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London

我们站在对街，看着Guardian大楼外那一面面玻璃窗户反射出来的世界，并且及时觉察到秋天干冷的天气早已把叶片吹黄。偶而有穿著高跟长靴搭配双色间隔围巾的黑人女孩，从那栋大楼里走出来到对街买了一杯咖啡后，再走回进去。从她脸上那漂亮的妆彩中，我们认出了她就是《Guardian》周日姐妹报《The Observer》附赠的《The Observer Magazine》专栏作者，负责整理流行信息、提供逛街小贴示。为此我们也跟着到她之前买咖啡的店里，点了自己喜欢的cappuccino后，在户外咖啡座继续坐着，看着那大楼门口进进出出的一些身影。

《Guardian》是我们最喜欢的英国报章，可能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报章。偏左的立场，使得这份身处资本社会的报章刊登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都带有批判性。这对学媒体的我们来说最对胃口，不过我们却也曾见识到英国典型中产家庭出身的小孩对这份报章的却之不恭──他们对生活的满意与追求安定的理想，使得《Guardian》于他们来说，显得太过为批评而批评。

我们总是固定购买周末的《Guardian》，分成好几个部份的报份其实往往可以让我们看上一整天。我们当然没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花在一份报纸上，因此总是先从副刊看起，而伦敦总是不断有电影上演、舞台剧演出、画展开始、演讲什么的，副刊的艺评就帮助了我们去辩识个人感兴趣的活动，这样才不会一整个礼拜都跑在外，奔赴一场又场对自己没有具体意义的演出或展览。

也许是出于对报章的喜爱，我们也就特别期待自己可以在有一天，走进那家报馆，做一些什么、学一些什么的。也因此在一个天气骤降的秋日午后，当我们在什么目的也没有的街头游走时行经Guardian大楼所在地，便也无可无不可地停了下来。我们看着那栋处理信息、制造信息、宣扬信息的大楼，想着在里头的人们的趾高气扬，心里清楚明了，我们其实都没有机会走进去里面。就这样，我们在喝完手上那杯cappuccino后，便像一名退休老人在盘算自己的一生时留下无限唏嘘的最后，站起身了，看了那栋象征着遥不可及梦想的大栋一眼后，便不得不离去。我们终于发现，原来每个人都会有遗憾。

而究其实，我们不过是我和我自己。

旅行的偏见•Saigon

在西贡，和西贡最高档的酒店Park Hyatt Saigon的总经理、公关，一起在Super Potato设计的餐厅用晚餐。因为是第一次到越南，便一定会谈论起西贡印象记。我喝着意大利白酒，其实不太清楚自己对西贡的情感。

飞机抵达西贡时是凌晨一点，酒店安排了接送。我坐在舒适的小面包车里，把东南亚城市夜晚的热力留在窗外。机场和市中心距离很近，车子穿过墙漆剥落的南洋双层老旧楼房，转过一个小小的交通圈，再经过一个公园，没多久之后，就到了外观优雅细致的酒店。夜深看到的西贡有一种属于小城镇的脉动与宁静，不像乡村地方一到半夜就静寂无声，也不像大城市许多角落仍霓虹闪烁、纸醉金迷的，那是介于中间的一种节奏，偶尔路上还会有不带头盔的摩托车骑士，或一台酒店专车不疾不徐地在夜里弹奏出一组引擎组曲。到了白天，我们在酒店附近散步，看市中心的西贡旅游景点。那里有很多地方都让我想起马来西亚的小镇，如双溪大年，有些带着殖民风味优雅的角落则很像槟城，可是西贡又是非常自成一格，比如说在建筑设计对称均衡的挑高邮政总局里，挂有一幅巨幅的胡志明肖像，提醒了游客，身在越南的事实。

西贡乍看很像马来西亚的小镇，却没有一般小镇的无趣，反倒处处流露出迷人的光影。也许是因为我在北京的日子久了，无可避免要与人摩肩接踵，总是在路上听见车子猛按喇叭，同时以游乐场里开碰碰车的技巧在路上演出蹩脚赛车，当我来到西贡，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待，连一般餐厅里人们说话都轻声细语，那是一座让人舒服的城市，却不像一些东南亚城市为了迎合西方口味而显得媚俗——当然经济开放之后，这里也有如此媚俗的地方，但不知怎么的就是那种对外面世界纯朴的向往。

吃晚餐时，要回答越南印象记这个问题，我心里清楚自己喜欢这座城市，可是不确定自己喜欢这个地方的真正原因。因为我看到的西贡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地方，我喜欢那种殖民历史不侵入人的生命的触感，可是我也知道这里是西方人轻易就会爱上的地方，我最不愿意的就是掉入一个旅者在看第三世界国家时产生优越感的窠臼，因为我也来自一个曾经满足了无数西方人优越感的地方。

西贡之行，我们也去了一趟湄公河三角洲。以前在地理课本上读到湄公河三角洲，对它感情最深的就是答对了题目给我好成绩，真正坐上电动船在黄澄澄的大河上张望着越南人民依河而生，他们的房子简陋，可是因为物产丰富却活得不一定比我们贫瘠。当船只经过小河道，从红树林枝丫间看过去，刚放学的男孩女孩们从小渡轮上岸，有个女孩身着白色越式服饰，骑一台粉红色的脚踏车在小路上飞驰，后头跟着一大群小男孩，女孩带着斗笠遮住了脸，可是坐在船上看见，就认定了她可能是班上最受欢迎的女孩了，那画面太像陈英雄的电影，我深深爱上了，虽然心里也知道越南本地人不一定认同这名定居法国的越裔导演诠释的越南。

也许，就是旅行，才让我们看清楚了自己的偏见和别人的偏见，而世界恰恰是因为没有暴力倾向的偏见而多元。

云层下的梦

朋友说在梦里看到了我，住在巴黎塞纳河畔很大的公寓里，喝很昂贵的矿泉水。一面赶稿一面流鼻涕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梦境，便一直叫我的朋友不要醒来，仿佛只要他继续作梦，我就可以继续巴黎。

朋友当然不愿意，因为这个梦里没有他。这个梦也不是我的，便只好继续清醒地生活着。早上很早起床去上班，晚上睡觉不做梦。然后是出差。出发前往西贡的前一个晚上，我赶稿赶到心情郁闷，却很想很想吃烤鸭。我想吃的烤鸭是在公司大楼附近的北京君悦酒店里知名中餐厅长安一号的烤鸭。下午五点打电话去预约，结果柜台小姐满声歉意，说六点钟和八点半的座位全都订满了，而当时门口也已经有客人在排队等九点的位子了。我在心里惨烈地嚎叫，因为生命无时不刻都在提醒我们，生活并不尽如人意。

那时便很希望住在朋友的梦里。就像在漂亮的云层下，有文明的痕迹，也有创造的力量。就这样，我在梦与现实之间出境入境。在上海机场等待前往西贡的晚班飞机时，身在北京的同事在网路上问我在干嘛，我无可无不可地说，正在漫无目的地寻求生命的意义——梦与现实，几乎要成为我在步入30岁前中年期最沉重的命题了，如果我不给自己好好解答，可能会被这几个字弄得神经衰竭。

恰如人生，长安一号的烤鸭没吃成，我还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台湾来的同事陪着我去了同样是公司附近的寒室餐厅，吃半只新派的烤鸭，聊胜于无。

吃饭的时候，同事告诉我现实的观察：她带从台湾过来度周末的老公去逛胡同，结果看到一个法国背包客随意坐在街角，和一个当地小女孩一人拿着一瓶冰冻红茶对饮，他们两人每喝一口就相对举瓶干杯一次。那天太阳据说很大，那背包客无视于时间的流逝，就坐在这个世界其中一座大城市的一个小角落，畅快淋漓地和一个不理解时间意义的小女孩喝着冰饮。

我和同事都被拴在生活与时间的桎梏中，因此特别羡慕可以浪掷青春的人类。然而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云层下的梦境那般适合拍照，却也没有真的很糟，糟的是我们不甘心，就这么生活下去，永远都赶不上长安一号的烤鸭，只能向第二选择妥协。

在过境中旅行•Tokyo

当我在《Financial Times》别册，〈Destinations: A collection of Financial Times travel writing〉，读到有人写说自己是住在机场里的时候，我知道是时候开始思考旅行的意义了。

全球年代造就了新种的地球人，他们不以种族、国籍来区分，但以本身一年离家的天数来定义自己是否地球游牧民族，对他们来说在不同国家兑换任何货币都比不上和航空公司兑换自己累积一年后可观的飞行里程里数来得有快感。和被迫流放异乡的难民不同的是，这些新种地球人并不是出于现实的无奈考量才迟迟没有落脚某地，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于飞行这回事会产生如同回家般的安全感，还有在时差和时差切换间赢得或失去的离奇时空感内，对自己的生活有更深刻的体会。

一个超级着迷于这种生活形式的朋友告诉我，他最喜欢的就是在偌大的机场里从海关走到免税商店区再到登机口那一段路。Super Glamorous，是他的说法。我回想自己上一次走在KLIA光洁明亮的机场出境大厅，平底鞋的鞋底“沓沓沓”在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设计的雨林机场里响起，一些旅客手忙脚乱地把过多的手提行李安置到小型手推车上，推起手推车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后地就又健步如飞起来。那是一个没有异味的空间，没有龌龊的人体或尿液气息；那里光线永远明亮，没有烧掉灯丝而没有更换的灯泡。长长的电梯把游移的人们带到机场的另一个角落，办理另一种手续或等待。而等待在那么一个衔接空中楼阁的空间里，又显得是那么地理所当然，以至于平日生活中最没有耐性的人都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等待。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地，在过境的过程中他们处于一种国界未明的状态——护照刚被记录为出境而下一个入境的国度还没有被刷新这个旅者的资料。

曾几何时，旅行的人事因为在自己的原生地生活不下去了，才开始迁徙。后来英国过多游手好闲的贵族配合大英帝国势力的延伸，而不断美化非洲草原上露营或是在香料群岛上学习当地语言，开始了旅行属于有钱有闲人们业余活动的光环。再后来，中产阶级兴起，航空界与旅行工业为了业绩开始拼命鼓吹旅行作为优越的生活姿态，许多人开始像佩戴名牌包包一样，常年累月把自己的飞行行程挂在嘴边，然而往往他们旅行并不出于对其他地方的人事物好奇，而是虚荣心作祟。也因为这样，旅行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被过誉的活动，而当有一些人信誓旦旦地表露自己不喜欢旅行的倾向时，也许他们只不过是没有太多旅行的机会而引发的酸葡萄心理罢了。

对一年有至少一个月在不同城市里飞来飞去的地球新人类来说，在过境中旅行，毋宁是这些城市飞行员们最习惯的生活方式。这群晃游者经常游离在不同界线而从来没有落实任何传统户籍——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可能是某个国家的新移民，而他们的中学、大学、硕博士班文凭则是在三个不同的洲际取得，也因为这样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像个外来者，偶尔会因为与当地人产生了文化差异而严重寂寞；偶尔却又因为从其他文化中理解得小细节而赢得来自世界各地但友情延展一生的朋友。也因为这样，就算考虑到地球面临的能源危机与旅行之被过誉的活动，他们还是不能自己地就在旅行的疲惫状态中找到了安全的认同感。在过境中，继续以稳健的脚步前进前进，不断前进。

没想到，会想念一张椅子•Paris

我在巴黎的时候，很想念一张椅子。那时我坐在街角不知名的cafe里，小桌子和小桌子贴得很近，椅子也小小的，而身材瘦削的服务生就在客人与客人的隙缝间穿来转去，迅捷地把咖啡端过来或是把小费收走。我坐在那里等待雨势转小，好继续自己目的地未定的旅程。

把烟蒂点在同样小小的烟灰缸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念一张自己遗留在吉隆坡的椅子。

之后我从巴黎离开回到北京，开始每天每日每夜坐在电脑前把我在巴黎十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转换成一颗一颗会在电脑屏幕上弹出的文字，我就更想念那张椅子了。

那是一张在人体工学基础上设计的办公椅，黑色、透风的网状坐垫与靠背，有轮子。我之前在吉隆坡的办公室里就放了这么一张椅子，搬到北京后，那张椅子就寄居在吉隆坡一个朋友家里。当我终于从自己四十页的工作中站起身来后，我就完全明白自己想念一张椅子的原因。

更后来的时候，为了写一篇和女性议题有关的文章，我连续三个晚上坐在自己房间里的书桌前，亮着从IKEA买回来的桌灯，对着晶亮晶亮的电脑屏幕，呆滞地不知从何下笔。由房东提供的桌子因为底下间隔的柜子太多，而显得局促；加上一张模拟Barcelona Chair造型的椅子，卡在“L”字型的桌子间，让我只有把冰冷的脚盘在椅子上，抱着枕头把脖子伸出去，无所适从地看着电脑，不知道关于女性的议题要从何下笔。

我原本以为习惯写稿的自己，只要在巴黎的稿子结束后，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写就一篇文章，谈雏妓问题也罢，论女性艺术家的丰功伟绩也可以，或者就写我曾经捧读过的女性文学家如西蒙波娃或是莒哈丝的读后感，还可以自以为聪明地联结着两位法国女作家和我的巴黎之行。也许还可以从法国女性激进女性主义分子对“三八妇女节”女性放假的政策冷冷抛下的一句话来大书特书，因为她们说，女性可以放假一天，可是男人就在其它时候放假。

可是没有。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坐在电脑前连续三个晚上，延续之前赶稿时就已透支的睡眠时间，非常焦虑并且不舒服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我完全没有办法让自己随手就写下任何一个想法。到了第三个晚上，当我为了寻求灵感，而把自己过去写过的东西都从旧电脑的硬碟中找出来匆匆读了一遍，我才了解我写不出任何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法：以前，我是因为有想法，才写文章；现在我是为了写文章，才产生想法。

没有想法。我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来让自己承认，原来我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

关于没有想法的焦虑，我原来一直都有。只是要到北京的深夜，坐在一张不属于我的椅子上，拼命抽烟、喝可乐，同时在脑海中幻想自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或是就像我在伦敦要搬离宿舍时想把自己藏身在桌子底下那样，看着苍白的文件档，怀抱着对曾经多次在写东西的路上予我多次机会的编辑的亏欠，我不得不正面去看待这份焦虑。

我原来就在逃避这份焦虑。和这世界上许许多多人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加班的日子过得特别简单，只要在累极的时候倒头就睡，每天做的人生决定仅止于吃什么、要不要搭计程车上班，并且没有时间去思考为什么德国知名的灯饰设计大师Ingo Maurer心中的无名英雄，会是那些清楚上下班之重复性，却仍然能够每天快乐上下班的人们。

我从来就不觉得自己需要去面对这份焦虑。直到在好几个不睡觉的晚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时候，这份焦虑超越了我对一张椅子的想念。问题已经不在一张椅子舒不舒服的层面上了，问题在于当我平稳安定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生活在一个看起来什么都好的生活里头，那里面竟然有非常压抑不快乐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因为听起来太过幼稚而不太能够为骄傲的自己接受。

我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可以很诚实地去面对这份压抑不快乐，因为在强说愁的年纪出于对自己人生方向不明确而产生的混沌不快乐，是最自然不过的。我也曾经在文字里大胆宣泄自己对美好物质之向往是出于对人类情感之不信任。我甚至还曾经揣想过自己在大学毕业的十年后，会如何经由一瓶红酒来品尝自己的前半生。

十年，就这么十年。十年前我以为只要我完成了自己设定的目标，我将不会有快乐不快乐的烦恼，或者是寂寞不寂寞的问题。没想到当我都把年轻时设定的目标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后，我还是像当初那样迷惑，只不过我的迷惑中多了许多个“没想到”。

在一张椅子上我想念另一张椅子，在一段人生历程中，我发现自己随着年纪的增长，被磨损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会利用无奈来当作自己无能的借口。当天终于完全发白的时候，我依然蜷缩在一张椅子上，以为只要自己不动，围绕着这张椅子的世界也可以跟着不动。只是，就算我渴望世界停止转动，还是透过在七楼的窗户看见另一栋大楼的门前走出一个穿黑色长外套的男子，提着公事包走了出来。

世界还是动了起来。

世界在我们脚下•Hong Kong

关于搭乘商务舱出国这回事，我在幸运经历体验过不同航空公司机舱设备与机场商务舱休憩室之后，终于在昨天香港机场的国泰航空商务舱休憩室了解到，何以商务舱是那么让人上瘾。

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由英国建筑师Norman Foster设计，以不同楼层从不同对角线相互穿插，制造出中庭开阔明亮感之余，也形成机场中不同的层次感。国泰航空公司商务舱的休憩室就在机场7楼，精巧区隔成餐厅、酒吧、上网区、吸烟室及以小荧幕提供的娱乐设施等，设计风格延续当代低温不浮夸的质感，木料桌子、皮质沙发为主，没有喧闹华丽的奢华感，也许对香港那些超级有钱人来说，很有点不入流——这些超级有钱人搭乘的是头等舱，休憩室在另一个地方——但很适合奋斗多年才爬上公司主管的中产阶级口味；而这些有自己见识与见地的中产们，并不一定会认同超级有钱人对生活质感的追求。

当我从饮料柜拿了一瓶矿泉水出来，走到沙发区旁的栏杆上放眼一看，斜切面从天花板一纵而下的玻璃窗户外，是停了好几台巨型客机的停机庭，远处延伸出去，便是延伸到任何地方的跑道。低头一看，是排列整齐的绿色座椅，因为尚未接近任何登机时间而显得空荡。偶尔有人推着行李车走过，偶尔有人背着手提电脑坐了下来，在楼上俯瞰这些画面的我，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在过去十年来，身为经济客舱旅客的身影。我对世界似乎又因为视角的不同，而有了不一样的要求：我是多么典型的中产，经常抱怨中产生活之乏味无趣，但在看到自己终于有那么一点进步，离开之前与众人比肩同行的轨道时，世界似乎已经不在我的脚下，用走就可以抵达；而是我高角度的算计中。

我深深吸一口气，难怪人们拼死都要做到有能耐搭乘商务舱出国的地步，因为当世界在我们脚下延展，以彷似香港赤腊角机场的设计，有不同层次、不同质感，稍稍对生命有野心的人，都无法不因为这个启蒙而动心。

和我一样站在走廊上看着远方的，还有一名捧着香槟的白发先生。他看着外面的世界，看得比我还久。我们没有交谈，是以无从知道他对商务舱休憩室脚下的世界有什么看法。他看起来应该早已习惯商务舱的待遇，刚好路过的我，吞下最后一口开水，知道，为了能够进驻商务舱旅客行列，我必须更加努力工作，虽然我心底并不清楚，自己可以在那个地方站立多久而不会厌倦。

我们尚未完成的理想•New York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陈强华出了诗集，《挖掘保留地》。回槟城休假时，以前一起搞过诗社的少杰、强华和我约在高速公路交流道上的Coffee Bean咖啡馆见面，强华递上了诗集，我不能免俗地要求他题字——如果不这么要求的话，他可能会受伤吧？他撇撇嘴很快从口袋掏出笔在书扉上写下：“重提诗笔吧。”我讪讪地收下，不太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五个字里的殷殷期盼。

之前和少杰在MSN上聊天时，他给我寄来了魔鬼诗社部落格的链结，说是和强华一起希望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把遗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魔鬼召唤回来。我上了那不够阴森的部落格探头探脑了好一阵子，之后往往发现有连不上线的困难，心底暗自嘀咕不知是否因为自己的魔性减弱，而被奇幻的部落格排拒在外了。后来一位知道我更写诗的大学朋友又问起我，多久没写诗的话题，我草草回答实则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尚且浪漫的朋友。他似乎对我五年没有创作这回事感到十分讶异。

是的，在一把年纪之后还愿意写诗的人是浪漫的。也许是因为这样，这些诗人才能够不断在梦与奔跑之间，找到自己。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活得俗气的我，则不断在梦断裂的地方里看到自己来不及完成的理想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当然除了写诗，年轻时的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理想。在嘴巴上叼着一根快要烧尽的眼，我靠在椅子上侧着头看窗外兀自安静的世界，慢慢想起了那些微不足道的理想。比如说要把10个25以后、28岁以前的朋友的故事记录下来，冀望10后我们都35岁时，我可以再一次访问他们，看看他们在这10年间都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比如说要和镜头总是清澈见底的希腊摄影师朋友一起合作，做一些东西，杂志封面也好，一本小书也罢，前者是我们在商业社会里的偷渡；后者则是简单概念的落实。又比如说是很潇洒地辞掉工作到南美洲去旅行，离开公司时可以头也不回地无所恋栈。

这些理想看起来那么简单，却在执行上充满了难度，以至于我总是有理想尚未完成的焦虑。有时候会有改写理想的冲动，把它们变成赚比一般人多一点的钱，住高级公寓，每个月写几篇不痛不痒的稿子，到巴黎购物、在意大利喝咖啡、去伦敦看和时尚设计师打混的当代艺术家作品展，可是篡改之后就觉得自己在作弊，梦断裂的声音似乎响得更彻底。

看到别人在梦与奔跑之间写诗、为可能深爱的人旅行他方、痛并快乐着，我在抽烟的现实里决定赶快为尚未完成的理想撰写一份计划书，以魔鬼的任性宣誓：有一天一定要完成。做梦的人都是见证。

黑暗的背面•Beijing

和朋友去吃饭，不知道怎么的，就聊到了30岁以前的一种压抑。我们这个年纪，有一点尴尬，事业算不上太有成就，却也在过去几年来尝到了金钱的甜头。我们的生活说不上快不快乐，在某个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学生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然而我们之中却一直有些人会觉得白天的光鲜亮丽，是牺牲了夜晚诚实面对个人理想缺失换得的。

30岁，好像来到一个分叉点。白天我们正常得不得了，和世界所有在讨生活的人一样，我们活着、工作着，吃自己喜欢的食物、喝自己喜欢的茶或咖啡，与自己喜欢的朋友或恋人聊天，每年旅行一到两次，有自己喜欢的音乐与电影，偶尔还会到画廊去看看；可是夜晚还是会有那么一些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经常就想起自己在更年轻的时候做梦的单子。

隐藏在那夜晚黑暗的背面，不是白天的正常生活轨道，而是一条欲望的轨道与刺眼的现实——到底我们在安全的、平和的、美丽的日子里，压抑了多少心底的渴望，才能对抗美好中产生活的无趣？我们这些小时候立志把兴趣当工作的人，在愿望成真之后，就这么继续忍受原来个人才华有限的现实了吗？

现实多么刺眼，以致我们经常配戴太阳眼镜阻挡那光线的伤害。只是30岁，到了一个要不然永远摘除墨镜、要不然永远配戴那幅窝囊眼镜的临界点。朋友说，我们不知何去何从，因为30岁以前，我们必须再一次决定，自己想要的人生。维持现状，继续平和地过日子，甚至还可以计划自己25年后的退休生活；还是牺牲目前生活的安定性，做出新的改变，再一次经历未知的迷茫。

我们细数自己人生的遗憾，我们叹谓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们一直在自己“何去何从”的路障里寻找出口，才慢慢发现原来人生是一个歧路花园，我们在18岁时曾面对生活的彷徨，25岁不知自己是不是够资格在商业社会里存活下来，30岁就在考虑要不要继续现在找到的方式、继续苟且偷生。也许我们年纪再大一点，我们会问自己，要不要接受新工作的挑战，要不要肉体外遇，还是要不要精神出轨，如此无休止的选择，我们都在一个歧路花园里打转，只不过有些人的花园富丽堂皇，里头还停了一台Audi TT；有些人的花园只有纯种玫瑰，有些人则搭满了简陋的架子而藤蔓还没有来得及长出来。

和朋友从小店里吃晚饭走出来，我们继续自己充满问号的人生，到了十字路口，原本以为终于要做出选择了，我才赫然发现，像我们这些生活条件没有好到可以不用工作呆在家里三个月思考生命、自由与爱这些命题的人，其实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成本，我们之前经历所谓30岁迷惑的尴尬，其实不过为自己制造出“自己还能选择”的幻象。这是我们人生黑暗的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