的认识有限，问了两次还记不下来他说那小岛一长串的名字。问他是否喜欢纽约，他顿了顿才说纽约有纽约的好，其中一个就是他可能在纽约的一天之中，遇上50个国家的人，有的住在这，有的是过客。

片刻之后，司机在第五大道和西48街的交接口停下，热心地指着右边路口的方向。从袋子里拿出我在百老汇音乐剧中心询问处拿来的一张双面地图，走下去，原来大苹果的滋味五味杂陈，说14天尝得完，不竟太过嚣张。

下午三点•Beijing

下午三点，坐在电脑前，很快就进入了太虚幻境。之前有朋友向我解释打坐之美，说在临睡前让脑子清空，什么都不想地，非常超我的一种状态。我听着听着就觉得很像是自己每天中午午饭后瞌睡的状态，而往往在办公室里的下午三点也往往是我不自觉打坐的时候。

下午三点，为了驱走睡意，我走到Starbucks排队买一杯美式咖啡。市中心大型的购物广场里，Starbucks总是繁忙，而那些看起来明显严重人手不足的服务员也就按捺不住一种属于下午三点的烦躁。

我站在队伍里，看着下午三点还在喝着咖啡的人们，原来许多人都把Starbucks这座咖啡座当作从狭小办公室里延伸出来的座位。人们在交换名片，进行企划提案，讨论时局。下午三点钟的他们，和一直在大呵欠的我呈现出来的窝囊状态成一鲜明对比。

下午三点，公司里其他部门的同事已经扭开电视机在看俗辣的韩国偶像剧重播。消音的画面让人只好一面喝着咖啡一面追着字幕在看。有些人在另一角落争论事情，有些人用广东口音在讲电话，为没有声音的唯美电视剧配上不那么唯美的真实音效。

下午三点，我像一只游魂一样，人在座位上但心思却早已飘散在空间未名的世界里。用手支着头，我想象有人在下午三点的café里安静地抽一根烟，有人干脆就跑回家开了冷气蜷缩在床上睡了个午觉，也有人可能在网路上写一篇发生在下午三点的爱情小说，当然有更多的人一直在期待时间可以快转，好让下班的那一刻就在眼前。而我，就带着一个沉重的脑袋冥想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可能是一道任意门。像一个充满魔法的衣柜或是一面放在公寓宽敞楼梯间的镜子，在对的那一瞬间会打开，生活在我们这个时空的人们便可以走进去。只是去到哪里，就似乎有许多版本。纳尼亚传奇里的是一个远古时代，有智慧的万兽会开口说话；村上春树的男主角则似乎走到了一个和我们的世界都一样但更快乐、完满的地方。

下午三点，也许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符号，标示了太阳在一天中高挂空中的那个时刻。没有延伸的力量，只有无尽的缓慢的时钟在“滴答”响的声音。

我有时候不知道该希望下午三点赶快结束，或是永远不结束。

单车日记•Beijing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天哪,我现在竟然用了10年以上的单位来叙述自己的经验)。那时我在北京宽敞的街道上，第一次见识到如海浪潮水般的脚踏车；可是现在的北京会骑脚踏车上班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身边的朋友谈论买车和养车之类话题的反而还比较多。

最近几年北京也因为车子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混乱，空气也越来越浑浊。有一天晚上，加班的同事匆忙赶着末班地铁回家，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搭计程车回家，还可以向公司报账。结果他告诉我，选择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原因是为了减少一台在路上奔跑的车子，以舒缓北京已经够纠缠不清的交通乱源。我一时语塞，因为平时我总是抱怨北京的交通，便堂而皇之地拿这个当作我搭计程车的理由，却没想到，为了自我的一时舒适，我也同样成为北京交通混乱的祸源之一。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同事的启发，我最近上英国各大报章网站看文章，竟也总是留意到有关地球温度持续上升的文章。这些文章不尽然是气候学家警告人类的硬性文章，还包括一些伦敦“绿色消费运动”的支持者发表的看法。这些被视为“有良知的消费者”，企图透过改变本身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从最简单的交通工具之选择开始，希望能为地球尽一点绵力。他们也许是以一种有风格的方式，像Meg Ryan在电影中那样骑脚踏车上班，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像我的同事那样，希望减低路上持续消耗地球石油的汽车数量。也有些人进一步反对飞行，认为搭飞机出差只为了开一个会，是没有意义兼且浪费地球能源的。

这些绿色消费者们，并不只是对变化无常的天气关心，也对道德贸易坚持。他们对自己购买的商品显得十分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并不是因为他们唯恐被商家诈骗了金钱，而是更加留意价格、设计、材质之外的细节，如一件来自中国或印度或南美洲的衣物，是不是从剥削幼童的工厂里批发出来的。也因为这点坚持，他们并不介意为自己的消费多付出一点金钱，以确保自己的小孩身上的校服，并不是地球另一端一个失学孩童的“作品”。

读着这些文章，我想起自己在北京一个小巷子里看到停在路旁的一台老旧脚踏车。发展中国家与发展国家，似乎总有对立的矛盾：当北京人开始放弃脚踏车，走上了人人向往的舒适生活中；西方的城市人反倒开始在城市中骑上脚踏车，在车龙中把自己的理想主义穿梭成一条线。

想深一层，其实说穿了，一切都与价值观有关：亚洲人重视财富带来舒适的优越性；而富裕的西方人则厌倦了他们浪费资源的同伴们的行为，开始准备起义。我在酷热的北京城里，尴尬地想起了多年前，当环保分子谴责马来西亚大肆开发雨林，破坏了全球生态；而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则不以为然地表示，西方富国本身在剥削完地球资源后，反倒回过头来要求第三世界国家保护世界。如果没有当年势必要经历环保阵痛的经济改革，我们也许还是一个无法与世界接轨的落后国家，到时候要不要骑脚踏车上班可能并不是我们能够拥有的奢侈，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选择。只是现在我们拥有了选择，我们准备好要改变了吗？

晕眩•London

回到伦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不尽的晕眩感。一切都像是在泰晤士河畔Tate Modern看到的巨型艺术制作《The Weather Project》──来自丹麦的艺术家Olafur Eliasoon，将无数绽放单色光源的灯管并列成半颗黄色球体倒挂在天花板上，并以无数玻璃镜片遮蔽了Tate Modern Turbine Hall原来的天花板，组成一大片可以倒映影象的天幕，这使得从一定距离观之，整幅景画就像在黄昏浓雾中的太阳。然而一仰头，便会发现自己弱小的身躯已经反射在天花板的镜片上，那么错置，那么让人昏头转向，使自己不得不问，到底，哪里才是真实？

13个半小时的长途飞行加上8个小时的时差让我的身体受尽折磨。每隔两天的晚上，我睁着眼睛躺在陌生的床上无法入眠，至到凌晨约4、5点才鸣着轰轰的打鼾声昏昏睡去，第2天却又在约莫早上10点精神爽利地醒来，不断出门、不断旧地重游、不断觉得整个时空都像个超现实世界。

因为睡眠时间大幅缩短，我在伦敦的一天其实是别人的两天，就像倒映在天花板玻璃镜上的黄色球体，那是一个乘以2的世界；可是那个世界中有一半是假象，我所体验的伦敦又有一半是混杂或甜美或苦涩记忆的真实。天气的关系，我开始在圣诞节这天感冒，透过带有病菌的身体旅行，整个伦敦的重游经验更像是一场梦般，一切都不再是从前我所认识的一切，却又都是，扑朔迷离得来又有一点点感人。

当我和另两个朋友走进Soho一家超过百年历史的法式糕饼店，Maison Bertaux时，一名年轻的克罗地亚店员，Mento，竟还记得我。我推门走进那家漆上淡鹅黄色的小蛋糕店时，他正站在门边的展示柜前整理一位客人的点餐。我看着他，心里想着，好久不见；当他抬起眼看见我时，因为知道已经很久没见过我了，便扬起声问我哪里去了。

8个月，我已经离开8个月了，而伦敦至少尚有一名陌生人记得我的脸。同样曾在伦敦待过一段日子的朋友问我关于伦敦，我告诉他我在Maison Bertaux的奇遇。他传回来的简讯告诉我，至少还有一部份的伦敦与我同在。

至少还有一部份的伦敦与我同在。因为当我离开伦敦时，我不再拥有我的伦敦──我在Old Street租来的公寓、我曾使用的IKEA家俱、我购买边缘设计师的服饰店、我的Tate会员身份、我的Vodafone电话号码，还有我的英国恋情。

我曾经那么害怕回来，因为唯恐记忆会抽痛现实的神经。回到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不再”的事实让人有源自胃肠意欲作呕的恶心，而产生一种无法自持的晕眩感。我可以猜臆那晕眩感滚滚袭来的原因，只是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感觉那晕眩，进而平衡之。

一名熟悉的陌生人片刻停止了我的晕眩感，他让我觉得自己回到了伦敦，释放了我不能放开自己已不再是伦敦居者、不再拥有伦敦的情结，因为至少还有一部份伦敦与我同在。他让我再一次想起伦敦是一座怎么样的城市，这样下一次我再回到伦敦，会更晓得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来接受自己的旧地重游。

当然Maison Bertaux的帅气Mento只是短暂制止了我的晕眩感。我仍持续每隔两天的失眠；仍持续好不容易在晚上9点睡着却在凌晨3点钟爬起来洗澡；仍在地铁转乘的地下道有随时扶着墙喘一口气的心理需要。宛如Olafur Eliasson的作品一样，参观者可以透过躺在地面上看见镜中的自己感受人工大自然的经验，我不断有空隙检视自己在伦敦的过去与今天，甚至是我不在伦敦时的过去与今天。

在我缺席的8个月中，伦敦似乎微微有了改变。原本不为人知的小店如今客似云来。我坐在里面仿佛看见8个月前坐在里面不知如何面对个人人生的我；而我又从店里挂满镜子的反射里，看见当下的我──我清楚知道我，要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了吗？

伦敦冬天寒冷又干燥的风吹走了我皮肤最后一层水份，手指头又开始出现裂痕；而由于穿著高筒靴不断走路，脚后跟却开始长出一团软绵绵却终将磨破的水泡。我却毫不在意，神经末稍的痛楚在冰冷的空气中被降至零度，只要时间久一点，我知道伤口会被疗愈。就像Tate Modern里第4项受委托的大型Unilever系列艺术制作《The Weather Project》会随着展期的结束而拆卸。

就这样在一个充满晕眩感的旅行中，我感受到时间的消亡感──一切都会过去的，过去了就会没事了。虽然有时我在没事的现实中总是会分不出是过去的痛楚比较真实，还是当下的。

但只要晕眩会随着旅行的结束而结束，就好。

在璀璨灯光下•Shanghai

我捧着一杯香槟走在饭店酒会大厅的璀璨灯光下，身边的宾客们聚拢在一起说说笑笑，我偶尔加入他们；偶尔因见到其它朋友而走开。在璀璨灯光的催眠下，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成为这个华美舞会的一份子，自在游走穿梭于争艳斗丽的衣香鬓影间。等到我从舞会走出来，在酒店大堂等着酒店服务生把我的车子开来时，惶惶间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从来都不属于这里。

在过去两年里，我因为工作关系而得以进入无数个好玩的、漂亮的、沉闷的、一票难求的、自我重复的舞会中。为了这些场合，我卸下了自己在伦敦街头学来的前卫设计师混杂波西米亚衣着风格，换上了一袭又一袭进口绫罗绸缎裁制的小礼服；我的发型也从两年前在伦敦红极一时的不对称剪法；留成了枯燥乏味的齐肩黑发，偶尔因为打理不顺而显得卷翘。

有时候一个人不小心进入了一个舞会而不认识任何人，就一个人站在角落拼命喝着香槟或红酒；有时候有些同样落单的宾客会走过来，和我聊起天来，如此一个晚上就在握手问过彼此名姓、住所、工作、职称之后，缓缓浪费掉，而自己还要安慰自己说，至少多认识了一个朋友——而这名朋友可能在下次见面时，也不太会想起彼此的名字。

有一次有个搞音乐的朋友出席了类似的场合，遇上了他就告诉我，当个杂志主编之类的工作还真不错，打扮得漂漂亮亮出来，喝着免费的饮料，和一大群人聊天，就是工作了。他不知道的是，在活动很密集的时期，赶场是媒体工作者最常做的是，而要以一套服饰在不同的场合都穿得合乎标准，也是一个功夫。要在不同的璀璨灯光下看起来并不摧残，又是另一种功力。有时候我多么希望自己出席这些场合的背后，不需要在办公室里彻夜赶稿；而是像富家女那样坐在美容院让专业受训的美容专才为我修指甲、上色。而外表，都不过是肤浅(虽然很重要)的其次，一个人站在一众宾客的欢畅笑声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才是最孤单的旅途——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旅行时候的一个人算得了什么呢？

在经常有机会看到五光十色美丽舞台的杂志社里工作，许多年轻人很容易就忘了自己，年轻好奇的心就被牵走了，以为世界就只有那幺大；以为阳光的热力就像ballroom里水晶灯投下的光线一样，璀璨有光芒。也因此在不管多么严格邀请的舞会上、不管那灯光多么璀璨、不管宾客有多么和善，我都要小心，不要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份子了。

我们该往哪里去•Paris

2月的巴黎，黄昏，天冷。我和摄影师朋友等着交通灯由红转绿，他把我的数位相机拿了过去，站在街头随手就捕捉了巴黎街头即景。回来后，我一直把那些照片存在自己的电脑硬碟里，偶尔查找一些档案时便会看见，带着帽子、穿着风衣的法国男人左顾右盼，准备开步往自己要去的地方走去。

看着照片的时候，我会想起上个月在威尼斯Palazzo Grassi艺廊里看到的一场名为《Where are we going?》的展览，想起的不是展览内容，而是那展览的题目，我们何去何从，似乎说中了我们这个世代的困扰——在经历多年的游走后，我们到底想往哪里去？

认识多年的朋友到京都修读博士学位几年，我们昨天因为他转机到北京停留了一个礼拜而碰面了，却没有所谓的超现实之感，叹谓两个马来西亚人在2008年奥运主办城市见面了之类的话语，想来我们已经习惯不在自己的原生地和到处飘流的朋友见面。我之前人在香港一周，朋友从吉隆坡飞来和我会面，我们之前还开玩笑，唯恐两个人就算同住一间房间，却会好几天都碰不上面，因为两个人在香港的行程落差甚大：我得跟着香港人的办公时间工作；而朋友则像个夜行者，日出而息，日落而作，两人还得依靠酒店的门房来互通讯息。事实是我们当然还是见面了，一起看着香港无敌海景吃了饭，也到我们都喜爱、位于Soho区的“只限会员”酒吧喝了点小酒，我们谈起可能见不了面的揣想，也就笑了，因为彼此都知道，这不无可能。

我们这些人，可能好几年不见面，见面了也不问彼此好不好——不好的话，早就自行招认了，因此没说，自然不是不好。我们谈话的内容，总是围绕着自己的下一座城市，和旅行无关，而是到底我们接下来会到哪里生活、想到哪里生活。比如说自己其实才刚到北京六个月，朋友就会问我什么时候要走，走去哪里；在念博士的朋友可以在京都待到2008年，他也在盘算自己的下一站。这应该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异地，长期没有安身立命的可能，才产生的问题。

然而我们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认真考虑回家安定下来。

就像站在巴黎冬天街头的那名男人，他左顾右盼，也许心底很清楚自己的方向，也许只是到处闲晃，我和朋友们在人生中不同时期在不同机场奔赴不一样的前程时，心底牵挂的还是我们该当何去何从，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像我们的祖辈那样，到另一个异乡当第一代移民，那种辛苦不是我们有能耐承受的。我们的奔走，不知道是不是跟上了最近几年国际人爱玩“大风吹”互换城市生活的趋势；还是其实不过是为了逃离一个将我们边缘化的地方。也许我们的流离，不过是要透过逃离来边缘化我们己身的原生地。

我们•London

我们站在对街，看着Guardian大楼外那一面面玻璃窗户反射出来的世界，并且及时觉察到秋天干冷的天气早已把叶片吹黄。偶而有穿著高跟长靴搭配双色间隔围巾的黑人女孩，从那栋大楼里走出来到对街买了一杯咖啡后，再走回进去。从她脸上那漂亮的妆彩中，我们认出了她就是《Guardian》周日姐妹报《The Observer》附赠的《The Observer Magazine》专栏作者，负责整理流行信息、提供逛街小贴示。为此我们也跟着到她之前买咖啡的店里，点了自己喜欢的cappuccino后，在户外咖啡座继续坐着，看着那大楼门口进进出出的一些身影。

《Guardian》是我们最喜欢的英国报章，可能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报章。偏左的立场，使得这份身处资本社会的报章刊登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都带有批判性。这对学媒体的我们来说最对胃口，不过我们却也曾见识到英国典型中产家庭出身的小孩对这份报章的却之不恭──他们对生活的满意与追求安定的理想，使得《Guardian》于他们来说，显得太过为批评而批评。

我们总是固定购买周末的《Guardian》，分成好几个部份的报份其实往往可以让我们看上一整天。我们当然没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花在一份报纸上，因此总是先从副刊看起，而伦敦总是不断有电影上演、舞台剧演出、画展开始、演讲什么的，副刊的艺评就帮助了我们去辩识个人感兴趣的活动，这样才不会一整个礼拜都跑在外，奔赴一场又场对自己没有具体意义的演出或展览。

也许是出于对报章的喜爱，我们也就特别期待自己可以在有一天，走进那家报馆，做一些什么、学一些什么的。也因此在一个天气骤降的秋日午后，当我们在什么目的也没有的街头游走时行经Guardian大楼所在地，便也无可无不可地停了下来。我们看着那栋处理信息、制造信息、宣扬信息的大楼，想着在里头的人们的趾高气扬，心里清楚明了，我们其实都没有机会走进去里面。就这样，我们在喝完手上那杯cappuccino后，便像一名退休老人在盘算自己的一生时留下无限唏嘘的最后，站起身了，看了那栋象征着遥不可及梦想的大栋一眼后，便不得不离去。我们终于发现，原来每个人都会有遗憾。

而究其实，我们不过是我和我自己。

旅行的偏见•Saigon

在西贡，和西贡最高档的酒店Park Hyatt Saigon的总经理、公关，一起在Super Potato设计的餐厅用晚餐。因为是第一次到越南，便一定会谈论起西贡印象记。我喝着意大利白酒，其实不太清楚自己对西贡的情感。

飞机抵达西贡时是凌晨一点，酒店安排了接送。我坐在舒适的小面包车里，把东南亚城市夜晚的热力留在窗外。机场和市中心距离很近，车子穿过墙漆剥落的南洋双层老旧楼房，转过一个小小的交通圈，再经过一个公园，没多久之后，就到了外观优雅细致的酒店。夜深看到的西贡有一种属于小城镇的脉动与宁静，不像乡村地方一到半夜就静寂无声，也不像大城市许多角落仍霓虹闪烁、纸醉金迷的，那是介于中间的一种节奏，偶尔路上还会有不带头盔的摩托车骑士，或一台酒店专车不疾不徐地在夜里弹奏出一组引擎组曲。到了白天，我们在酒店附近散步，看市中心的西贡旅游景点。那里有很多地方都让我想起马来西亚的小镇，如双溪大年，有些带着殖民风味优雅的角落则很像槟城，可是西贡又是非常自成一格，比如说在建筑设计对称均衡的挑高邮政总局里，挂有一幅巨幅的胡志明肖像，提醒了游客，身在越南的事实。

西贡乍看很像马来西亚的小镇，却没有一般小镇的无趣，反倒处处流露出迷人的光影。也许是因为我在北京的日子久了，无可避免要与人摩肩接踵，总是在路上听见车子猛按喇叭，同时以游乐场里开碰碰车的技巧在路上演出蹩脚赛车，当我来到西贡，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待，连一般餐厅里人们说话都轻声细语，那是一座让人舒服的城市，却不像一些东南亚城市为了迎合西方口味而显得媚俗——当然经济开放之后，这里也有如此媚俗的地方，但不知怎么的就是那种对外面世界纯朴的向往。

吃晚餐时，要回答越南印象记这个问题，我心里清楚自己喜欢这座城市，可是不确定自己喜欢这个地方的真正原因。因为我看到的西贡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地方，我喜欢那种殖民历史不侵入人的生命的触感，可是我也知道这里是西方人轻易就会爱上的地方，我最不愿意的就是掉入一个旅者在看第三世界国家时产生优越感的窠臼，因为我也来自一个曾经满足了无数西方人优越感的地方。

西贡之行，我们也去了一趟湄公河三角洲。以前在地理课本上读到湄公河三角洲，对它感情最深的就是答对了题目给我好成绩，真正坐上电动船在黄澄澄的大河上张望着越南人民依河而生，他们的房子简陋，可是因为物产丰富却活得不一定比我们贫瘠。当船只经过小河道，从红树林枝丫间看过去，刚放学的男孩女孩们从小渡轮上岸，有个女孩身着白色越式服饰，骑一台粉红色的脚踏车在小路上飞驰，后头跟着一大群小男孩，女孩带着斗笠遮住了脸，可是坐在船上看见，就认定了她可能是班上最受欢迎的女孩了，那画面太像陈英雄的电影，我深深爱上了，虽然心里也知道越南本地人不一定认同这名定居法国的越裔导演诠释的越南。

也许，就是旅行，才让我们看清楚了自己的偏见和别人的偏见，而世界恰恰是因为没有暴力倾向的偏见而多元。

云层下的梦

朋友说在梦里看到了我，住在巴黎塞纳河畔很大的公寓里，喝很昂贵的矿泉水。一面赶稿一面流鼻涕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梦境，便一直叫我的朋友不要醒来，仿佛只要他继续作梦，我就可以继续巴黎。

朋友当然不愿意，因为这个梦里没有他。这个梦也不是我的，便只好继续清醒地生活着。早上很早起床去上班，晚上睡觉不做梦。然后是出差。出发前往西贡的前一个晚上，我赶稿赶到心情郁闷，却很想很想吃烤鸭。我想吃的烤鸭是在公司大楼附近的北京君悦酒店里知名中餐厅长安一号的烤鸭。下午五点打电话去预约，结果柜台小姐满声歉意，说六点钟和八点半的座位全都订满了，而当时门口也已经有客人在排队等九点的位子了。我在心里惨烈地嚎叫，因为生命无时不刻都在提醒我们，生活并不尽如人意。

那时便很希望住在朋友的梦里。就像在漂亮的云层下，有文明的痕迹，也有创造的力量。就这样，我在梦与现实之间出境入境。在上海机场等待前往西贡的晚班飞机时，身在北京的同事在网路上问我在干嘛，我无可无不可地说，正在漫无目的地寻求生命的意义——梦与现实，几乎要成为我在步入30岁前中年期最沉重的命题了，如果我不给自己好好解答，可能会被这几个字弄得神经衰竭。

恰如人生，长安一号的烤鸭没吃成，我还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台湾来的同事陪着我去了同样是公司附近的寒室餐厅，吃半只新派的烤鸭，聊胜于无。

吃饭的时候，同事告诉我现实的观察：她带从台湾过来度周末的老公去逛胡同，结果看到一个法国背包客随意坐在街角，和一个当地小女孩一人拿着一瓶冰冻红茶对饮，他们两人每喝一口就相对举瓶干杯一次。那天太阳据说很大，那背包客无视于时间的流逝，就坐在这个世界其中一座大城市的一个小角落，畅快淋漓地和一个不理解时间意义的小女孩喝着冰饮。

我和同事都被拴在生活与时间的桎梏中，因此特别羡慕可以浪掷青春的人类。然而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云层下的梦境那般适合拍照，却也没有真的很糟，糟的是我们不甘心，就这么生活下去，永远都赶不上长安一号的烤鸭，只能向第二选择妥协。

在过境中旅行•Tokyo

当我在《Financial Times》别册，〈Destinations: A collection of Financial Times travel writing〉，读到有人写说自己是住在机场里的时候，我知道是时候开始思考旅行的意义了。

全球年代造就了新种的地球人，他们不以种族、国籍来区分，但以本身一年离家的天数来定义自己是否地球游牧民族，对他们来说在不同国家兑换任何货币都比不上和航空公司兑换自己累积一年后可观的飞行里程里数来得有快感。和被迫流放异乡的难民不同的是，这些新种地球人并不是出于现实的无奈考量才迟迟没有落脚某地，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于飞行这回事会产生如同回家般的安全感，还有在时差和时差切换间赢得或失去的离奇时空感内，对自己的生活有更深刻的体会。

一个超级着迷于这种生活形式的朋友告诉我，他最喜欢的就是在偌大的机场里从海关走到免税商店区再到登机口那一段路。Super Glamorous，是他的说法。我回想自己上一次走在KLIA光洁明亮的机场出境大厅，平底鞋的鞋底“沓沓沓”在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设计的雨林机场里响起，一些旅客手忙脚乱地把过多的手提行李安置到小型手推车上，推起手推车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后地就又健步如飞起来。那是一个没有异味的空间，没有龌龊的人体或尿液气息；那里光线永远明亮，没有烧掉灯丝而没有更换的灯泡。长长的电梯把游移的人们带到机场的另一个角落，办理另一种手续或等待。而等待在那么一个衔接空中楼阁的空间里，又显得是那么地理所当然，以至于平日生活中最没有耐性的人都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等待。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地，在过境的过程中他们处于一种国界未明的状态——护照刚被记录为出境而下一个入境的国度还没有被刷新这个旅者的资料。

曾几何时，旅行的人事因为在自己的原生地生活不下去了，才开始迁徙。后来英国过多游手好闲的贵族配合大英帝国势力的延伸，而不断美化非洲草原上露营或是在香料群岛上学习当地语言，开始了旅行属于有钱有闲人们业余活动的光环。再后来，中产阶级兴起，航空界与旅行工业为了业绩开始拼命鼓吹旅行作为优越的生活姿态，许多人开始像佩戴名牌包包一样，常年累月把自己的飞行行程挂在嘴边，然而往往他们旅行并不出于对其他地方的人事物好奇，而是虚荣心作祟。也因为这样，旅行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被过誉的活动，而当有一些人信誓旦旦地表露自己不喜欢旅行的倾向时，也许他们只不过是没有太多旅行的机会而引发的酸葡萄心理罢了。

对一年有至少一个月在不同城市里飞来飞去的地球新人类来说，在过境中旅行，毋宁是这些城市飞行员们最习惯的生活方式。这群晃游者经常游离在不同界线而从来没有落实任何传统户籍——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可能是某个国家的新移民，而他们的中学、大学、硕博士班文凭则是在三个不同的洲际取得，也因为这样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像个外来者，偶尔会因为与当地人产生了文化差异而严重寂寞；偶尔却又因为从其他文化中理解得小细节而赢得来自世界各地但友情延展一生的朋友。也因为这样，就算考虑到地球面临的能源危机与旅行之被过誉的活动，他们还是不能自己地就在旅行的疲惫状态中找到了安全的认同感。在过境中，继续以稳健的脚步前进前进，不断前进。

没想到，会想念一张椅子•Paris

我在巴黎的时候，很想念一张椅子。那时我坐在街角不知名的cafe里，小桌子和小桌子贴得很近，椅子也小小的，而身材瘦削的服务生就在客人与客人的隙缝间穿来转去，迅捷地把咖啡端过来或是把小费收走。我坐在那里等待雨势转小，好继续自己目的地未定的旅程。

把烟蒂点在同样小小的烟灰缸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念一张自己遗留在吉隆坡的椅子。

之后我从巴黎离开回到北京，开始每天每日每夜坐在电脑前把我在巴黎十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转换成一颗一颗会在电脑屏幕上弹出的文字，我就更想念那张椅子了。

那是一张在人体工学基础上设计的办公椅，黑色、透风的网状坐垫与靠背，有轮子。我之前在吉隆坡的办公室里就放了这么一张椅子，搬到北京后，那张椅子就寄居在吉隆坡一个朋友家里。当我终于从自己四十页的工作中站起身来后，我就完全明白自己想念一张椅子的原因。

更后来的时候，为了写一篇和女性议题有关的文章，我连续三个晚上坐在自己房间里的书桌前，亮着从IKEA买回来的桌灯，对着晶亮晶亮的电脑屏幕，呆滞地不知从何下笔。由房东提供的桌子因为底下间隔的柜子太多，而显得局促；加上一张模拟Barcelona Chair造型的椅子，卡在“L”字型的桌子间，让我只有把冰冷的脚盘在椅子上，抱着枕头把脖子伸出去，无所适从地看着电脑，不知道关于女性的议题要从何下笔。

我原本以为习惯写稿的自己，只要在巴黎的稿子结束后，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写就一篇文章，谈雏妓问题也罢，论女性艺术家的丰功伟绩也可以，或者就写我曾经捧读过的女性文学家如西蒙波娃或是莒哈丝的读后感，还可以自以为聪明地联结着两位法国女作家和我的巴黎之行。也许还可以从法国女性激进女性主义分子对“三八妇女节”女性放假的政策冷冷抛下的一句话来大书特书，因为她们说，女性可以放假一天，可是男人就在其它时候放假。

可是没有。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坐在电脑前连续三个晚上，延续之前赶稿时就已透支的睡眠时间，非常焦虑并且不舒服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我完全没有办法让自己随手就写下任何一个想法。到了第三个晚上，当我为了寻求灵感，而把自己过去写过的东西都从旧电脑的硬碟中找出来匆匆读了一遍，我才了解我写不出任何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法：以前，我是因为有想法，才写文章；现在我是为了写文章，才产生想法。

没有想法。我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来让自己承认，原来我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

关于没有想法的焦虑，我原来一直都有。只是要到北京的深夜，坐在一张不属于我的椅子上，拼命抽烟、喝可乐，同时在脑海中幻想自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或是就像我在伦敦要搬离宿舍时想把自己藏身在桌子底下那样，看着苍白的文件档，怀抱着对曾经多次在写东西的路上予我多次机会的编辑的亏欠，我不得不正面去看待这份焦虑。

我原来就在逃避这份焦虑。和这世界上许许多多人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加班的日子过得特别简单，只要在累极的时候倒头就睡，每天做的人生决定仅止于吃什么、要不要搭计程车上班，并且没有时间去思考为什么德国知名的灯饰设计大师Ingo Maurer心中的无名英雄，会是那些清楚上下班之重复性，却仍然能够每天快乐上下班的人们。

我从来就不觉得自己需要去面对这份焦虑。直到在好几个不睡觉的晚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时候，这份焦虑超越了我对一张椅子的想念。问题已经不在一张椅子舒不舒服的层面上了，问题在于当我平稳安定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生活在一个看起来什么都好的生活里头，那里面竟然有非常压抑不快乐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因为听起来太过幼稚而不太能够为骄傲的自己接受。

我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可以很诚实地去面对这份压抑不快乐，因为在强说愁的年纪出于对自己人生方向不明确而产生的混沌不快乐，是最自然不过的。我也曾经在文字里大胆宣泄自己对美好物质之向往是出于对人类情感之不信任。我甚至还曾经揣想过自己在大学毕业的十年后，会如何经由一瓶红酒来品尝自己的前半生。

十年，就这么十年。十年前我以为只要我完成了自己设定的目标，我将不会有快乐不快乐的烦恼，或者是寂寞不寂寞的问题。没想到当我都把年轻时设定的目标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后，我还是像当初那样迷惑，只不过我的迷惑中多了许多个“没想到”。

在一张椅子上我想念另一张椅子，在一段人生历程中，我发现自己随着年纪的增长，被磨损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会利用无奈来当作自己无能的借口。当天终于完全发白的时候，我依然蜷缩在一张椅子上，以为只要自己不动，围绕着这张椅子的世界也可以跟着不动。只是，就算我渴望世界停止转动，还是透过在七楼的窗户看见另一栋大楼的门前走出一个穿黑色长外套的男子，提着公事包走了出来。

世界还是动了起来。

世界在我们脚下•Hong Kong

关于搭乘商务舱出国这回事，我在幸运经历体验过不同航空公司机舱设备与机场商务舱休憩室之后，终于在昨天香港机场的国泰航空商务舱休憩室了解到，何以商务舱是那么让人上瘾。

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由英国建筑师Norman Foster设计，以不同楼层从不同对角线相互穿插，制造出中庭开阔明亮感之余，也形成机场中不同的层次感。国泰航空公司商务舱的休憩室就在机场7楼，精巧区隔成餐厅、酒吧、上网区、吸烟室及以小荧幕提供的娱乐设施等，设计风格延续当代低温不浮夸的质感，木料桌子、皮质沙发为主，没有喧闹华丽的奢华感，也许对香港那些超级有钱人来说，很有点不入流——这些超级有钱人搭乘的是头等舱，休憩室在另一个地方——但很适合奋斗多年才爬上公司主管的中产阶级口味；而这些有自己见识与见地的中产们，并不一定会认同超级有钱人对生活质感的追求。

当我从饮料柜拿了一瓶矿泉水出来，走到沙发区旁的栏杆上放眼一看，斜切面从天花板一纵而下的玻璃窗户外，是停了好几台巨型客机的停机庭，远处延伸出去，便是延伸到任何地方的跑道。低头一看，是排列整齐的绿色座椅，因为尚未接近任何登机时间而显得空荡。偶尔有人推着行李车走过，偶尔有人背着手提电脑坐了下来，在楼上俯瞰这些画面的我，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在过去十年来，身为经济客舱旅客的身影。我对世界似乎又因为视角的不同，而有了不一样的要求：我是多么典型的中产，经常抱怨中产生活之乏味无趣，但在看到自己终于有那么一点进步，离开之前与众人比肩同行的轨道时，世界似乎已经不在我的脚下，用走就可以抵达；而是我高角度的算计中。

我深深吸一口气，难怪人们拼死都要做到有能耐搭乘商务舱出国的地步，因为当世界在我们脚下延展，以彷似香港赤腊角机场的设计，有不同层次、不同质感，稍稍对生命有野心的人，都无法不因为这个启蒙而动心。

和我一样站在走廊上看着远方的，还有一名捧着香槟的白发先生。他看着外面的世界，看得比我还久。我们没有交谈，是以无从知道他对商务舱休憩室脚下的世界有什么看法。他看起来应该早已习惯商务舱的待遇，刚好路过的我，吞下最后一口开水，知道，为了能够进驻商务舱旅客行列，我必须更加努力工作，虽然我心底并不清楚，自己可以在那个地方站立多久而不会厌倦。

我们尚未完成的理想•New York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陈强华出了诗集，《挖掘保留地》。回槟城休假时，以前一起搞过诗社的少杰、强华和我约在高速公路交流道上的Coffee Bean咖啡馆见面，强华递上了诗集，我不能免俗地要求他题字——如果不这么要求的话，他可能会受伤吧？他撇撇嘴很快从口袋掏出笔在书扉上写下：“重提诗笔吧。”我讪讪地收下，不太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五个字里的殷殷期盼。

之前和少杰在MSN上聊天时，他给我寄来了魔鬼诗社部落格的链结，说是和强华一起希望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把遗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魔鬼召唤回来。我上了那不够阴森的部落格探头探脑了好一阵子，之后往往发现有连不上线的困难，心底暗自嘀咕不知是否因为自己的魔性减弱，而被奇幻的部落格排拒在外了。后来一位知道我更写诗的大学朋友又问起我，多久没写诗的话题，我草草回答实则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尚且浪漫的朋友。他似乎对我五年没有创作这回事感到十分讶异。

是的，在一把年纪之后还愿意写诗的人是浪漫的。也许是因为这样，这些诗人才能够不断在梦与奔跑之间，找到自己。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活得俗气的我，则不断在梦断裂的地方里看到自己来不及完成的理想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当然除了写诗，年轻时的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理想。在嘴巴上叼着一根快要烧尽的眼，我靠在椅子上侧着头看窗外兀自安静的世界，慢慢想起了那些微不足道的理想。比如说要把10个25以后、28岁以前的朋友的故事记录下来，冀望10后我们都35岁时，我可以再一次访问他们，看看他们在这10年间都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比如说要和镜头总是清澈见底的希腊摄影师朋友一起合作，做一些东西，杂志封面也好，一本小书也罢，前者是我们在商业社会里的偷渡；后者则是简单概念的落实。又比如说是很潇洒地辞掉工作到南美洲去旅行，离开公司时可以头也不回地无所恋栈。

这些理想看起来那么简单，却在执行上充满了难度，以至于我总是有理想尚未完成的焦虑。有时候会有改写理想的冲动，把它们变成赚比一般人多一点的钱，住高级公寓，每个月写几篇不痛不痒的稿子，到巴黎购物、在意大利喝咖啡、去伦敦看和时尚设计师打混的当代艺术家作品展，可是篡改之后就觉得自己在作弊，梦断裂的声音似乎响得更彻底。

看到别人在梦与奔跑之间写诗、为可能深爱的人旅行他方、痛并快乐着，我在抽烟的现实里决定赶快为尚未完成的理想撰写一份计划书，以魔鬼的任性宣誓：有一天一定要完成。做梦的人都是见证。

黑暗的背面•Beijing

和朋友去吃饭，不知道怎么的，就聊到了30岁以前的一种压抑。我们这个年纪，有一点尴尬，事业算不上太有成就，却也在过去几年来尝到了金钱的甜头。我们的生活说不上快不快乐，在某个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学生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然而我们之中却一直有些人会觉得白天的光鲜亮丽，是牺牲了夜晚诚实面对个人理想缺失换得的。

30岁，好像来到一个分叉点。白天我们正常得不得了，和世界所有在讨生活的人一样，我们活着、工作着，吃自己喜欢的食物、喝自己喜欢的茶或咖啡，与自己喜欢的朋友或恋人聊天，每年旅行一到两次，有自己喜欢的音乐与电影，偶尔还会到画廊去看看；可是夜晚还是会有那么一些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经常就想起自己在更年轻的时候做梦的单子。

隐藏在那夜晚黑暗的背面，不是白天的正常生活轨道，而是一条欲望的轨道与刺眼的现实——到底我们在安全的、平和的、美丽的日子里，压抑了多少心底的渴望，才能对抗美好中产生活的无趣？我们这些小时候立志把兴趣当工作的人，在愿望成真之后，就这么继续忍受原来个人才华有限的现实了吗？

现实多么刺眼，以致我们经常配戴太阳眼镜阻挡那光线的伤害。只是30岁，到了一个要不然永远摘除墨镜、要不然永远配戴那幅窝囊眼镜的临界点。朋友说，我们不知何去何从，因为30岁以前，我们必须再一次决定，自己想要的人生。维持现状，继续平和地过日子，甚至还可以计划自己25年后的退休生活；还是牺牲目前生活的安定性，做出新的改变，再一次经历未知的迷茫。

我们细数自己人生的遗憾，我们叹谓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们一直在自己“何去何从”的路障里寻找出口，才慢慢发现原来人生是一个歧路花园，我们在18岁时曾面对生活的彷徨，25岁不知自己是不是够资格在商业社会里存活下来，30岁就在考虑要不要继续现在找到的方式、继续苟且偷生。也许我们年纪再大一点，我们会问自己，要不要接受新工作的挑战，要不要肉体外遇，还是要不要精神出轨，如此无休止的选择，我们都在一个歧路花园里打转，只不过有些人的花园富丽堂皇，里头还停了一台Audi TT；有些人的花园只有纯种玫瑰，有些人则搭满了简陋的架子而藤蔓还没有来得及长出来。

和朋友从小店里吃晚饭走出来，我们继续自己充满问号的人生，到了十字路口，原本以为终于要做出选择了，我才赫然发现，像我们这些生活条件没有好到可以不用工作呆在家里三个月思考生命、自由与爱这些命题的人，其实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成本，我们之前经历所谓30岁迷惑的尴尬，其实不过为自己制造出“自己还能选择”的幻象。这是我们人生黑暗的背面。

我很旧•Paris

年轻的朋友告诉我，他喜欢破旧的文化，因此旅行的时候喜欢去处处古迹的地方。他也是少数对印尼、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着迷的人，我听着他对古老文化的热情，忽然意识到，也许我是个很旧的人，所以才拼了命想要新东西的刺激。

因为我很旧，因此我到了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也只会在干净得看起来不像经历过百年繁华的大街道上，寻找新的店铺、酒吧、酒店、艺廊、咖啡馆等。来到巴黎，许多古迹建筑门前都会有个牌子标示岁月的意义，我看见会停下脚步抬头仔细察看好几百年前盖起的宏伟建物，在心底“哇”了一声之后，我继续揣着怀里的新鲜地图，往一家在我上一次与这一次的巴黎旅行断层间开设的新店走去。配合巴黎行人的步伐，我的脚步时而局促时而缓慢，而在这个寻访的过程中，我的好奇心总是会被新事物绊倒。当然这些所谓的新事物，其实可能是其他人的陈腔滥调，只不过出于我的无知和乡巴佬的特质，才一次又一次地被迷倒了。

就算是到了拥有迷人过去的时尚店铺里，我看中的也永远都是新鲜的商品。在巴黎Coco Chanel于1921年开设第一家Chanel专卖店的rue Cambon上，看到了如今从原来一家店铺扩充成面积高达800平方米的“Grand Cambon”Chanel旗舰店，当代时装天才Karl Lagerfeld在20世纪时装大师的灵感废墟上创造了新的Chanel神话，我从展示架上拿下据说昨天才到货的平底鞋，轻轻触碰新缀的山茶花饰，脑海里却很不争气地盘算着一个会被许多优雅女士视为品味拙劣的塑料Chanel模拟漫画少女主题的手镯，只不过因为那概念在Chanel来说显得够新。

当我还不是那么旧的时候，似乎只要是来自欧洲的异国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那时的我不需要药物的助力便会很亢奋，也不需要大麻就可以用一种时速5公里的速度在快乐着。可是当我越来越陈旧，我在生活中沉淀下来的，不是智慧而是许多过时的资讯，我看到许多标榜着新的事物，也会看见创造者灵感来源的历史或索引之身影，那么一来就显得不够具有原创性，新的也就像旧的一样，挑逗不起我的欲望。

我听着年轻的朋友告诉我他喜欢破旧文化时，想象着在他眼中迸出因为激情而产生的火花。我想，我真的很旧了，却只能不断出发去寻找新事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总是没有办法从旧事物里找到新观点，在我已经形成规律的生活里发现新的乐趣。我很旧，因为我活在一个失去激情的年纪，只有不断咀嚼反刍自己还无知时便相信的价值。

离开自己•Beijing

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才沦落到公司上班的朋友，有一天从MSN上传来一则简讯：我想离开自己一阵子，离开参与了建设这个公司的我、离开目前这个看起来有点精神不济的自己。

离开自己一阵子，听起来就像是村上春树小说里男主角会想做的事，我在MSN上嘲弄了他一下，一把年纪还像青少年时期那样着迷于村上，他也笑着认可了，两个在公司里用公司电脑上网聊天的人，就草草结束了一场对话。

朋友的话在几天之后重新窜入我的脑海。那时我一个人走在北京扬起一大把一大把建筑工地尘埃的人行道上，大卡车和被堵住的计程车拼命在下班的尖峰时段猛按喇叭，许多站在凌乱巴士站牌底下的人们歪歪斜斜地站着，衣服粘在他们身上，那景象十分炎热毛躁。我低头匆匆走过，方向有点未明，忽然也好想离开自己一阵子。

想要离开自己，可是问题是我们该当如何向自己告假？

我们可以和上司说好、和公司请假，然后离开工作一阵子。安静一点的选择有马尔代夫、巴厘岛、苏眉岛、兰卡威；孤独又不失城市喧哗的有巴黎、纽约、东京、上海、伦敦等。日本及韩国电影里，一些妻子透过外遇来离开自己的婚姻一阵子；正值年轻的人利用出国念书的机会离开让自己窒息的家。人们往往误读离开为离开一个地方，想深一层其实不过为了离开自己的角色。问题是不管我们请假跑到哪里，自己都会跟到哪里。这就是我们不知道要如何向自己告假的原因。

就算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有点破损，或是折旧得利害，我们却从来都没有办法像换一双鞋子一样，走到店里挑一双全新的Prada或Miu Miu，看中款式、试穿、权衡与衣柜衣服的搭配方法、结账，就可以把脚下穿着在两年内走过五座城市的Marc Jacobs缀满黑色心型图案的平底鞋丢到垃圾桶里，重新出发，假装自己从来没有穿着一双坏鞋子出门的坏品位。就算走到天涯海角，那个破损折旧的自己在那里。就算是在希腊圣托里尼岛上最美丽的夕阳面前，努力想要抖抖自己，把一身的疲惫抖落在蔚蓝色的海面上，一转身，在别人的太阳眼镜反射中看到的也还是自己。

想着离开自己之不可能的同时，走在街上的我忽然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我们每天镇日对着一些我们喜欢一些我们并不喜欢的人，只是到了最后一天为什么自己竟然是那么难以面对的自己？我穿着那双还没有丢掉的Marc Jacobs平底鞋，跨出另外一步，越过马路。也许我从对面的人行道回望，我会看到答案。

可是我没想到，到了对面我却忘了回头再看一眼，寻求答案。而自己也已经跟了上来，永远不离不弃。

23岁•Taipei

1
你像一只虫
忽然就飞到我膝上的裙里
我拍打你，想赶走你
一个燃烧中的蛋糕走了进来
就在这荒原的野餐中
我会见了你
你的脚印粘在我鲜血一般的裙上
抓破它的皮
我的朋友在前面
一个 两个 也许三个 四个
或者更多
在烛火中
在他们一具具欢乐无知的躯壳中
清唱
你邪恶的到来 我单薄的焦躁

2
我没有理由擦拭你
因你已进入我身体
从秘密的走廊爬过 越过果实垂累的宫房
技巧地避开我因绝食而滴水湿润的肠道
在心情的叶瓣间筑巢
我知道
我逃不走的
我觉得冷，不知道你将向我展示什么

3
痛，你从我的名字开始咬噬
姓名学中我那注定发光的笔划
被你啃噬到只剩下零星骨头
我的命格 我的掌纹 我的面相
我的星宫 还有我妖媚的痣
都因为你的贪食而来不及扬名立万

4
你踩在我身上
和我一起参加期末考试
三个博士学位的教授把题目贴到我的鼻尖
想法想法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提起我 在空气中抖落
几个旧世的观念
爱 自由 与重
生

5
你将永远不会迟到
每天和我一起醒来
旋开岁月的水龙头 流掉我的精力
你为什么把睡眠锁在我拿不到的地方？
我已经不是孩子
我可以吸食古柯碱

你踩在我身上
增加我说话的磅数
我矮小的朋友迫切看着我眼角的细纹
他们不会了解
我黯呀的忧伤
如何在每一个失眠的晚上
穿起铁匠的衣裳 敲出青春最后的花火
我灼热的泪水如何燃煮我失声的眼珠

6
我多么害怕青春会披一身彩衣来向我兑现
一则遗嘱：
出名要趁早

你在早上的边缘看我
狼狈地在泳池边挂起一条长腿
用半个身体拒绝冰冷的泥水
你身边还有那些被社会的雨水淋湿的人们
佯撑一把伞
等待我掉下去或
爬起来

7
这是一个太过残破的想法了
我们缺乏爱我们不够迷失我们在垮掉的碎片中喝着汽水
这个世代欠缺英雄我们的理想显得多余

父亲在这个时候生病
你坐在我孤独的房里看书
翻页的声音割裂我们之间长久的静默
经过房门的人并不知道事情已经发生
我连家人还没有记载
所谓精确的文字纯然的情感

它们并没有发生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来到了
那些都还没有发生，而这些却已经发生

23岁，我孤独的标本还不够多
朋友问我
从哪里学会孤独
终于了解我的生命再也无法用
一个简单的定义化约

我将不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了。
我将是你，而你将是那个在我梦中增加石块的灵魂
每年等量增加
每年威胁我一次

夏天的果实•Taipei

在背包
藏夏天的果实
旅行的晃动中
压碎一角
染湿了秋天的外套
甜而涩
如我对你
最最矛盾的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