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之域•KL

说来惭愧，在吉隆坡住了三十三个月，和一些搞艺术创作的朋友有过一些交流，听说过国家艺廊以外一些很有趣的艺术空间，有些甚至曾出现在我工作的杂志上，我就是一直没有到访过。终于有一天，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孟沙一名景观建筑师把他工作室楼下的展览空间借出，作为一项艺术筹款活动的展出场地，要我去看看。我跟着他简讯上的指示，穿过蜿蜒的马路，找到了住宅区内半独立双层排屋改建而成的楼房，门口垂下树柳，半掩住由排成格子状的相间方形铁网，网内又各别网住了3小株仙人掌。下车后看见阳光穿过铁丝网，依傍在微风吹拂的树柳影子下，不觉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周遭的空气也随着节制的空间设计而挥洒出一股非吉隆坡的氛围。

铁门在侧，必须往左缝里推开，小小一道入口，如同转换人生场景的门，里头是一地灰白碎石、一方长有青苔的水池，叫我到艺廊来看看的朋友已在里面等候，我在没有冷气吹送的开放空间里缓缓而行，听着朋友介绍本地哪些艺术工作者交出的作品，额头慢慢沁出汗水——一方面是因为热；另一方面是为了这个展览空间的简朴与有机，终日坐在电脑前的我如同闯入了一个未名之域，原本冰冷洁白与其他民宅无异的四面墙里，因为加入了木头柱子、原木小梯、藤制沙发组、红色砖墙，和不同年代艺术家们的作品，而成了一个不断喃喃细数着不同故事的地方。

原本，一个地方就只不过是一个地方，空间也不过一个空间，但是心思缜密的创作者透过对不同元素、原材的理解，加以组合配置安排，而成了一名最有感情的说书人。我不说房子主人设计了这么一个空间，因为当我站在房子中间隔着刻意裸露出钢骨肌理的柱子抬头望向建筑师在二楼的工作室，设计这个字眼就显得人工兼且商业。不大的艺廊，不断有人从另一个转角走出来，或凝视艺术作品、或投下收购的决定，每件事都在这里悄悄完成，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开始弃读小说，因为我在生命中找到了更像小说的场景，而每一个角落似乎都有一个情节起伏不一、意义不定、启发未明的故事在发生着。

就像人生中许多未及命名的场域，我在这么一家安静如《静静的生活》里会出现的艺廊中，看到自己过去三十三个月来持续不断的滔滔不绝，原来我生命关于气质与体悟的部分，遗留在一个安静的所在，我必须噤声停下来，把一个心平气和的自己找回来。

在那一面以窗为墙的骑楼下•Paris

为了拍到一张有人站在窗边的照片，我在Villa La Roche半圆弧形的骑楼底下，抽了两根烟、讲了一通十分钟的国际长途电话，并目睹一群穿著Burberry风衣、颈系Hermes丝巾的现代仕女们站在Villa La Roche小小入口处，读着指示，接着按铃，待负责人前来开门让她们进入的约莫五分钟后，我才等到这群仕女中的其中两位，走到这一面由不同形状窗片组合而成的落地长窗前，看着她们右前方由建筑切割出来的景致，而面露钦叹神色。

这是现代设计大师Le Corbusier和他建筑事物所的伙伴兼堂弟Pierre Jeanneret在1920年代的巴黎，为瑞士银行家暨现代艺术收藏家Raoul La Roche设计的一幢房子，以保存收藏家手上包括毕加索的作品。在Le Corbusier过世后，这幢由简洁线条组构而成的现代风格房子──根据大师的遗愿──被改装成提供公众参观的展示所。

我和朋友在斜斜飘着细雨的下午，搭乘9号地铁线在La Muette这一站下车，来到一个安静的巴黎住宅区，再走了大约十五分钟，拼命看着手上并不完整的地图，才找到位于一条巷子最深处的Villa La Roche。
房子里里外外都松上了新漆，显得曾是富豪之家的Villa在基金会的妥当管理下并无破落之感。我一走进去，就不能自己地拼命拿着数码相机拍照，只因Le Corbusier在这里巧妙地以楼梯间、走道、窗户等基本的建筑元素创造了有机的垂直与水平线条，构筑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几何空间。从看得见对窗的窗户以外，是Le Corbusier刻意为观者保留的城市绿意。

而那面让我在骑楼底下等了好些时候才等到一些人走过的落地长窗，其实是Le Corbusier以窗为墙的设计。因为面向北边，可以一整天为室内偌大的“玄关”引进自然光源。根据Villa La Roche的简介所言，评论家Siegfried Giedion认为，Le Corbusier第一次成功把现代建筑的五大要素，如垂直窗户、屋顶花园等，都运用在Villa La Roche的设计上了。

当那两名仕女终于走上第一层楼的阶梯、走上连接建筑两旁不同用途房间的走道上，然后不可避免地受到窗墙的吸引，而站在窗前全神贯注看着远方，那数面大小不一的窗户上倒映着周遭新发的绿色枝桠；数叶窗组成的墙彷佛成了一幅画。

在那面以窗为墙的骑楼下，我透过镜头看到她们，忽然间发现，我和这两位莫不相识的中年女子，被Le Corbusier这个名字如同他设计的走道般，被连接在一起。

自由门也过不去了...

有一天早上醒来，想说打开自由门，来阅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钟怡雯在三少四壮的专栏，没想到，网路侦测不到端口还是什么cookies的。
没有自由门，上不了blogspot，看不到自己和朋友的blog了。也回不了留言。从此网路上的互动沟通，又回到单向传播。

我的北京酒保•Beijing

最近北京很冷，居住的房子中央供暖系统要到11月15日以后才开始集体作业。我每天试图在温暖的咖啡店或是酒吧里延缓回家的时间，以便可以一回家，梳洗后便跳进被子里，好躲过穿戴整齐却仍不得不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坐在窗户边书桌前忍受刺骨寒风的状态。

在寒冷的空气中，读到有人讨论酒保在生命中的重要性，虽是配角，却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聆听与陪伴角色。我想起自己在北京的唯三朋友之一。这三个朋友其中两个是来北京前就认识的台湾老朋友，剩下的一个是常常去的餐厅认识的老板。老板是个北京人，之前在后海开了一家酒吧，据他的说法是，不怎么用心经营，生意就好得不得了，很有北京人说当老板的“范儿”。后来因为后海商业味道越来越浓，客人的素质越来越让人皱眉头，这位北京少爷型的朋友就跑到旧鼓楼大街开了一家比较现代化并干净明亮的意大利小餐厅。

我十分喜欢这家餐厅，在它开幕不久后便常常过去，老板看在我是少数早期客人之一，便也和我成了朋友。后来我不管是和朋友一起去，还是一个人过去，老板只要有空，都会坐下来和我聊天，还会送我一两杯红酒，让他陪着我一起喝，或者说让我陪着他一起喝。

有时候我心情欠佳，跑到那家餐厅去，老板就像一个完美的酒保那样，会听我说话，偶尔还会开导安慰，说些没有根据的赞美话。晚了，他要离开餐厅，便会把我一起拎走，到东岸爵士酒吧或是愚公移山破酒吧去，在高分贝的音乐里，我们谁也听不见谁的说话，他偶尔会给我递来一根把草和烟草卷得特别密实的一根烟，偶尔会不见了身影，留下我让其他酒吧的酒保留下了印象，以致于太久没有出现在那里一段日子后重现，其他酒吧的酒保们会问我何以不见踪影。

很多时候，我摇着手里的白俄罗斯调酒，看着我的北京酒保朋友喝醉了，恍惚地眯着本来就小的眼睛，摇摇晃晃地笑着。到后来我都分不清楚，谁是谁的酒保了。

透明的城市森林•Taipei

有时候我觉得我坐在一座透明的城市森林。枯萎的树枝底下是漂亮的玻璃，天空是温暖的色调，冷洌的蓝色被无意识地驱逐开去。温暖的色调感染了周围原来看起来应该冰冷的玻璃地表，让人摸上去不会有刺骨的疼痛。我坐在里面，偶尔有人加入，偶尔有人离开，偶尔留下我一个人，偶尔换我离开。离开的时候我不知道森林里还有没有人留下，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是大声说笑还是淡淡地忧伤。

当我不坐在那座透明的森林里头时，我会想念那种森林，虽然大部分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在森林里做了什么。也许是什么也不做的，就只是坐着，抽一两根烟，喝一两杯酒，说一两个笑话，大伙儿累了就起身穿上外套回家。也有不愿意回家的，就在打烊的咖啡店里耗着，咖啡店里，老板为了避开无谓的干扰而刻意压下来的灯光映照着咖啡店外深夜的阴沉，整个世界似乎就只剩下那么一戕角落可以给人们一点熟悉的温暖。我和朋友们围坐着，似乎就可以感受到Mojave 3圣歌般轻轻的团体力量，而店里的灯光在我们的想象中也就早已经幻化成烛火，有光明的热量，把透明的森林烘烤得更为透明。

拿我一个经常伪装得吊儿郎当的朋友的话来说，在这么一个透明的城市森林里，我们会得到一种精神层面的舒适。可是我们都知道这种舒适无法持久，或者说是短暂的，就像这个世界所有的美好事物无法恒久的真理一样，透明的城市森林里没有树叶，因此空气有点稀薄，我们只能坐在这里面，却无法在里头生活，因此总是有人来回走动，离开回来，有人笑有人哭。

当我离开了，我十分想念这座森林，虽然我并不记得自己在森林里完成了什么。

在北京•Beijing

北京又下雪了。

原本以为要转暖的天气，却又在人们──至少是我这个异乡人──最没有预期的时候下起雪来。也因为下雪，早上起来的时候只是望向窗户外看见了铺在地上的白色毯子，还没有来得及开窗测温就已经觉得冷了。就又把前一个晚上想好要穿的衣服造型在脑海中放回衣橱里，换上了厚重的羽绒外套。一下子对于春天的期待又冷下了半截，身体原本感受到的温度似乎又随着心理因素降低不少。

接着是晚上，雪大概在早上十点多之后就停了，羽绒外套也足够保暖。一个人搭地铁，一整个车厢里都是说中文的人，却不是我熟悉的口音。我想起中国同事随口说的，有中国人、有台湾人、有香港人和唯一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公司里，大家都说中文，可是大家都相互不明白彼此的话。是句玩笑，却很生动。

从地铁站走出来，朝一排排小吃店走去，基于对城市的陌生，便只盘算着走进自己最熟悉的小食肆，而在北京，我最熟悉的食物竟然是可以证明我曾在台湾留学四年的永和大王豆浆店。以最不台湾人的方式，用筷子剥开饭团夹出内里的馅料，一口一口慢慢地吃，希望可以制止不知道是因为太晚吃饭，还是因为想家而引起的胃痛。永和豆浆店店里播放着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我跟着歌词与旋律，像是在吉隆坡开车时来回播放着那张专辑那样，想念着他方。听着熟悉的流行歌，我其实应该没有离家太远，可是当店里的服务生一口卷起舌头的中文在我耳边响脆传来时，我原来已经离家太远了。

就这样吃完了饭团，再一口一口吃有一点点肉骨茶香的牛肉面，心里虽然恍惚，却也没有大颗大颗的眼泪想掉下来。因为住在北京，并没有值得掉眼泪的理由。没有被人欺负，也没有去欺负人了反被欺负而由好胜心造成的委屈；没有太忙碌，也没有因为太过闲暇而胡思乱想的时候。所有年轻时离开家里引起的哀伤，都不在这里。于是我继续吃，把另一个小盘子里的油条剪成半截放到牛肉面汤里去，以为这样就可以尝出更浓郁的肉骨茶味道来。

吃饱之后站起身来离去，门外的风似乎已经没有早上的冷。我把羽绒外套的拉链“刷”一声拉到下巴底下。我终于有一点点明白，北京有些地区特别昂贵，目标对象是游客，也是住在北京的老外，却还是每日每月客似云来。原来当一个异乡人在异地，只有在外国人群聚的地方，才能稍微安心。

原来我在北京，不过是一个异乡人。

台北24小时•Taipei

从朋友的咖啡店走出来时还没有到晚上12点，我有点悃，但并不希望自己在台北还过着正常的朝九晚五，便说要到24小时不打烊全年无休的诚品书店去看看。大学同学陪着我和吉隆坡飞来台北度假的朋友，一起沿着敦化南路，从信义路口穿过仁爱路的圆环走到大安路口。

我们一面走一面不着边际地聊着天，在仁爱路上的大型圆环，车子流过，朋友指着其中一栋好像是寿险公司的大楼，告诉我那是贝聿铭事务所的作品。我抬头看了一看，没有太多想法，便继续顺应着交通灯的潮流前进了。像是绕过了圆环半个球体，我们朝着24小时不打烊的文化地标走去，当来到圆环上白天面对着车水马龙、夜晚看着车子和人偌大马路上的Swensen’s冰淇淋餐厅时，我所有台北24小时的记忆似乎也一起回来了。

好几年前在台北念书时，常常半夜不睡觉，和朋友一起去逛诚品书店。那时深夜的诚品书店会有香港旅游团在观光，如今营业到凌晨三点的诚品信义店落成后，游客都转移目标到更新更大的书香空间朝圣去了。我的台北记忆里没有诚品信义店，和朋友在那里吃过一次饭后便没有再回头过，反而是敦化南路的诚品总店，说什么也要来一趟。

和朋友逛完书店，不管有没有买书，我们会在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感觉很饿，也很疲倦。就会走到邻近同样是24小时营业的Swensen’s，吃一客早餐。很用心把一客很大份的美式早餐塞进肚子后，我们中间会有人提议，回家睡觉去。然后我们就会背起背包，有人在路口搭公共汽车；有人伸手就拦一台计程车，跳上去后拂尘而去。

重新再一次站在安静的Swensen’s 门口，那些24小时的记忆，其实可能并没有一天那么长，我们避开了白天，选择在夜间出没。这个记忆，偶尔还是会再没有偏离常轨的生活跳出来，冷冷地吓人一跳，提醒自己，吸血鬼般的日子终究过去了。

在台北厮磨的时光•Taipei

台北Ole Café的熊在驻留台北的马来西亚朋友游说下，去了一趟吉隆坡，在Changkat Bukit Bintang开了一家Ole。风光的时候，周末夜里的Ole Café，都是马来西亚中文平面、广播、电视的媒体工作者，也有卖歌为生的音乐创作人和帮全城女性杂志撰写两性文章的文字工作者。Ole里的人声喧哗，用咖啡、啤酒、无聊笑话谈论出人生与理想幻灭，或媒体工业里的流言蜚语，而同一条街上没有鸡蛋花香的Frangipani酒吧里，有一群释放了五个白天压抑的城市男女，在里头以火辣装扮、调酒、香烟，和可能少许的药物，在迷醉着自己的人生。Ole Café和Frangipani就这样分割出吉隆坡夜晚两个世界的态势，中间偶尔有人越界，却也没有人真的在意越界的姿态是自如还是仓皇。

熊在吉隆坡住了一阵子，成了许多人的好朋友后，又回到了台北。几个月过后，他在台北信义路和敦化南路路口，开设了另一家Ole。我10月21号到台北，Ole Café在22号晚上开始试卖。和一群朋友吃过了鼎泰丰小笼包后，我捧着电话问了熊好几次café的位置，找到了信义路上华侨银行旁的Ole Café。

黑色门面的café门口放着易桀齐和梁静茹送来的两个相互挨着的祝贺花篮，我和朋友们推门走进去，长长像一道走廊似的café里，靠窗的位子上已经歪歪斜斜地坐满了好几桌客人，不用说都是老板们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们。

和熊、水水和棋棋——后二者都是在吉隆坡Ole认识的台湾朋友——打过招呼，我们找到位子坐下，朋友中有人点了名字难念的比利时啤酒（不是Hoegaarden），有人点了加了Whiskey的咖啡。我们慵懒闲适地坐着聊天，十分十分刁钻的朋友的朋友开始赞美Ole Café的啤酒与咖啡，我在漫无边际的对话中仿佛回到吉隆坡Changkat Bukit Bintang，坐着和朋友说些有的没的。

那时夜应该已深，熊任由我们几个人耗在café里也不说打烊的话，一起混的朋友在他的博客上写说：“那些香烟与酒，打烊后的昏暗光线，美好的音乐，所有不经意的话题，都带给我某种精神层面的舒适。”
因为熊，台北Ole延续了这么一个传统。试卖两天后的几天，应该是休息为正式开幕作准备的，我还是每个晚上都带着朋友去了，其中一个晚上熊还没来得及把拖把收起来我们就已经到了，可那感觉很像回到一个我们常去的朋友的家，也就没有人理会，在Mojave 3的音乐声中，继续点加了烈酒的咖啡来喝。

我的台湾朋友中有不少是知道台北第一家Ole的，坐下来之后就问熊，此Ole和彼Ole的关系。那是熊的少林寺，他的师傅还坐在新庙的高脚凳上抽烟。熊在黑褐色木头组成的店里走来走去，偶尔还跑到很明显没有客人的地下楼层去，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我坐在簇新的店里比较着旧店铺，台北这家面向信义路的店铺虽然不大，却有沉稳的味道，和吉隆坡明亮温馨的Ole有一种对比。这也许和城市有关，也可能是年纪造成。我们走到一个地步，渐渐明白不管在哪里，我们只不过在寻找一个可以厮磨时光的地方。

被挡了

有好几天都上不了blogspot。
用任意门试着进入，原来blogspot没事，只不过使用中国网路体系的我，被阻隔了。
任意门是台湾朋友帮我安装的软体，可以躲过中国网路的重重关卡，看到可能因为有反共或台独言论而被阻隔的网站。如果不用任意门，我基本上看不到朋友在番薯藤、天空部落架设的部落格；用了任意门读到他们的文章，也无法留言，只好当潜水艇。
现在自己的blog被挡住了，发表文章时我得把任意门关上；要阅读朋友的留言时，就打开任意门。
感觉，好白痴。

荒凉、孤寂与破坏•Beijing

在一个午间的会议室里，每个人都被要求发言，每个人都被要求产生意见；而刚好每个人都同样拥有一个议题。于是会议室在几个人的畅所欲言后，演变成了一个激烈纷扰的会场。我原来也是积极发言的人，却在看似永无结论的讨论中静了下来，开始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无意识地涂鸦。

忽然我想到昨天才在网路报章上读到的一篇文章，是一篇专栏文字，剖析加入慈善机构并不一定比待在竞争激烈的大企业中来得容易。作者文采幽默深刻，特别针对一些面对“青年危机”的金融界精英动辄表示出于对职场的厌恶，而放下狠话辞职到慈善机构去一展雄心与爱心的态度，解释了慈善机构里更会因为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也都特别坚持自己的理想，更容易出现为达目的而在背后趁人不备捅人一刀的行为。这也是英国电信公司BT主席Sir Christopher Bland口中所谓的，一个团体的目标或动机越高尚，其出现的诽谤、暗斗与欺诈就越多。

动机高尚，原来是手段卑劣的源头。坐在满满一桌子都是人的会议室里，我看着每个发言的人，回想着之前我发表的言论，有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心目中理想杂志而在争论着呢？问题是，我们毕竟没有相同的背景，美学观点也不一致，也就造成了理想线路的不平行。与理想线路不平行的人们一起腿绑着腿朝一个预设了但方向未明的地方走去，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快要被绊倒了；下一个转弯又不竟怀疑，是我之前设计了一个陷阱，让离我理想最远的人掉了下去。

就这样，在分贝最高的空间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像是在荒郊野外看见一栋高价别墅在黄昏阳光下，体现出来的荒凉、孤寂与破坏。也许说这三个形容词都太做作了一点，也太刻意而为之了，只是人们不是常常会慨叹吗，在最吵嚷的地方最寂寞？在最靠近的时候最遥远？我在这个空间的人群里，找到信仰接近的人，也发现品味迥异的人；只是我们的讨论让原来就不是太努力于与想法不接近的人打交道的我，在会议的第55分钟就尽显疲态。

难怪当我兴致勃勃地告诉目前正在海牙念硕士的大学同学说，我自觉自己是个当业务的料时，她只冷冷地抛来了这么一句话：“你不行的，因为你看到穿衣服没品味的客户，你的脸会马上黑了起来。”

坐在冷气一点也不冷的会议室里，我的灵魂似乎早已游移到和投契的朋友们共游长城脚下公社的那天。我们这么轻易就一起喜欢上了隈研吾的“竹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许浅薄，然而我们因为一个未曾谋面的日本人而靠得很近，在荒凉、孤寂的长城脚下，我们却不寂寞。

记忆盒子• Taipei

朋友从新加坡给我带回来最新一期英国版《Vogue》，以夏日假期为主题，里头提到了所有旅人都熟悉的行李。我看着里头提到的各个不同品牌的新款行李箱，几乎就感受到旅行的乐趣了。加了一块布包裹住的Globe-Trotter象牙白Safari系列、Prada紫色印花复古皮箱、Tumi多格袋尼龙手拉行李、Pual Smith彩色线条Tote、Longchamp折叠尼龙袋等等，都让人对不同形式的旅途，有了新的想象。

只是关乎时髦的想象归想象，我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地读着杂志、转着手上的圆珠笔，心里担心的是今年提早把年假与旅费用完的自己，要如何度过没有假日、没有机会拎着适切行李箱抵达机场的未来几个月。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的脑袋迟缓地开始从记忆最深处提炼出所有愉快不愉快的旅行记忆。也不需要数码相片的帮助，也不必重读自己的旅行手札，我曾经因为对未知的好奇而走上的那些路程，如东京，如伦敦，如巴黎，如威尼斯，如罗马，如柏林，如台北，便好像走马灯般在我近视日益加深的眼前旋转，让我知道在每一个旅程中留下来的细微感受，似乎并没有真的弃我这个妥协于中产生活的旅者而去。

妥协，是我看待中产生活的犬儒态度；可是在最近一次旅行台北，我才知道并非每个人都那么矛盾——一方面为自己可以住Boutique Hotel和搭商务舱出国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又很担心自己会慢慢变成Edmund White笔下那个年轻时愤世嫉俗的嬉皮而年长后就变成一个无聊的贵妇(他说的是城市，但套用在人身上又何尝不是鲜明？)我和新识的两个朋友与多年老友坐在有道石门开关的小酒馆，会在台上骂脏话的台湾摇滚乐手就坐在我们隔桌，音乐开得不太响，但座位的设计巧妙让一桌四人既可同时聊天；又能让两个相邻而坐的人有讲悄悄话的机会。我和会说流畅中文的加拿大友人谈起无聊的中产生活，他问我那到底怎么样的生活才不无聊？富豪？三餐不继的无业游民？还是不断唱着流浪者之歌的吉普赛人？

以上皆非。却也正因为以上皆非，我们选择中产生活显得那么妥协——没有更好、更有趣的了，因此我们选择一个比较为大众认可的、比较容易完成的，再从里头寻找一点点小小的快乐，来说服自己，其实生活没有那么糟。也因为这样，我们迫切需要旅行，在陌生的城市中伪装成纨绔的晃游者，搜集不同的细节，装箱打包，以成记忆。那么就算没有假日的夏天，也有少许安慰。

纽约的滋味•NYC

很多人以为我来纽约是为工作，其实不是。套一句台湾朋友的用语，我是来纽约休假的。既为休假，自然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因为这一次的休假长达14天，住的又是阿姨的家，没有所谓旅行成本的顾虑，每天醒来后便佐以一杯咖啡，来计划接下来的一天要在纽约的那一个“部落”度过，如此就算一天只到一个地方，14天下来也可走过14个地方。

我当然没有每天都出访纽约，有时候因为前一个晚上去看一出音乐剧看得晚了，第2天便是说什么也爬不起来；睡醒后天色已晚，又刮起北风，就更是没有勇气走出门口受尽冷风吹，便在室内摇着脚看电视，心得是：美国人极重视牙齿的美白整齐，直接销售的广告都在劝告人们，就算天生没有一口美丽的牙齿，后天的努力也绝对可以挽回劣势。无聊的我回头想想，几天下来我在电视上、地铁上、百货公司里看到的，只有一个状似外地人的白种男子缺了颗犬牙，不像台湾或是马来西亚的小明星们，就算明知自己上电视总是要对着镜头张嘴说话，也对自己一口黄掉的牙齿不瞅不睬。

无聊的我继续揣想：纽约被匿称为“大苹果”，每个人都想咬上一口，来到这里自然牙齿要好，才会尝到纽约的滋味。

从纽约大都会美术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搭出租车到Rockefeller Center后方小巷子去，出租车司机听我用了“junction”一字，忽然被挑起记忆。他说自己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听人用这个字眼，美国人都惯用“crossroad”，原来落脚纽约26年的他来自加勒比海一个前英属小岛──他当然记得自己家乡的名字，可说真的，我对世界的认识有限，问了两次还记不下来他说那小岛一长串的名字。问他是否喜欢纽约，他顿了顿才说纽约有纽约的好，其中一个就是他可能在纽约的一天之中，遇上50个国家的人，有的住在这，有的是过客。

片刻之后，司机在第五大道和西48街的交接口停下，热心地指着右边路口的方向。从袋子里拿出我在百老汇音乐剧中心询问处拿来的一张双面地图，走下去，原来大苹果的滋味五味杂陈，说14天尝得完，不竟太过嚣张。

下午三点•Beijing

下午三点，坐在电脑前，很快就进入了太虚幻境。之前有朋友向我解释打坐之美，说在临睡前让脑子清空，什么都不想地，非常超我的一种状态。我听着听着就觉得很像是自己每天中午午饭后瞌睡的状态，而往往在办公室里的下午三点也往往是我不自觉打坐的时候。

下午三点，为了驱走睡意，我走到Starbucks排队买一杯美式咖啡。市中心大型的购物广场里，Starbucks总是繁忙，而那些看起来明显严重人手不足的服务员也就按捺不住一种属于下午三点的烦躁。

我站在队伍里，看着下午三点还在喝着咖啡的人们，原来许多人都把Starbucks这座咖啡座当作从狭小办公室里延伸出来的座位。人们在交换名片，进行企划提案，讨论时局。下午三点钟的他们，和一直在大呵欠的我呈现出来的窝囊状态成一鲜明对比。

下午三点，公司里其他部门的同事已经扭开电视机在看俗辣的韩国偶像剧重播。消音的画面让人只好一面喝着咖啡一面追着字幕在看。有些人在另一角落争论事情，有些人用广东口音在讲电话，为没有声音的唯美电视剧配上不那么唯美的真实音效。

下午三点，我像一只游魂一样，人在座位上但心思却早已飘散在空间未名的世界里。用手支着头，我想象有人在下午三点的café里安静地抽一根烟，有人干脆就跑回家开了冷气蜷缩在床上睡了个午觉，也有人可能在网路上写一篇发生在下午三点的爱情小说，当然有更多的人一直在期待时间可以快转，好让下班的那一刻就在眼前。而我，就带着一个沉重的脑袋冥想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可能是一道任意门。像一个充满魔法的衣柜或是一面放在公寓宽敞楼梯间的镜子，在对的那一瞬间会打开，生活在我们这个时空的人们便可以走进去。只是去到哪里，就似乎有许多版本。纳尼亚传奇里的是一个远古时代，有智慧的万兽会开口说话；村上春树的男主角则似乎走到了一个和我们的世界都一样但更快乐、完满的地方。

下午三点，也许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符号，标示了太阳在一天中高挂空中的那个时刻。没有延伸的力量，只有无尽的缓慢的时钟在“滴答”响的声音。

我有时候不知道该希望下午三点赶快结束，或是永远不结束。

单车日记•Beijing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天哪,我现在竟然用了10年以上的单位来叙述自己的经验)。那时我在北京宽敞的街道上，第一次见识到如海浪潮水般的脚踏车；可是现在的北京会骑脚踏车上班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身边的朋友谈论买车和养车之类话题的反而还比较多。

最近几年北京也因为车子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混乱，空气也越来越浑浊。有一天晚上，加班的同事匆忙赶着末班地铁回家，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搭计程车回家，还可以向公司报账。结果他告诉我，选择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原因是为了减少一台在路上奔跑的车子，以舒缓北京已经够纠缠不清的交通乱源。我一时语塞，因为平时我总是抱怨北京的交通，便堂而皇之地拿这个当作我搭计程车的理由，却没想到，为了自我的一时舒适，我也同样成为北京交通混乱的祸源之一。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同事的启发，我最近上英国各大报章网站看文章，竟也总是留意到有关地球温度持续上升的文章。这些文章不尽然是气候学家警告人类的硬性文章，还包括一些伦敦“绿色消费运动”的支持者发表的看法。这些被视为“有良知的消费者”，企图透过改变本身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从最简单的交通工具之选择开始，希望能为地球尽一点绵力。他们也许是以一种有风格的方式，像Meg Ryan在电影中那样骑脚踏车上班，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像我的同事那样，希望减低路上持续消耗地球石油的汽车数量。也有些人进一步反对飞行，认为搭飞机出差只为了开一个会，是没有意义兼且浪费地球能源的。

这些绿色消费者们，并不只是对变化无常的天气关心，也对道德贸易坚持。他们对自己购买的商品显得十分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并不是因为他们唯恐被商家诈骗了金钱，而是更加留意价格、设计、材质之外的细节，如一件来自中国或印度或南美洲的衣物，是不是从剥削幼童的工厂里批发出来的。也因为这点坚持，他们并不介意为自己的消费多付出一点金钱，以确保自己的小孩身上的校服，并不是地球另一端一个失学孩童的“作品”。

读着这些文章，我想起自己在北京一个小巷子里看到停在路旁的一台老旧脚踏车。发展中国家与发展国家，似乎总有对立的矛盾：当北京人开始放弃脚踏车，走上了人人向往的舒适生活中；西方的城市人反倒开始在城市中骑上脚踏车，在车龙中把自己的理想主义穿梭成一条线。

想深一层，其实说穿了，一切都与价值观有关：亚洲人重视财富带来舒适的优越性；而富裕的西方人则厌倦了他们浪费资源的同伴们的行为，开始准备起义。我在酷热的北京城里，尴尬地想起了多年前，当环保分子谴责马来西亚大肆开发雨林，破坏了全球生态；而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则不以为然地表示，西方富国本身在剥削完地球资源后，反倒回过头来要求第三世界国家保护世界。如果没有当年势必要经历环保阵痛的经济改革，我们也许还是一个无法与世界接轨的落后国家，到时候要不要骑脚踏车上班可能并不是我们能够拥有的奢侈，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选择。只是现在我们拥有了选择，我们准备好要改变了吗？

晕眩•London

回到伦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不尽的晕眩感。一切都像是在泰晤士河畔Tate Modern看到的巨型艺术制作《The Weather Project》──来自丹麦的艺术家Olafur Eliasoon，将无数绽放单色光源的灯管并列成半颗黄色球体倒挂在天花板上，并以无数玻璃镜片遮蔽了Tate Modern Turbine Hall原来的天花板，组成一大片可以倒映影象的天幕，这使得从一定距离观之，整幅景画就像在黄昏浓雾中的太阳。然而一仰头，便会发现自己弱小的身躯已经反射在天花板的镜片上，那么错置，那么让人昏头转向，使自己不得不问，到底，哪里才是真实？

13个半小时的长途飞行加上8个小时的时差让我的身体受尽折磨。每隔两天的晚上，我睁着眼睛躺在陌生的床上无法入眠，至到凌晨约4、5点才鸣着轰轰的打鼾声昏昏睡去，第2天却又在约莫早上10点精神爽利地醒来，不断出门、不断旧地重游、不断觉得整个时空都像个超现实世界。

因为睡眠时间大幅缩短，我在伦敦的一天其实是别人的两天，就像倒映在天花板玻璃镜上的黄色球体，那是一个乘以2的世界；可是那个世界中有一半是假象，我所体验的伦敦又有一半是混杂或甜美或苦涩记忆的真实。天气的关系，我开始在圣诞节这天感冒，透过带有病菌的身体旅行，整个伦敦的重游经验更像是一场梦般，一切都不再是从前我所认识的一切，却又都是，扑朔迷离得来又有一点点感人。

当我和另两个朋友走进Soho一家超过百年历史的法式糕饼店，Maison Bertaux时，一名年轻的克罗地亚店员，Mento，竟还记得我。我推门走进那家漆上淡鹅黄色的小蛋糕店时，他正站在门边的展示柜前整理一位客人的点餐。我看着他，心里想着，好久不见；当他抬起眼看见我时，因为知道已经很久没见过我了，便扬起声问我哪里去了。

8个月，我已经离开8个月了，而伦敦至少尚有一名陌生人记得我的脸。同样曾在伦敦待过一段日子的朋友问我关于伦敦，我告诉他我在Maison Bertaux的奇遇。他传回来的简讯告诉我，至少还有一部份的伦敦与我同在。

至少还有一部份的伦敦与我同在。因为当我离开伦敦时，我不再拥有我的伦敦──我在Old Street租来的公寓、我曾使用的IKEA家俱、我购买边缘设计师的服饰店、我的Tate会员身份、我的Vodafone电话号码，还有我的英国恋情。

我曾经那么害怕回来，因为唯恐记忆会抽痛现实的神经。回到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不再”的事实让人有源自胃肠意欲作呕的恶心，而产生一种无法自持的晕眩感。我可以猜臆那晕眩感滚滚袭来的原因，只是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感觉那晕眩，进而平衡之。

一名熟悉的陌生人片刻停止了我的晕眩感，他让我觉得自己回到了伦敦，释放了我不能放开自己已不再是伦敦居者、不再拥有伦敦的情结，因为至少还有一部份伦敦与我同在。他让我再一次想起伦敦是一座怎么样的城市，这样下一次我再回到伦敦，会更晓得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来接受自己的旧地重游。

当然Maison Bertaux的帅气Mento只是短暂制止了我的晕眩感。我仍持续每隔两天的失眠；仍持续好不容易在晚上9点睡着却在凌晨3点钟爬起来洗澡；仍在地铁转乘的地下道有随时扶着墙喘一口气的心理需要。宛如Olafur Eliasson的作品一样，参观者可以透过躺在地面上看见镜中的自己感受人工大自然的经验，我不断有空隙检视自己在伦敦的过去与今天，甚至是我不在伦敦时的过去与今天。

在我缺席的8个月中，伦敦似乎微微有了改变。原本不为人知的小店如今客似云来。我坐在里面仿佛看见8个月前坐在里面不知如何面对个人人生的我；而我又从店里挂满镜子的反射里，看见当下的我──我清楚知道我，要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了吗？

伦敦冬天寒冷又干燥的风吹走了我皮肤最后一层水份，手指头又开始出现裂痕；而由于穿著高筒靴不断走路，脚后跟却开始长出一团软绵绵却终将磨破的水泡。我却毫不在意，神经末稍的痛楚在冰冷的空气中被降至零度，只要时间久一点，我知道伤口会被疗愈。就像Tate Modern里第4项受委托的大型Unilever系列艺术制作《The Weather Project》会随着展期的结束而拆卸。

就这样在一个充满晕眩感的旅行中，我感受到时间的消亡感──一切都会过去的，过去了就会没事了。虽然有时我在没事的现实中总是会分不出是过去的痛楚比较真实，还是当下的。

但只要晕眩会随着旅行的结束而结束，就好。

在璀璨灯光下•Shanghai

我捧着一杯香槟走在饭店酒会大厅的璀璨灯光下，身边的宾客们聚拢在一起说说笑笑，我偶尔加入他们；偶尔因见到其它朋友而走开。在璀璨灯光的催眠下，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成为这个华美舞会的一份子，自在游走穿梭于争艳斗丽的衣香鬓影间。等到我从舞会走出来，在酒店大堂等着酒店服务生把我的车子开来时，惶惶间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从来都不属于这里。

在过去两年里，我因为工作关系而得以进入无数个好玩的、漂亮的、沉闷的、一票难求的、自我重复的舞会中。为了这些场合，我卸下了自己在伦敦街头学来的前卫设计师混杂波西米亚衣着风格，换上了一袭又一袭进口绫罗绸缎裁制的小礼服；我的发型也从两年前在伦敦红极一时的不对称剪法；留成了枯燥乏味的齐肩黑发，偶尔因为打理不顺而显得卷翘。

有时候一个人不小心进入了一个舞会而不认识任何人，就一个人站在角落拼命喝着香槟或红酒；有时候有些同样落单的宾客会走过来，和我聊起天来，如此一个晚上就在握手问过彼此名姓、住所、工作、职称之后，缓缓浪费掉，而自己还要安慰自己说，至少多认识了一个朋友——而这名朋友可能在下次见面时，也不太会想起彼此的名字。

有一次有个搞音乐的朋友出席了类似的场合，遇上了他就告诉我，当个杂志主编之类的工作还真不错，打扮得漂漂亮亮出来，喝着免费的饮料，和一大群人聊天，就是工作了。他不知道的是，在活动很密集的时期，赶场是媒体工作者最常做的是，而要以一套服饰在不同的场合都穿得合乎标准，也是一个功夫。要在不同的璀璨灯光下看起来并不摧残，又是另一种功力。有时候我多么希望自己出席这些场合的背后，不需要在办公室里彻夜赶稿；而是像富家女那样坐在美容院让专业受训的美容专才为我修指甲、上色。而外表，都不过是肤浅(虽然很重要)的其次，一个人站在一众宾客的欢畅笑声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才是最孤单的旅途——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旅行时候的一个人算得了什么呢？

在经常有机会看到五光十色美丽舞台的杂志社里工作，许多年轻人很容易就忘了自己，年轻好奇的心就被牵走了，以为世界就只有那幺大；以为阳光的热力就像ballroom里水晶灯投下的光线一样，璀璨有光芒。也因此在不管多么严格邀请的舞会上、不管那灯光多么璀璨、不管宾客有多么和善，我都要小心，不要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份子了。

我们该往哪里去•Paris

2月的巴黎，黄昏，天冷。我和摄影师朋友等着交通灯由红转绿，他把我的数位相机拿了过去，站在街头随手就捕捉了巴黎街头即景。回来后，我一直把那些照片存在自己的电脑硬碟里，偶尔查找一些档案时便会看见，带着帽子、穿着风衣的法国男人左顾右盼，准备开步往自己要去的地方走去。

看着照片的时候，我会想起上个月在威尼斯Palazzo Grassi艺廊里看到的一场名为《Where are we going?》的展览，想起的不是展览内容，而是那展览的题目，我们何去何从，似乎说中了我们这个世代的困扰——在经历多年的游走后，我们到底想往哪里去？

认识多年的朋友到京都修读博士学位几年，我们昨天因为他转机到北京停留了一个礼拜而碰面了，却没有所谓的超现实之感，叹谓两个马来西亚人在2008年奥运主办城市见面了之类的话语，想来我们已经习惯不在自己的原生地和到处飘流的朋友见面。我之前人在香港一周，朋友从吉隆坡飞来和我会面，我们之前还开玩笑，唯恐两个人就算同住一间房间，却会好几天都碰不上面，因为两个人在香港的行程落差甚大：我得跟着香港人的办公时间工作；而朋友则像个夜行者，日出而息，日落而作，两人还得依靠酒店的门房来互通讯息。事实是我们当然还是见面了，一起看着香港无敌海景吃了饭，也到我们都喜爱、位于Soho区的“只限会员”酒吧喝了点小酒，我们谈起可能见不了面的揣想，也就笑了，因为彼此都知道，这不无可能。

我们这些人，可能好几年不见面，见面了也不问彼此好不好——不好的话，早就自行招认了，因此没说，自然不是不好。我们谈话的内容，总是围绕着自己的下一座城市，和旅行无关，而是到底我们接下来会到哪里生活、想到哪里生活。比如说自己其实才刚到北京六个月，朋友就会问我什么时候要走，走去哪里；在念博士的朋友可以在京都待到2008年，他也在盘算自己的下一站。这应该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异地，长期没有安身立命的可能，才产生的问题。

然而我们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认真考虑回家安定下来。

就像站在巴黎冬天街头的那名男人，他左顾右盼，也许心底很清楚自己的方向，也许只是到处闲晃，我和朋友们在人生中不同时期在不同机场奔赴不一样的前程时，心底牵挂的还是我们该当何去何从，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像我们的祖辈那样，到另一个异乡当第一代移民，那种辛苦不是我们有能耐承受的。我们的奔走，不知道是不是跟上了最近几年国际人爱玩“大风吹”互换城市生活的趋势；还是其实不过是为了逃离一个将我们边缘化的地方。也许我们的流离，不过是要透过逃离来边缘化我们己身的原生地。

我们•London

我们站在对街，看着Guardian大楼外那一面面玻璃窗户反射出来的世界，并且及时觉察到秋天干冷的天气早已把叶片吹黄。偶而有穿著高跟长靴搭配双色间隔围巾的黑人女孩，从那栋大楼里走出来到对街买了一杯咖啡后，再走回进去。从她脸上那漂亮的妆彩中，我们认出了她就是《Guardian》周日姐妹报《The Observer》附赠的《The Observer Magazine》专栏作者，负责整理流行信息、提供逛街小贴示。为此我们也跟着到她之前买咖啡的店里，点了自己喜欢的cappuccino后，在户外咖啡座继续坐着，看着那大楼门口进进出出的一些身影。

《Guardian》是我们最喜欢的英国报章，可能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报章。偏左的立场，使得这份身处资本社会的报章刊登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都带有批判性。这对学媒体的我们来说最对胃口，不过我们却也曾见识到英国典型中产家庭出身的小孩对这份报章的却之不恭──他们对生活的满意与追求安定的理想，使得《Guardian》于他们来说，显得太过为批评而批评。

我们总是固定购买周末的《Guardian》，分成好几个部份的报份其实往往可以让我们看上一整天。我们当然没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花在一份报纸上，因此总是先从副刊看起，而伦敦总是不断有电影上演、舞台剧演出、画展开始、演讲什么的，副刊的艺评就帮助了我们去辩识个人感兴趣的活动，这样才不会一整个礼拜都跑在外，奔赴一场又场对自己没有具体意义的演出或展览。

也许是出于对报章的喜爱，我们也就特别期待自己可以在有一天，走进那家报馆，做一些什么、学一些什么的。也因此在一个天气骤降的秋日午后，当我们在什么目的也没有的街头游走时行经Guardian大楼所在地，便也无可无不可地停了下来。我们看着那栋处理信息、制造信息、宣扬信息的大楼，想着在里头的人们的趾高气扬，心里清楚明了，我们其实都没有机会走进去里面。就这样，我们在喝完手上那杯cappuccino后，便像一名退休老人在盘算自己的一生时留下无限唏嘘的最后，站起身了，看了那栋象征着遥不可及梦想的大栋一眼后，便不得不离去。我们终于发现，原来每个人都会有遗憾。

而究其实，我们不过是我和我自己。

旅行的偏见•Saigon

在西贡，和西贡最高档的酒店Park Hyatt Saigon的总经理、公关，一起在Super Potato设计的餐厅用晚餐。因为是第一次到越南，便一定会谈论起西贡印象记。我喝着意大利白酒，其实不太清楚自己对西贡的情感。

飞机抵达西贡时是凌晨一点，酒店安排了接送。我坐在舒适的小面包车里，把东南亚城市夜晚的热力留在窗外。机场和市中心距离很近，车子穿过墙漆剥落的南洋双层老旧楼房，转过一个小小的交通圈，再经过一个公园，没多久之后，就到了外观优雅细致的酒店。夜深看到的西贡有一种属于小城镇的脉动与宁静，不像乡村地方一到半夜就静寂无声，也不像大城市许多角落仍霓虹闪烁、纸醉金迷的，那是介于中间的一种节奏，偶尔路上还会有不带头盔的摩托车骑士，或一台酒店专车不疾不徐地在夜里弹奏出一组引擎组曲。到了白天，我们在酒店附近散步，看市中心的西贡旅游景点。那里有很多地方都让我想起马来西亚的小镇，如双溪大年，有些带着殖民风味优雅的角落则很像槟城，可是西贡又是非常自成一格，比如说在建筑设计对称均衡的挑高邮政总局里，挂有一幅巨幅的胡志明肖像，提醒了游客，身在越南的事实。

西贡乍看很像马来西亚的小镇，却没有一般小镇的无趣，反倒处处流露出迷人的光影。也许是因为我在北京的日子久了，无可避免要与人摩肩接踵，总是在路上听见车子猛按喇叭，同时以游乐场里开碰碰车的技巧在路上演出蹩脚赛车，当我来到西贡，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待，连一般餐厅里人们说话都轻声细语，那是一座让人舒服的城市，却不像一些东南亚城市为了迎合西方口味而显得媚俗——当然经济开放之后，这里也有如此媚俗的地方，但不知怎么的就是那种对外面世界纯朴的向往。

吃晚餐时，要回答越南印象记这个问题，我心里清楚自己喜欢这座城市，可是不确定自己喜欢这个地方的真正原因。因为我看到的西贡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地方，我喜欢那种殖民历史不侵入人的生命的触感，可是我也知道这里是西方人轻易就会爱上的地方，我最不愿意的就是掉入一个旅者在看第三世界国家时产生优越感的窠臼，因为我也来自一个曾经满足了无数西方人优越感的地方。

西贡之行，我们也去了一趟湄公河三角洲。以前在地理课本上读到湄公河三角洲，对它感情最深的就是答对了题目给我好成绩，真正坐上电动船在黄澄澄的大河上张望着越南人民依河而生，他们的房子简陋，可是因为物产丰富却活得不一定比我们贫瘠。当船只经过小河道，从红树林枝丫间看过去，刚放学的男孩女孩们从小渡轮上岸，有个女孩身着白色越式服饰，骑一台粉红色的脚踏车在小路上飞驰，后头跟着一大群小男孩，女孩带着斗笠遮住了脸，可是坐在船上看见，就认定了她可能是班上最受欢迎的女孩了，那画面太像陈英雄的电影，我深深爱上了，虽然心里也知道越南本地人不一定认同这名定居法国的越裔导演诠释的越南。

也许，就是旅行，才让我们看清楚了自己的偏见和别人的偏见，而世界恰恰是因为没有暴力倾向的偏见而多元。

云层下的梦

朋友说在梦里看到了我，住在巴黎塞纳河畔很大的公寓里，喝很昂贵的矿泉水。一面赶稿一面流鼻涕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梦境，便一直叫我的朋友不要醒来，仿佛只要他继续作梦，我就可以继续巴黎。

朋友当然不愿意，因为这个梦里没有他。这个梦也不是我的，便只好继续清醒地生活着。早上很早起床去上班，晚上睡觉不做梦。然后是出差。出发前往西贡的前一个晚上，我赶稿赶到心情郁闷，却很想很想吃烤鸭。我想吃的烤鸭是在公司大楼附近的北京君悦酒店里知名中餐厅长安一号的烤鸭。下午五点打电话去预约，结果柜台小姐满声歉意，说六点钟和八点半的座位全都订满了，而当时门口也已经有客人在排队等九点的位子了。我在心里惨烈地嚎叫，因为生命无时不刻都在提醒我们，生活并不尽如人意。

那时便很希望住在朋友的梦里。就像在漂亮的云层下，有文明的痕迹，也有创造的力量。就这样，我在梦与现实之间出境入境。在上海机场等待前往西贡的晚班飞机时，身在北京的同事在网路上问我在干嘛，我无可无不可地说，正在漫无目的地寻求生命的意义——梦与现实，几乎要成为我在步入30岁前中年期最沉重的命题了，如果我不给自己好好解答，可能会被这几个字弄得神经衰竭。

恰如人生，长安一号的烤鸭没吃成，我还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台湾来的同事陪着我去了同样是公司附近的寒室餐厅，吃半只新派的烤鸭，聊胜于无。

吃饭的时候，同事告诉我现实的观察：她带从台湾过来度周末的老公去逛胡同，结果看到一个法国背包客随意坐在街角，和一个当地小女孩一人拿着一瓶冰冻红茶对饮，他们两人每喝一口就相对举瓶干杯一次。那天太阳据说很大，那背包客无视于时间的流逝，就坐在这个世界其中一座大城市的一个小角落，畅快淋漓地和一个不理解时间意义的小女孩喝着冰饮。

我和同事都被拴在生活与时间的桎梏中，因此特别羡慕可以浪掷青春的人类。然而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云层下的梦境那般适合拍照，却也没有真的很糟，糟的是我们不甘心，就这么生活下去，永远都赶不上长安一号的烤鸭，只能向第二选择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