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今晚就自由了，自由了就可以玩物丧志了

还剩下四页Blancpain的稿子。只要我咬紧牙根，把三千个有关“自制机芯、13R0、制表师、历史最悠久、从未生产石英表、超薄表款、世界第一只时间等式万年历腕表、特别为女士设计的机械表”这样乏味的字眼吐出来，我就自由了。我的自由可以延续到农历新年。那就是接近十四天的玩物丧志期限。在这十四天里，我首先要学会打撞球，这样下次我在曼谷La Na Thai等位子时，就可以吓死和我在一起的男生朋友，而不是被他们笑。

没有资格做梦的人

认识一个会解梦的朋友。我说不如你帮我解一个梦。他说好，你说你做了什么梦。我想了好久，随口说梦到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他看穿了那不是我做的梦，坚决不解。那时就希望像我这么没有梦的人，可以是一个会写小说的人，即兴编一个梦就会有充满冒险与多重意义的情节。
只不过我每天醒来，还是一个梦的痕迹也没有。

早安疯狂的曼谷·Bangkok

很久以前，我百无聊赖，想说自己即将30岁，便决定生日的时候办一场派对，让我所有相互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们都有个机会聚在一起，把酒言欢。

在地点的选择上自然是我生活的城市，然而1月份的北京毕竟太冷，不管是住在吉隆坡还是汉城的朋友们，都宁愿流汗多过穿得厚厚重重地走在北京灰蒙蒙的街头——许多人因为回国多年，冬装都已过季，要他们穿5年前的设计师旧作来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会，他们可能会考虑绝交这件事情。

也因为这样，我们一群人在庆祝过圣诞节和元旦之后，又都跑到曼谷的The Metropolitan，假借生日的名义，行喝酒狂欢之实。而曼谷又是多么正确的一个选择。这座热带城市里，流窜着各种疯狂的元素，让不同的旅人在相同的城市里用不同的方式释放了他们长期压抑的欲望。

路上的计程车司机以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在车流间追逐乘客和他们生活的理想，在堵车的路上，会透过窗户看见路上停着没有窗户和冷气的Tuk Tuk，车上坐着两个细心打扮的工厂女工，她们的脸上绽放着一种没有忧虑的笑容。当计程车在大型高档的购物广场停下，我们走进去时看到的是来自欧美繁华世界的顶级品牌和刁钻的收藏家品牌，这些漂亮光鲜的店铺正在举行50%打折活动，许多人一身背包客的打扮却很努力地在试穿Sergio Rossi的高跟鞋。

夜幕垂下，拿着logo包包的男女们脸上有非常修饰但世故的痕迹，搭乘电梯攀爬上刚开幕不久Hilton Bangkok的高楼酒吧，结果发现泰国王子也有到那里放松心情的打算，因此一众衣着光鲜的平民老百姓就在军装保安人员的环视下，安心地啜饮着一杯Cosmopolitan。从Hilton看出去璀璨的曼谷夜色中，Silom那一区让道德人士脸红的声色场所，则在上演一出出让人可以一说再说的淫秽戏码，有些戏码甚至让自诩最不受困于道德框架的人们，讨论起羞耻二字该如何重写这类话题。

在曼谷3天，我每天顶着宿醉在The Met Room醒来，在设计得像度假屋般、由藏青色大理石及米色云石组构的浴室里，狠狠地在Como Shambhala沐浴乳的香气中冲澡，接着赶在10：30am以前到Cy’an餐厅吃早餐。Cy’an就在泳池旁，喝着餐厅自己调的果汁，会看见泳池畔早已有些人坐在有阳光的躺椅上，希望晒成充满诱惑力的蜜糖色肌肤再离开曼谷。

坐在The Metropolitan会觉得自己不在烦嚣的曼谷，可是曼谷的吸引力不在于其平静安逸，而在于那些因为空气中热粒子拉大张力的紧张的疯狂创意。30岁的自己，在早晨以有机果汁洗涤身体后，又即刻跑到曼谷市中心，拜佛、逛街、喝咖啡、吃泰式料理、啜饮一杯红酒、在等晚餐的位子时和朋友玩一局桌球，忽然觉得，那真是开展自己30岁人生的绝佳方式。

便想说：早安疯狂的曼谷，早安疯狂的30岁。

我该如何降落·Bern

好像梦一般的现实，2007年就来到了。北京在12月30日下今年冬天第一场雪，我开始阅读莒哈丝的《夏夜十点半钟》，并且重复聆听Damien Rice的《O》。在书中的夏夜和歌曲中的Eskimo里这么生活着，一直到1月2日回去上班。感觉应该是阴郁暗沉的日子，其实没有，因为北京终于下雪了，身边一些朋友就传简讯来说：“北京下雪了，心情不错”之类的。暖冬中大家都被年底来得最及时的雪给感动了，网路新闻里还拍下铺满雪的车窗上写着“北京下雪了”的照片。被白雪铺上地毯的世界，有风吹过，人们穿着各种颜色的外套经过，我从7楼的窗户往外看，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奇怪的平静。

那是一种明信片般的生活场景，在一年四季中总有好几张这种画面：下雪时结了冰的北京后海，天蓝得不像话的伯尔尼城，在路上看到枯树枝长出新花苞的伦敦金融城，阳光下叶子饱满到像可以滴下油脂而另一边则是金属建筑反射出来自己身影的纽约下城，行道树下扫起纷纷落叶的任何一个街角。有时就在想，法国新浪潮导演侯麦拍《四季的故事》根本就不是在拍人与人之间的爱情而已，他是在拍世界的爱情，只不过世界的爱情终究要透过人类来说明。

在这短暂的安静中，脑海里切换着四季的场景，也想起了和场景相关的一些人事物。有些场景虽然不在当下可以重游，时间到了又会出现，只不过有些人却用一种“永远消失在生命中”的姿态，不见了。我想起3年前、5年前，我在四季的场景中面临的困境，比如说在旅行中害怕拎不动装了秤不出问题重量的行李；在刚发芽的樱花树下感受到幸福的快感却又焦灼于其将之消失；圣诞夜里在伦敦Golders Green一个明明就没有人没有灯的房子外，按了好久好久的门铃和拍了好久好久的窗户，却以为只要自己继续这么做，就会有人因为同情而前来开门。

在生命中不同时期的明信片生活中，我终究没有想好，自己该如何降落，因我毕竟是生活中一个不具名的叛逃者。

yes i am 30

Many friends asked about my 30th birthday bash in Bangkok and my feeling of turning 30. Yes, I am 30. As expected, the party at The Met was accomplished by insane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unrestrained laughters. With so many beautifully crazy or crazily beautiful friends celebrating the day with me, I am truly blessed (for my friends who were there, you could choose to be either one and for those who were not, sorry, you are termed as oddly crazy friends of Wish Teoh).

Turning 30 is somehow bittersweet. I have achieved nothing great like winning The Nobel or becoming a mother (not that I ever dream of these) but I am glad I have come to an age to be sastified with myself, from time to time. Though I still am not sured where I am heading to and where life would lead me to, I feel less insecure about the uncertainty. I am not sure if I am happier but I guess I found a way to live with it. Surely I do not think I have become any wiser else I would not be drinking, smoking and having fun when things like deadline got out of hand.

So I am 30.

I want to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with me all these while (yah lah, including those who did not turn up at the party, and yes, I am refering to you, Ah Guan, an aeroplane friend you are). I do not know what sort of person I would become if I have not met you. You have offered me many different and refreshing angles to look at life itself and I love you all.

I wish to celebrate my 40th birthday with you all again and wish to be invited to your parties.

12月31日•Beijing

2006年12月31日9：35am。难得在礼拜天早起，坐在窗户旁看着雪一直下，原本想钻回被窝睡回笼觉的，竟舍不得了。朋友昨天传来简讯，说：下雪了，心情不错。30日6:45am，天还暗着时，在外头玩了一会儿的雪，想到后海去看湖铺满雪的样子，结果路上一台计程车也没有。
回到家之后，才想到自己在中国报的专栏写说，12月就在没有雪的情况下过去了——我为什么不相信天气预报？还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相信今年会下雪了？
现在窗外天空飘满了雪，我决定不叫外送的咖啡，要自己下楼走去买。也许2006就会这样子过去了。

没有下雪的十二月
在瑞士，坐车去滑雪胜地达沃斯（Davos），沿路海拔线一直在升高，陡峭的山崖会把高速公路笼罩在阴影里。车子里的暖气渐渐降低，我们披着外套看着窗外，阴影底下房舍前的草地上铺着厚厚一层雪，没有人，很安静，看起来也很冷。车子转个弯，是太阳照得到的明艳地段，赫然是如春天般的景象，草地上如果有雪，应该也在几个小时前融化了。

到了达沃斯，在阳光饱满但空气冷冽的街道上，走进一家家庭式经营的餐馆吃午饭，充满亲和力的服务生在艰辛为我们解释了德文菜单后，略带歉意地告诉我们，我们来的时间不对，因此看不到雪。似乎看不到雪是要让人充满遗憾的一件事，我们开始坐在温暖的餐馆里讨论起地球暖化的问题。

陪着我们到处行行走走的司机先生，是个瑞士老爷爷，他说新闻报导表示这是瑞士五百年来最温暖的冬天，许多天然滑雪场的爱好者都苦恼于不下雪的天，无法让他们在单板滑板上转弯时铲出一片雪，或是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凌空飞起。恍惚中我似乎也想起北京的朋友，总是在说今年的北京没有过往冷，大家都在气温骤降的那几天，预测今年的第一场雪会下在哪一天。

在这种背景中，我们还是继续了一种百无聊赖的生活方式。从瑞士回到北京，偶尔在网路报章上会读到，许多人都和美国前副总统Al Gore作了访问，只因为他在《An Inconvenient Truth》这部影片中，说出了我们大家都隐约知道却不太愿意面对的全球气候危机。有时候也会和朋友看着窗外的天，扯到了温度的问题，也会再一次讨论到底北京要在什么时候下雪。可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像英国人见面会讨论天气，中国人见面会问吃过饭了没有那样在生活着。

12月一天一天过去。过了平安夜，过了圣诞节，过了Boxing　Day，过了许多休假和不休假的日子，然后在27号下午4点北京刮起了四级强风，天气就像电台播报员说的那样，在冬至以后就只会越来越冷了。只是到了晚上还没有下雪。

年底，仿佛是在等待什么，晚上回家坐在窗户边抽一根烟的时候，感觉好像还有一些事情没完成；第二天充满起身又会觉得有一件应该还算重要却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事情，应该要面对。有一个晚上还很认真地在想，是不是应该要回顾一下自己的2006，和祈愿一下即将到来的2007年，却说什么也提不起劲。

结果发现，自己只是在等待下雪的那一刻。

就这样，十二月在没有下雪的日子中度过了。然后就2007了。

肆虐的光•Beijing

星期二中午，难得不是在办公室里待着，和一起外出工作的同事到雍和宫附近一条胡同里的餐厅去吃午餐。餐厅是一名英国人开的意大利餐厅，躲在不起眼的胡同里，据说是许多文艺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餐厅和我在北京喜欢的驯鹿餐厅有气质上的相同，但格局要比驯鹿大一些。两家餐厅都选用原木材料的桌椅，室内没有花俏或炫丽的设计，很简单就经营出一种温暖的调性。同事很勇敢地在室外温度不超过摄氏6度的日子，挑了天井的位子坐下，我仗着自己的外套足够保暖便也没有吭声，陪着他一起看餐厅服务生燃起座位旁的暖气设备。

小小的天井里有大约四、五张桌子，我们坐下后不久，又走进了两桌客人。中午的阳光穿过挂着油灯的木枝，给我们一种新鲜的温度。据说夏天的时候，老板会在木枝上铺上芦苇棚子，和冬日晒太阳的感觉有很大不同。那种户外空间会随着季节调度的情况，很少出现在我局限于室内的生命里，听起来便很有一种换季的心情。

坐着等手工意大利面送上来的时候，很慵懒地斜倚在椅子上，把头枕在椅背，轻轻抬头便会看见冬天太阳开始偏西，但依然肆虐地发射出一种光芒，瞳孔会很不由自主缩小，人似乎也开始对生活有了新的旖想。

仿佛是在那光线下，身体中发霉的一个角落可能是叫腐朽的灵魂的东西得到一种杀菌的快感。我坐着没有动，却可以感受脑子里因为长期陷于混沌状态而潮湿不堪的篇章一页一页被翻了开来。

我原来以为自己在经历一个更新的过程。吃过午饭后站了起身，我才想到，其实自己前一个晚上玩到凌晨四点，然后在上午八点起床工作，那应该是睡眠不足结果在肆虐的光线下形成了一种从前一个晚上延伸过来的幻觉。只不过那是一场清新的幻觉。

追逐早晨•Bern

在瑞士两周，过非常正常的生活。早上七、八点起床，梳洗后到酒店餐厅吃简单而营养均衡的早餐，然后出发到另一座城市去。夜里乘着车回到酒店，吃了晚餐、喝了葡萄酒、说了一些有的没有的话后，就早早回到房间里，洗完澡躺在床上看一会电视，确定闹钟仍然设定在和前一天一样的时间，便安稳地睡去。醒来，也没有梦的痕迹，像是没有负担一样开始新的一天。

因为是冬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多半还不是太阳升起的时候，但透过有高度的窗户隙缝，还是会看到光线从远处绽放出来，缓缓地把热力透过空气中的粒子推移到自己身处的位置前方。有一天，我和同行的旅伴们一起到了瑞士的首都伯尔尼（Bern），车子开进城里，是一道倾斜的坡道，从面向太阳方向的窗户看出去，坡道下方是一座有条马蹄形河道流过的城市。下车后，在放纵娇饰地近乎透明的光线里，我们用手为眼睛筑起了一道遮阳帽，眯着眼睛看一座古城在自己脚下展开。

有些马路还很安静，路旁停满了从昨天暗夜就占据车位的私家车，阳光在其中一台车子的金属与玻璃衔接的车顶部位，撞击出一朵呈放射状的白花影子。有个看起来习惯早起的女孩，背着乐器在没有人的街道上前行，风吹过，扬起她外套一角，手上提着的纸袋也吹起了纸和纸摩擦的号角。整个早晨，在阳光与风的追逐中，变成了一幅充满律动的画，或是一部小品电影的开场。

我在清透的空气中呼吸，过正常规律生活的身体在那画面中适切不已。然而一旦离开瑞士，离开了那张扬的光线和正常的生活方式，我对早晨的追逐只剩下早上五点入睡时可以看到光。那也许是因为一个人健康正常生活过得太久之后，会想念颠倒的颓靡的日子。

和在瑞士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我度过了我的12月。1月就踏着雪的脚步来了。

在时间的滴答声中•Le Locle

我并不知道Le Locle的中文名字，也不太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该怎么发音。来这里采访手表品牌的总裁，其中包括年产量最高的传统精表品牌Tissot表。和总裁们谈的是品牌理念、市场策略和全球零售网络的铺盖，非常理性、非常讲究时间赋予我们的效率压力。

后来我们被带到Le Locle一家钟表博物馆，Musee D’horlogerie du Locle Chateau des Monts，品牌的公关为我们安排了一位Tissot的退休员工，来为我们担任翻译工作。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翻译老先生在博物馆负责人的陪同下，为我们解释博物馆里的馆藏，还特地为我们介绍了与中国相关的怀表展品。在时间滴答作响的博物馆里，他解说了钟表制造工业在Le Locle兴起的原因，指出漫长冬天里，无法耕作的农夫们如何把精神用在机械表的研发上，而妇女们则在一旁编织精美的蕾丝桌巾。

博物馆里有一些收藏，非常旧了，零件无法修复，就只供展示，但博物馆的负责人会从抽屉里拿出依照旧技术制造的新摹品，上链后让我们看小雀鸟如何从盒子里蹦出来跟着时光的速度跳舞。

参观过博物馆后，他陪着我们回到他之前工作的Tissot总部，一起吃了个简单的午餐。我们计划到Tissot所在的山谷对面，拍摄一些Tissot建筑外景，老先生自告奋勇要带我们去一个绝佳的位置，还很好心地建议我们必须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去做拍摄。

我们对他的热心十分感激，却也很纳闷Tissot公关之消失无踪——要到第二天再和Tissot公关见面时，才知道他们那时并不知道老先生把我们带走了，以至于我们连再见也没说。

老先生带我们去拍摄外景的地方，其实是一户人家的后院。他先到门口按了门铃，无人作答，便也无可无不可地领着我们走过一道铺满青苔的石阶，来到可以远眺整个Le Locle山谷的崖边。远处是一片葱绿森林与草原，山谷间迂回的马路隐约躲在石砖房子群中，偶尔有一两台车子爬上山坡。景色那么美好，我们忘了冰冻的空气，把相机拿出来拼命拍照。

老先生站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和我们聊天。不知道我们中间谁提起了他的家人，他从西装外套里掏出一本家庭相本，让我们看他妻子年轻的照片，再轻轻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在今年四月过世的事实。他又提起自己领养的儿子，在早几年前吸毒身亡了，现在就剩下自己的韩国养女和他。

我们感到十分抱歉，却不知道如何确切表达。瑞士冬天太阳下山得早，天忽然就暗了，温度也开始下降。我们必须启程离开，离开之前，我为老先生拍了一张照片，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要我把照片email给他。名片上写着他作为钟表专业翻译的抬头，在时间的滴答声中，他拥有解释时间的几种语言能力，而时间就留给他一本相本和对亲人无尽的想念。

暗夜中我们的车子从Le Locle山坡下滑，奔向一个半小时车程以外的Biel。我在时间和距离组成的人生中，思索着一些未名的什么。

无聊的国度•Biel

起初，我真的觉得瑞士是一个无聊的国度。

国际水平的高速公路上，车窗上一路旋转出明信片般的风景，拐个弯，换一道场景，从波光粼粼倒映出针叶林的湖泊，变成了陡峭的断壁雪山，却还是一样明信片般的风光。小镇上安静的街道上，人们脸上永远挂着微笑，看到陌生人会打招呼说早安，如果身体允许他们都挺直着背，脚步不徐不缓中自信满满地往前方走去。我事不关己在这种生活里待着，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在Biel小镇上的第一个周末，我睁开眼睛，忽然想到这个小镇上并没有Starbucks，便传简讯告诉我在吉隆坡的朋友，以为这样可以铺张出自己身处小城镇的背景。

当然随着自己和瑞士当地人，特别是来自Biel小镇上纯朴的人们，有了接触，我渐渐不觉得这里的人无聊以至无趣；对着阿尔卑斯山脉山谷间的风光，开始有了好美啊、好美啊的赞叹。

我以为我的瑞士印象到这里就可以结束，我可以回到北京吃香辣的水煮鱼，以后再到瑞士时，我再重复无聊-不无聊的程式一次。然而拥有三个语系的瑞士，还是让我不得不想到了自己同样强调多元语言的国家。

在离开瑞士的前三天，我们一行人和Swatch集团的国际公关负责人一起吃晚饭。晚餐时间较长，而这名有着意大利血统的公关高层，除了说瑞士流通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英语又极好，我们在谈话的无意间谈起了瑞士的电视台，谈起了在西面、北边、南方分别和法国、德国、意大利接壤的瑞士，如何形成了三个主要语区，而每个语区拥有在全境播放的两个国营电视台。我半认真半玩笑地表示，在加上私人电视台总共十几二十个电视频道中，我只看得懂CNN。

我问那名看起来生活历练丰富的公关负责人，说三种语言的瑞士，如何形朔集体的国家意识，我好奇的是，说三种不同语言且又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要怎么样才会觉得彼此都是瑞士人呢。当然严格说起来，瑞士共有四个官方语言，最后一个是在瑞士只有少数人使用的罗曼语。

公关负责人想了想，向我解释在瑞士不同语区的学校，都以当地语系教学，但每名孩子都必须学习其他的语言，一些孩子也会被送到另一个语区，以确保他们真的可以掌握不同的语言。在瑞士的国会中，来自不同语区的国会议员在国会中则会以自身的母语讨论议案，而那些说不同语言的国会议员们，却也都拥有理解不同语言的能力。

最好玩的是，世界杯足球赛或国际冰棍球大赛期间，扭开瑞士的电视台，至少会看到三个频道播放完全一样的现场直播，唯一不同的是，评论员说的是不一样的语言。解释过瑞士人透过不同语言建立国家概念的过程后，名叫Serena的公关负责人告诉桌上在聆听的每一个人，当瑞士人说自己是个文化熔炉时，我们是认真的。

我告诉Serena，在同样强调三种语言的马来西亚，我们也会在不同的电视频道看到不同语言评论的同一场世界杯足球赛，只是我没有告诉她，最近我们的国会在讨论是不是要把“Sekolah Cina”改名为“Sekolah Mandarin”的讨论。

后来，我就不敢再随便说瑞士很无聊了，因为那很可能只说明了，我来自一个无聊的地方。

咖啡或茶•Biel

在飞机上吃完因为高温保存而很烫口的面食后，努力在脸上挤出笑容的机舱服务员推着餐车高声问每一个乘客要喝咖啡还是茶。在山谷小镇上最好的酒店餐厅用完商业午餐后，服务领班也会走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咖啡或茶。在等待班机延误的总裁出现以接受访问时，品牌的公关代表也会问要喝咖啡还是茶。如果是咖啡和茶都不喜欢的人，可能就要叹谓生活中的选择只剩下咖啡和茶，在这之外的要求，都算增添麻烦。

和一群人一起出门，便天天都在咖啡与茶的日子中生活。难得有一天脱队了，孤僻的人格得到完全的解放，就算只是一个人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也觉得身心安顿。

坐在瑞士一座小山城的小酒店里，城镇上的教堂每到整点都会敲响钟声，似乎可以听见时间慢慢流走的姿势。酒店很小，工作的人也不多，服务几乎是自助式的，要到前台取得所有生活所需。一整天便在酒店的半旋转式楼梯走上走下——在这种地方，一个人用一趟电梯上下，都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罪恶。

躲在不会有人敲门的房间里缓慢喝着咖啡，很高兴自己不用再回答咖啡或茶的问题，就只是坐着，却很快便慌了。电视里播放德语配音的《十面埋伏》，之后便是说德文的James Bond在执行任务的中间不忘记亲吻自己美丽的搭档。站在没有什么人路过的窗边，教堂的钟声还没有响起，时间的脚步只能从路上落叶的声响计算出来，难怪有些人说时间是相对的概念，在没有人的地方，时间便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是人类在运算时间的方程式；然而时间的观念却又制约着人类的生活，我们必须透过时间的刻度，来提醒自己在这个人世间存在的长短。

随手把咖啡放在窗边，结果关窗的时候打翻了半杯咖啡，地毯上留下了我在某个无聊时光的存在迹象。只是如果我不说，便不会有人知道，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曾打翻那么一杯咖啡。时间，咖啡或茶，存在的证据，在没有人知道的状态下，又是否真的有其意义？

好无聊•Biel

不要打我，可是瑞士真的好无聊。
好想去伦敦，可是没有钱。好想念北京，可是要到8号才能走人。什么人生嘛...

未名之域•KL

说来惭愧，在吉隆坡住了三十三个月，和一些搞艺术创作的朋友有过一些交流，听说过国家艺廊以外一些很有趣的艺术空间，有些甚至曾出现在我工作的杂志上，我就是一直没有到访过。终于有一天，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孟沙一名景观建筑师把他工作室楼下的展览空间借出，作为一项艺术筹款活动的展出场地，要我去看看。我跟着他简讯上的指示，穿过蜿蜒的马路，找到了住宅区内半独立双层排屋改建而成的楼房，门口垂下树柳，半掩住由排成格子状的相间方形铁网，网内又各别网住了3小株仙人掌。下车后看见阳光穿过铁丝网，依傍在微风吹拂的树柳影子下，不觉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周遭的空气也随着节制的空间设计而挥洒出一股非吉隆坡的氛围。

铁门在侧，必须往左缝里推开，小小一道入口，如同转换人生场景的门，里头是一地灰白碎石、一方长有青苔的水池，叫我到艺廊来看看的朋友已在里面等候，我在没有冷气吹送的开放空间里缓缓而行，听着朋友介绍本地哪些艺术工作者交出的作品，额头慢慢沁出汗水——一方面是因为热；另一方面是为了这个展览空间的简朴与有机，终日坐在电脑前的我如同闯入了一个未名之域，原本冰冷洁白与其他民宅无异的四面墙里，因为加入了木头柱子、原木小梯、藤制沙发组、红色砖墙，和不同年代艺术家们的作品，而成了一个不断喃喃细数着不同故事的地方。

原本，一个地方就只不过是一个地方，空间也不过一个空间，但是心思缜密的创作者透过对不同元素、原材的理解，加以组合配置安排，而成了一名最有感情的说书人。我不说房子主人设计了这么一个空间，因为当我站在房子中间隔着刻意裸露出钢骨肌理的柱子抬头望向建筑师在二楼的工作室，设计这个字眼就显得人工兼且商业。不大的艺廊，不断有人从另一个转角走出来，或凝视艺术作品、或投下收购的决定，每件事都在这里悄悄完成，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开始弃读小说，因为我在生命中找到了更像小说的场景，而每一个角落似乎都有一个情节起伏不一、意义不定、启发未明的故事在发生着。

就像人生中许多未及命名的场域，我在这么一家安静如《静静的生活》里会出现的艺廊中，看到自己过去三十三个月来持续不断的滔滔不绝，原来我生命关于气质与体悟的部分，遗留在一个安静的所在，我必须噤声停下来，把一个心平气和的自己找回来。

在那一面以窗为墙的骑楼下•Paris

为了拍到一张有人站在窗边的照片，我在Villa La Roche半圆弧形的骑楼底下，抽了两根烟、讲了一通十分钟的国际长途电话，并目睹一群穿著Burberry风衣、颈系Hermes丝巾的现代仕女们站在Villa La Roche小小入口处，读着指示，接着按铃，待负责人前来开门让她们进入的约莫五分钟后，我才等到这群仕女中的其中两位，走到这一面由不同形状窗片组合而成的落地长窗前，看着她们右前方由建筑切割出来的景致，而面露钦叹神色。

这是现代设计大师Le Corbusier和他建筑事物所的伙伴兼堂弟Pierre Jeanneret在1920年代的巴黎，为瑞士银行家暨现代艺术收藏家Raoul La Roche设计的一幢房子，以保存收藏家手上包括毕加索的作品。在Le Corbusier过世后，这幢由简洁线条组构而成的现代风格房子──根据大师的遗愿──被改装成提供公众参观的展示所。

我和朋友在斜斜飘着细雨的下午，搭乘9号地铁线在La Muette这一站下车，来到一个安静的巴黎住宅区，再走了大约十五分钟，拼命看着手上并不完整的地图，才找到位于一条巷子最深处的Villa La Roche。
房子里里外外都松上了新漆，显得曾是富豪之家的Villa在基金会的妥当管理下并无破落之感。我一走进去，就不能自己地拼命拿着数码相机拍照，只因Le Corbusier在这里巧妙地以楼梯间、走道、窗户等基本的建筑元素创造了有机的垂直与水平线条，构筑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几何空间。从看得见对窗的窗户以外，是Le Corbusier刻意为观者保留的城市绿意。

而那面让我在骑楼底下等了好些时候才等到一些人走过的落地长窗，其实是Le Corbusier以窗为墙的设计。因为面向北边，可以一整天为室内偌大的“玄关”引进自然光源。根据Villa La Roche的简介所言，评论家Siegfried Giedion认为，Le Corbusier第一次成功把现代建筑的五大要素，如垂直窗户、屋顶花园等，都运用在Villa La Roche的设计上了。

当那两名仕女终于走上第一层楼的阶梯、走上连接建筑两旁不同用途房间的走道上，然后不可避免地受到窗墙的吸引，而站在窗前全神贯注看着远方，那数面大小不一的窗户上倒映着周遭新发的绿色枝桠；数叶窗组成的墙彷佛成了一幅画。

在那面以窗为墙的骑楼下，我透过镜头看到她们，忽然间发现，我和这两位莫不相识的中年女子，被Le Corbusier这个名字如同他设计的走道般，被连接在一起。

自由门也过不去了...

有一天早上醒来，想说打开自由门，来阅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钟怡雯在三少四壮的专栏，没想到，网路侦测不到端口还是什么cookies的。
没有自由门，上不了blogspot，看不到自己和朋友的blog了。也回不了留言。从此网路上的互动沟通，又回到单向传播。

我的北京酒保•Beijing

最近北京很冷，居住的房子中央供暖系统要到11月15日以后才开始集体作业。我每天试图在温暖的咖啡店或是酒吧里延缓回家的时间，以便可以一回家，梳洗后便跳进被子里，好躲过穿戴整齐却仍不得不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坐在窗户边书桌前忍受刺骨寒风的状态。

在寒冷的空气中，读到有人讨论酒保在生命中的重要性，虽是配角，却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聆听与陪伴角色。我想起自己在北京的唯三朋友之一。这三个朋友其中两个是来北京前就认识的台湾老朋友，剩下的一个是常常去的餐厅认识的老板。老板是个北京人，之前在后海开了一家酒吧，据他的说法是，不怎么用心经营，生意就好得不得了，很有北京人说当老板的“范儿”。后来因为后海商业味道越来越浓，客人的素质越来越让人皱眉头，这位北京少爷型的朋友就跑到旧鼓楼大街开了一家比较现代化并干净明亮的意大利小餐厅。

我十分喜欢这家餐厅，在它开幕不久后便常常过去，老板看在我是少数早期客人之一，便也和我成了朋友。后来我不管是和朋友一起去，还是一个人过去，老板只要有空，都会坐下来和我聊天，还会送我一两杯红酒，让他陪着我一起喝，或者说让我陪着他一起喝。

有时候我心情欠佳，跑到那家餐厅去，老板就像一个完美的酒保那样，会听我说话，偶尔还会开导安慰，说些没有根据的赞美话。晚了，他要离开餐厅，便会把我一起拎走，到东岸爵士酒吧或是愚公移山破酒吧去，在高分贝的音乐里，我们谁也听不见谁的说话，他偶尔会给我递来一根把草和烟草卷得特别密实的一根烟，偶尔会不见了身影，留下我让其他酒吧的酒保留下了印象，以致于太久没有出现在那里一段日子后重现，其他酒吧的酒保们会问我何以不见踪影。

很多时候，我摇着手里的白俄罗斯调酒，看着我的北京酒保朋友喝醉了，恍惚地眯着本来就小的眼睛，摇摇晃晃地笑着。到后来我都分不清楚，谁是谁的酒保了。

透明的城市森林•Taipei

有时候我觉得我坐在一座透明的城市森林。枯萎的树枝底下是漂亮的玻璃，天空是温暖的色调，冷洌的蓝色被无意识地驱逐开去。温暖的色调感染了周围原来看起来应该冰冷的玻璃地表，让人摸上去不会有刺骨的疼痛。我坐在里面，偶尔有人加入，偶尔有人离开，偶尔留下我一个人，偶尔换我离开。离开的时候我不知道森林里还有没有人留下，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是大声说笑还是淡淡地忧伤。

当我不坐在那座透明的森林里头时，我会想念那种森林，虽然大部分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在森林里做了什么。也许是什么也不做的，就只是坐着，抽一两根烟，喝一两杯酒，说一两个笑话，大伙儿累了就起身穿上外套回家。也有不愿意回家的，就在打烊的咖啡店里耗着，咖啡店里，老板为了避开无谓的干扰而刻意压下来的灯光映照着咖啡店外深夜的阴沉，整个世界似乎就只剩下那么一戕角落可以给人们一点熟悉的温暖。我和朋友们围坐着，似乎就可以感受到Mojave 3圣歌般轻轻的团体力量，而店里的灯光在我们的想象中也就早已经幻化成烛火，有光明的热量，把透明的森林烘烤得更为透明。

拿我一个经常伪装得吊儿郎当的朋友的话来说，在这么一个透明的城市森林里，我们会得到一种精神层面的舒适。可是我们都知道这种舒适无法持久，或者说是短暂的，就像这个世界所有的美好事物无法恒久的真理一样，透明的城市森林里没有树叶，因此空气有点稀薄，我们只能坐在这里面，却无法在里头生活，因此总是有人来回走动，离开回来，有人笑有人哭。

当我离开了，我十分想念这座森林，虽然我并不记得自己在森林里完成了什么。

在北京•Beijing

北京又下雪了。

原本以为要转暖的天气，却又在人们──至少是我这个异乡人──最没有预期的时候下起雪来。也因为下雪，早上起来的时候只是望向窗户外看见了铺在地上的白色毯子，还没有来得及开窗测温就已经觉得冷了。就又把前一个晚上想好要穿的衣服造型在脑海中放回衣橱里，换上了厚重的羽绒外套。一下子对于春天的期待又冷下了半截，身体原本感受到的温度似乎又随着心理因素降低不少。

接着是晚上，雪大概在早上十点多之后就停了，羽绒外套也足够保暖。一个人搭地铁，一整个车厢里都是说中文的人，却不是我熟悉的口音。我想起中国同事随口说的，有中国人、有台湾人、有香港人和唯一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公司里，大家都说中文，可是大家都相互不明白彼此的话。是句玩笑，却很生动。

从地铁站走出来，朝一排排小吃店走去，基于对城市的陌生，便只盘算着走进自己最熟悉的小食肆，而在北京，我最熟悉的食物竟然是可以证明我曾在台湾留学四年的永和大王豆浆店。以最不台湾人的方式，用筷子剥开饭团夹出内里的馅料，一口一口慢慢地吃，希望可以制止不知道是因为太晚吃饭，还是因为想家而引起的胃痛。永和豆浆店店里播放着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我跟着歌词与旋律，像是在吉隆坡开车时来回播放着那张专辑那样，想念着他方。听着熟悉的流行歌，我其实应该没有离家太远，可是当店里的服务生一口卷起舌头的中文在我耳边响脆传来时，我原来已经离家太远了。

就这样吃完了饭团，再一口一口吃有一点点肉骨茶香的牛肉面，心里虽然恍惚，却也没有大颗大颗的眼泪想掉下来。因为住在北京，并没有值得掉眼泪的理由。没有被人欺负，也没有去欺负人了反被欺负而由好胜心造成的委屈；没有太忙碌，也没有因为太过闲暇而胡思乱想的时候。所有年轻时离开家里引起的哀伤，都不在这里。于是我继续吃，把另一个小盘子里的油条剪成半截放到牛肉面汤里去，以为这样就可以尝出更浓郁的肉骨茶味道来。

吃饱之后站起身来离去，门外的风似乎已经没有早上的冷。我把羽绒外套的拉链“刷”一声拉到下巴底下。我终于有一点点明白，北京有些地区特别昂贵，目标对象是游客，也是住在北京的老外，却还是每日每月客似云来。原来当一个异乡人在异地，只有在外国人群聚的地方，才能稍微安心。

原来我在北京，不过是一个异乡人。

台北24小时•Taipei

从朋友的咖啡店走出来时还没有到晚上12点，我有点悃，但并不希望自己在台北还过着正常的朝九晚五，便说要到24小时不打烊全年无休的诚品书店去看看。大学同学陪着我和吉隆坡飞来台北度假的朋友，一起沿着敦化南路，从信义路口穿过仁爱路的圆环走到大安路口。

我们一面走一面不着边际地聊着天，在仁爱路上的大型圆环，车子流过，朋友指着其中一栋好像是寿险公司的大楼，告诉我那是贝聿铭事务所的作品。我抬头看了一看，没有太多想法，便继续顺应着交通灯的潮流前进了。像是绕过了圆环半个球体，我们朝着24小时不打烊的文化地标走去，当来到圆环上白天面对着车水马龙、夜晚看着车子和人偌大马路上的Swensen’s冰淇淋餐厅时，我所有台北24小时的记忆似乎也一起回来了。

好几年前在台北念书时，常常半夜不睡觉，和朋友一起去逛诚品书店。那时深夜的诚品书店会有香港旅游团在观光，如今营业到凌晨三点的诚品信义店落成后，游客都转移目标到更新更大的书香空间朝圣去了。我的台北记忆里没有诚品信义店，和朋友在那里吃过一次饭后便没有再回头过，反而是敦化南路的诚品总店，说什么也要来一趟。

和朋友逛完书店，不管有没有买书，我们会在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感觉很饿，也很疲倦。就会走到邻近同样是24小时营业的Swensen’s，吃一客早餐。很用心把一客很大份的美式早餐塞进肚子后，我们中间会有人提议，回家睡觉去。然后我们就会背起背包，有人在路口搭公共汽车；有人伸手就拦一台计程车，跳上去后拂尘而去。

重新再一次站在安静的Swensen’s 门口，那些24小时的记忆，其实可能并没有一天那么长，我们避开了白天，选择在夜间出没。这个记忆，偶尔还是会再没有偏离常轨的生活跳出来，冷冷地吓人一跳，提醒自己，吸血鬼般的日子终究过去了。

在台北厮磨的时光•Taipei

台北Ole Café的熊在驻留台北的马来西亚朋友游说下，去了一趟吉隆坡，在Changkat Bukit Bintang开了一家Ole。风光的时候，周末夜里的Ole Café，都是马来西亚中文平面、广播、电视的媒体工作者，也有卖歌为生的音乐创作人和帮全城女性杂志撰写两性文章的文字工作者。Ole里的人声喧哗，用咖啡、啤酒、无聊笑话谈论出人生与理想幻灭，或媒体工业里的流言蜚语，而同一条街上没有鸡蛋花香的Frangipani酒吧里，有一群释放了五个白天压抑的城市男女，在里头以火辣装扮、调酒、香烟，和可能少许的药物，在迷醉着自己的人生。Ole Café和Frangipani就这样分割出吉隆坡夜晚两个世界的态势，中间偶尔有人越界，却也没有人真的在意越界的姿态是自如还是仓皇。

熊在吉隆坡住了一阵子，成了许多人的好朋友后，又回到了台北。几个月过后，他在台北信义路和敦化南路路口，开设了另一家Ole。我10月21号到台北，Ole Café在22号晚上开始试卖。和一群朋友吃过了鼎泰丰小笼包后，我捧着电话问了熊好几次café的位置，找到了信义路上华侨银行旁的Ole Café。

黑色门面的café门口放着易桀齐和梁静茹送来的两个相互挨着的祝贺花篮，我和朋友们推门走进去，长长像一道走廊似的café里，靠窗的位子上已经歪歪斜斜地坐满了好几桌客人，不用说都是老板们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们。

和熊、水水和棋棋——后二者都是在吉隆坡Ole认识的台湾朋友——打过招呼，我们找到位子坐下，朋友中有人点了名字难念的比利时啤酒（不是Hoegaarden），有人点了加了Whiskey的咖啡。我们慵懒闲适地坐着聊天，十分十分刁钻的朋友的朋友开始赞美Ole Café的啤酒与咖啡，我在漫无边际的对话中仿佛回到吉隆坡Changkat Bukit Bintang，坐着和朋友说些有的没的。

那时夜应该已深，熊任由我们几个人耗在café里也不说打烊的话，一起混的朋友在他的博客上写说：“那些香烟与酒，打烊后的昏暗光线，美好的音乐，所有不经意的话题，都带给我某种精神层面的舒适。”
因为熊，台北Ole延续了这么一个传统。试卖两天后的几天，应该是休息为正式开幕作准备的，我还是每个晚上都带着朋友去了，其中一个晚上熊还没来得及把拖把收起来我们就已经到了，可那感觉很像回到一个我们常去的朋友的家，也就没有人理会，在Mojave 3的音乐声中，继续点加了烈酒的咖啡来喝。

我的台湾朋友中有不少是知道台北第一家Ole的，坐下来之后就问熊，此Ole和彼Ole的关系。那是熊的少林寺，他的师傅还坐在新庙的高脚凳上抽烟。熊在黑褐色木头组成的店里走来走去，偶尔还跑到很明显没有客人的地下楼层去，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我坐在簇新的店里比较着旧店铺，台北这家面向信义路的店铺虽然不大，却有沉稳的味道，和吉隆坡明亮温馨的Ole有一种对比。这也许和城市有关，也可能是年纪造成。我们走到一个地步，渐渐明白不管在哪里，我们只不过在寻找一个可以厮磨时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