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酒消愁

不知道是不是太久（大概一周吧）没有喝酒，这几天朋友到访北京，我又开始畅饮，结果昨天在长安一号喝不到两杯就开始不舒服。去LUCE也只敢点英国红茶（老板不敢相信）。回家吞了一颗止痛药。早上起来，胃痛腰酸，吃每天早上会吃的肉松面包都食不知味。
看来，是时候戒酒了。如果我真心诚意要当正常人的话。

改变

礼拜天，和吉隆坡飞过来的朋友一起在公司附近的Zoe's吃brunch，因为之后我还得回去公司赶稿。点了一份有四个荷包蛋的Big Breakfast，结果餐点一直没有上来。看一下手机的时间指示，已经过了45分钟。把服务员叫过来，她说之前点餐的同事是新人，忘了给厨房下单子，餐，很快会送过来。
后来新人过来给我们倒水，我问她是不是忘了下单子，她说是。我看着她说：“你知不知道肚子饿的人特别容易生气。”她匆匆道歉然后拿着水壶跑掉。
朋友说：“你变得好凶。”
一年多前刚搬到北京，我为服务员毫不友善的态度感到惊讶；现在，我为自己变得好凶，感到不知是好是坏。

希望

朋友提起他为杂志社设计的活动，带点不确定的欣慰说，这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在南洋文艺读到林春美的《雨树很美》，看到她用力教课的理由。
在公司巧遇大学诗社的学姐，一起吃了一顿饭。我一直说话，因为找到了久违的自在轻松。
北京朋友叫我在胡同找个房子住下来，写一本不再悲伤春秋、无病呻吟的书。
营利机构LUCE主席半夜打电话来，用他情伤的故事安抚我工作上的怒气。

然后朋友分别要搭老板的私人飞机、公司付费的头等舱、自己掏腰包的经济舱来到北京。我虽情绪低落，却忽然热爱生活。希望看到这段文字的S，可以好好。这样我们可以继续骂生活没有意义，却依然享受生活。

一定要好好。因为生活是没有意义，也是充满意义的。

As soon as possible

朋友听我说完生活中一件因为矛盾而带来困扰的小事，很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么做，就算明明知道不受认可，只不过是出于一个原因：你以为这样，自己就算真正地生活着（You think you are living life）”。另一个朋友，在一本书中读到更简洁的一句话，马上写在他的博客里：“越是不该做的，全都是最想做的”。

更后来的时候，朋友问我目前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因为之前曾被训斥“以为自己反叛便是在过有趣的生活”，便说理想是当个早睡早起的正常人，上班不迟到早退、尽量做到不用加班，非常容易被取悦，也因此非常容易快乐，同时从来不会想要逾越被规范的疆界，因为破坏规则、挑战权威并不代表真正自由。朋友问我这个人生愿景要不要加上礼拜天去教堂唱诗、休年假时付钱去参加义工团体、戒烟戒酒戒掉一切上瘾的坏习惯，还追问为什么当初不去考公务员，在政府机关里找一个铁饭碗；反倒要在自己的生命中绕了一圈之后，才发现生活的真谛——永远不做不该做的，哪怕心底有多么深切的渴望。

朋友的调侃说明一个事实，成年人是没有资格幻想的，随着幻想而来的是现实的拷问。原来理想是幻想虚伪的外衣，梦想则是平常人永远没有机会穿上的燕尾服；而生活其实不应该是毫无顾忌地去做不应该做的事，因为那到最后只会突显自己愚蠢的幼稚和没有经过思量的冲动。

认清这个现实后，我决定以后如果再有人问，人生目标为何或最近过得好不好，我要以一句话来回复：“我会尽可能快速答复”。I would get back to you as soon as possible。这句生活白话其实是一句明智的暗语。

人生目标

现在的人生理想是，毫无顾忌地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享受精致生活到极致。目标是做个有用的人。愿望是赶快长大，顺便当一个正常人。

我回来只是要告诉你·Geneva

在日内瓦拥挤的行程来到结束前一天，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和台北的同事一起走在百达翡丽博物馆附近的安静街道上。她寻找一个公共电话，我想在社区里任何一家小咖啡馆坐下来，喝一杯expresso。在那偷来的短短半小时里，我们目的各有不同但不相冲突，便一起上路，看看前头未明的路上有什么等着我们。

百达翡丽博物馆藏身于一栋20世纪早期的建筑，里头收藏了2000多件珍贵的时计，从博物馆走出来，可以看见路的末端有一家当代艺术中心，从外观看像是从厂房改建而成，我时间不多无法细探，只能继续边走边看边猜臆。临近一些建筑的外墙则搭起了欧洲并不少见的鹰架，应该是为了方便建筑的维修保护。街道因为周末而安静无人的，许多小店大门紧闭，4月北半球的阳光因此而有了一种清透的力量，在这些小店的玻璃门上折射出新的质感。

严格说起来，那是一个说不上有什么特色的日内瓦小区，据说离旧城区很近，步行到市中心的火车站约莫要30分钟。同事没有找到电话亭；我也只能在路旁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咖啡店点了一杯咖啡。在面向大马路的小桌子坐下来时，店家还特地强调，咖啡店会在20分钟之后打烊。我们座位旁边是一位矮小的老妇人，逆着阳光不发一语地眯着眼睛看着我和同事这两个亚洲女生。和刚认识不久的同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中间曾在法国留学的她告诉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应该回去拍片子。我也有一些自己不够清楚的地方，可是一直没有想清楚，便也没有说出来。

喝完咖啡，结账，我们起身往来时路走去。在其中一个转角，有一家店在透明的落地窗上贴了两排白色的字，我让晓以法文的同事为我翻译，她从人行道退到柏油路上，读着那行字说：“我回来只是要告诉你，一切都没有改变…”

其实我不确定那个下午，同事翻译的是不是这么一句话，可是在我心中好像听到了这么一句话的回音。因为人生的不可预测性，当我们发现有些事情可以暂时不用改变，便似乎值得在窗上留下这么一句话，让穿透镜面的阳光在地上打下这句话的影子。我回来只是要告诉你一些什么。

回来了

两个礼拜，换了5趟飞机、2次火车、6家旅馆、4座城市之后，终于回来了。
走的时候北京偶尔会降温到零上7度；回来已经是春天。先是睡了一个世纪那么长，隐约中梦里好像想起了，我在Neuchatel火车站等待开往日内瓦的火车时，有多么希望开来的火车可以把我带回北京。总算回来了。

模仿者好友会和失败者俱乐部

看许多事情都不顺眼的朋友，不无耐烦地告诉我，他越来越受不了城中一些模仿者们。The Wannabes，他这么称呼他们。让他更不焦躁的是，这些模仿者在一些人们眼中竟然不被归类为失败者。The Loser，他继续界定。

应该是一个咒语，到后来，我们在生活中只剩下成为两种人的其中一种：The Wannabe or The Loser。前者拼命想成为自己原来不是的人，王子、公主、权贵、CEO、所有前面加了“Associate”的头衔佩戴者、明星、美女、情妇、诗人、飞行动物、偷尝禁果者、抽烟抽得很有姿势与想法的人、和一个符合或超过本身社会阶级的人结婚并过着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把孩子送去名校念书的父母等等等等；后者怨叹生活的压力让人失去自己、惆怅于理想迟迟未能实现、清楚知道自己此生可能不会有多大作为却不敢就此认命、想去欧洲旅行却只能到兰卡威住在一天马币80令吉的小木屋、本来并不想买Prada却很不幸也刚好买不起Prada、出了一本书就以为自己是作家或写了一首歌、画了一幅画就以为是艺术家等等等等。

这两种人在这个世界上刚好形成了两个团体：模仿者好友会和失败者俱乐部。这两个团体都各有入会标准，也因此对会员便有资格上的要求。不管加入任何一组、成为里头任何一种人，都各有好坏，The Wannabe对人生充满略显幼稚的憧憬，却也努力朝目标前进，对国家安定与经济往往有巨大贡献；The Loser是这个世代仅存的浪漫主义者，想法偶尔有些偏左虽然他们不一定读过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让他们愿意说出一些不怎么悦耳动听的话，使得世界不至于只剩下幸福、快乐、知足与长命百岁的愿景。不管怎么样，成为这两种人，绝对不可能是我们原来的理想，也和父母对我们最基本的期待，做一个有用的人，相去甚远。

在朋友的抱怨面前，我拿着两份申请表格，不知道哪一个会所愿意给我一个会员资格。只是不知道这个世界还会不会有一个叛逃者共和国？

我们以为自己在计划中生活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计划是没有用的。

3月15日到Luce Café去参加“告别冬天热红酒派对”，计划中包括安安静静地和一群朋友捧着用肉桂调味煮成的热红酒，一起聊起我们在不同的冬天街头喝到的温暖饮料。到了那里，Luce有异于平时的吵嚷，一群姿态高傲但让人参透不出他们骄傲之处的人们在酒吧里来去，没有组合的即兴舞曲音乐，掩饰不了这么一个告别冬天的晚上，是多么地让人想起城市中不必要的疏离。盛在塑料杯子的热红酒送来时，我还是没有计划地感到失望了——虽然之前我在市集喝到的Mulled Wine也都装在塑料杯子里，贪心的我期待在Luce这么一个地方，老板会用对待朋友的方式来招呼客人。

从告别冬天的晚会回来之后，公寓大楼的供暖系统就被切断；而北京也在计划以外开始降温。此后，不管我晚上喝再多杯咖啡、抽再多根烟、坐在桌前多长时间，也无法在计划的时间里完成稿件。记忆中我记得自己和朋友说过，至少应该对自己诚实，如果无法诚实，就无法言语。

有一天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却没有如之前看电影编剧计划的那样，慌乱失神以至应该匆匆忙忙地逃离现场。在计划失误的状态中，我继续生活，偶尔觉得身体里有一个早就被淘空的部分，又听见了不必要的空洞回音。

半夜听到外婆入院动手术的消息，我没有如同一个亲人般感到难过，却开始计划，如果要死，我希望自己死于肺癌，而不是家族遗传病史上的直肠癌。第二天晚上，我听了第88次Damien Rice唱《Accidental Baby》，在不知不觉中掉了三行眼泪，之后就再怎么也哭不出来。

这些不都是在计划以外的事情吗？我如何计划让自己成为一个凉薄却又充满爱心的人？我如何计划让自己成为一个肤浅却又深刻的人？我如何计划让自己成为愚昧却又有智慧的人？我如何撒谎却又保持诚实？

我该如何计划又让没有用的计划来让未来看起来有用？

哀伤之池里，欢愉之浪在我无际脑海漂移

感伤的朋友从MSN传来一首英文歌的歌词，要听我对那如诗般歌词的诠释。我在一道难度设为“高”Sudoku解题的中间停下来，依照字面的意思似懂非懂地为她翻译了几句歌词。我和她在歌词的字里行间，讨论着到底歌词中的“哀伤之池”与“欢愉之浪”两个对立的象征之背后指向。接着她告诉我因为搬家而要告别拥有三年记忆的地方，孤身在一座不是家乡城市生活的她觉得自己好寂寞。聊着，我可以感受到在感情遇到挫折的她是多么地伤心，然而我在网路的另一端频频觉得无力帮助。

似乎是被诅咒的月份，身边至少有五个朋友面对感情困扰，就像一句老话：“所有快乐的家庭快乐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但所有不快乐的家庭不快乐的原因都各有不同。”把这句话篡改之后，运用在人类情感之上，似乎也是可以。我听着这几个朋友和我谈起他们的难过与伤心，意象上埋在柬埔寨树里洞口的声音似乎又从远处飘来，提醒着我，我依然懂得这些朋友们流泪的原因，不过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何其希望自己从来都不会懂得。

恰如朋友传来的歌词中其中一句：“哀伤之池里，欢愉之浪在我无际脑海漂移”，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不知道歌手的声音里是凝重的鼻息声还是故作坚强的激昂，然而我一直想到朋友阿管在他名为“私人厕所”博客上的一些张贴，有些很旧了，有些则是三十分钟前才贴上的密码絮语，我读着一些他在好几年前写下关于自己在北京看到雪景的心情，或是他18岁时想当诗人的句子，才意识到他的私人厕所虽是作为他冲掉生活里看似无用的情绪的地方，却其实是一个哀伤之池。

在哀伤之池里，我们无可避免地要被终将退潮的欢愉之浪迷惑，以为只要听着浪声看着天空纯净的星星，就可以安稳地睡着，此生无憾。让人愤怒的是，当我们醒来遗憾还在，而伤口，在很久很久以后，还是会痛。

住在安定以外的现实·Beijing

在北京住了五年的台湾新朋友，用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语气表示，真正的北京生活是不断地和朋友说再见，人来人往的经历多了，接受了住在北京的现实是由许多再见的话组成的，也就不会特别感伤了。我坐在这个认识三个月却感觉认识了三年的朋友的北京新居里，看着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让他的成功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可以认同他那种对朋友穿梭来去，而不带一丝遗憾的坦荡态度。

我在北京的生活刚满一年又一个月，而在北京生活快三年、原本念着中日口译硕士班的大学同学便决定退学回台湾工作了。去年把我从吉隆坡找到北京去工作的同事兼朋友，也将在月底调回台北。刚度过农历新年假期回到北京的我，正以翻书的速度来过日子，吉隆坡、槟城、北京、上海、苏州跑了一圈，再回到北京，便要调整朋友们即将接二连三离去的事实，仿佛预示了我正式进入北京的现实——只要我还不离开，就有更多人来和我说再见。

大学同学要离开的前一天，把租赁的房子清空，把钥匙还给了房东，那个晚上她拎着自己的棉被到我家当厅长。回家之前我们一起去吃她认为北京最好吃的火锅，也到常去的酒吧喝东西，算是小小的告别式。酒吧老板如常过来和我们聊天，听说她第二天要回台湾，便问她回去多久。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回应说是，永远。酒吧老板才意识到这不是短暂的返乡探亲而已。

让我震惊的是我们选用的字眼，永远。已经有好久在生活中我们不再说永远，用上的时候却是这么一种情形。我以前离开伦敦的时候，一直以为是短暂的离开，就算形体离开，我也觉得自己的精神没有告别那种城市；到了今天，我才意识到自己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这何止是住在北京的现实？这是我们这群没有胆量安定下来的人们的现实。相信我，有一天你会离开伦敦、巴黎、京都、北京、香港……永远永远。

昨天

昨天在LUCE 消磨一整个下午的时光。阳光挥洒自如地穿过由一排横木条搭起的透明屋檐，在墙上和我们的脸上打光投影。很会耍爆笑和用别人名字做白痴造句的朋友拿出相机拼命拍照，我们没有忘记提醒一个即将回去台北的朋友，拍照留念的意义。

头发烫坏而以大盗造型来掩饰的老板在我们准备点菜的时候走了进来，告诉我和朋友他们前一天到凌晨四点才打烊。他把电脑接上音响，让我们听王朔的电视访问。另一个长得像葛优的朋友带着他的19岁美术助理来了，和我们坐在一起。高瘦版葛优问我，前一个晚上怎么没有到LUCE报到。这时候音响已经把王朔撤下，换上了呼应阳光律动的音乐。后来主厨也来了，把我送他的《Vogue Entertaining + Travel》澳洲版还给我，说自己已经做完了笔记。另一个目前在合作的外稿美编朋友也来了，我们传阅着那粉色系的杂志，讨论起排版工作来。然后高瘦版葛优的朋友被一只名叫Lisa的husky拉了进来，三个月大的Lisa就像回到自己的第二个家一样，开始在我们的脚下来回窜动。

这中间有一对英国男女走了进来，又走了出去。

一个下午我喝了三杯白酒，确立了自己在朋友群中的酒鬼地位。走的时候我有一点晕眩，可是我知道如果以后我离开北京，我会想念这里和这个下午。

手机在夜里的办公室忽然不见了

在出租车上发现手机没带在身上，想说遗留在办公室了。回来请还在加班的同事帮我到桌上找找，结果不见踪迹。打电话过去，手机暂时无法接通。看来是丢了。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有想象中烦躁，不过现在是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只好等明天。

fling

What is fling to you?
It is like luxury goods. You don't need it to survive but you WANT it. It's not the necessity of life but it's always nice to own one or more than one. When you lose it, you won't feel the pain or being hurt. Maybe a bit empty but you would get over it very very soon.

Could you manage to be emotional dettached?
To be honest, I have to be extra careful.

葡萄美酒夜光杯·KL

原本应该从北京飞到吉隆坡后，直接转三十分钟后的班机在午夜时分飞回槟城，结果在朋友的威逼利诱下，我透过MSN把自己的航班资讯给了他，让他帮我打电话到马航票务处更改第二天早上的飞机，这样我便可以在吉隆坡逗留十个小时，见一见好久不见的朋友们。另一个朋友为我在KL Sentral的Le Meridien酒店订了一间客房，这样我在吉隆坡的十个小时便会被最大化运用。

在选择不多的机场免税商店挑了一瓶2001年Chateau Haut-Logat红酒，手提袋里装着四盒准备送给朋友们的八色法国macaronis，我努力保持优雅但内心风风火火希望可以早点赶到吉隆坡市区。抵达Le Meridien的时候，朋友们已经坐在放着Ghost Chair的酒店大堂里，酒店的餐厅酒吧都已打烊，我们决定在酒店客房里点room service、喝我在机场买的那瓶红酒。嗜葡萄酒的写词人朋友在开瓶时努力不表现出他对便宜法国酒的不信任态度——虽然我们都知道就算酒很烂但话题很新鲜，我们还是会聊得开心；可是如果酒很好话题很家常白烂，我们也会很感恩，毕竟在生活中我们是有许多小小的快乐来得到满足的。

酒开了，相互调侃抬杠的话题启动了，room service也终于送来了，我们慢慢意识到手中那瓶马币98零吉的法国葡萄酒，带有新世界葡萄酒没有的层次口感，便很为我压对宝的幸运而快乐起来。客房里的葡萄酒杯是小杯口的水晶杯，朋友举起来在灯下说了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大家都笑了。

当大家酒足饭饱离去的时候，也已经是半夜三点。我梳洗之后坐在窗户倘向并不五光十色的吉隆坡夜晚，才发现客房里的白色杯垫上写着诗人Mathew Arnold的一句话：“Culture is properly described as the love of perfection.”我忽然理解自己为什么喜欢住进用心的酒店的原因了。每一个小细节都那么地恰到好处，就像一些朋友，总是那么适时地让人感到温暖——这些朋友在本质上都是好人，可是有些会故意在IKEA偷一两根小汤匙来对抗跨国企业的牟取暴利，有些则会陪着我们在非吸烟楼层的酒店客房里一起大口大口抽烟，有些则在对的时候给我们递来一只精致的夜光杯，让我们在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幻影中充满想象力地活下去。

Culture is properly described as the love of perfection

在Le Meridien客房的白色杯垫上看到Matthew Arnold写的这句话，想要先记下来，以后有空的时候再好好想想是什么意思。

向前走·Thun

还没有过生日以前，朋友Mark就告诉我他会送我一本小说，并且表示我会和他一样，和书中在曼哈顿生活的几个主人翁成为好朋友。在曼谷收到名为《The Emperor’s Children》这部厚达431页的小说，我把它放在随身行李里，在曼谷新机场等待延误的中国国家航空曼谷-北京航班时，便在冰冷的铁制椅子上开始阅读这部小说。后来我利用搭地铁上班的时间，循序进入小说的情节里，阅读Claire Messud在《The Emperor’s Children》故事里设计讨论的主题。

小说开展以后，我真的就像Mark所说的那样，和书里30岁的Danielle Minkoff、Marina Thwaite和Julius Clarke成为朋友——或者说我自觉是他们的朋友。我和Mark透过手机短信和MSN来讨论围绕这几个人的生活，就好像是在讨论我们共同认识多年的朋友最近遭遇的事情或是我们的生活那样。小说中有些情节或有些对白，就像是我和Mark、或是和其他朋友之间曾经出现的对话，也因为这样，我们才把Danielle、Marina和Julius都当作是自己的朋友了。有些书中主角们身处的情景，也都以同样形式在我们生活里出现过，然而像Danielle和Julius都更有办法敏感并尖锐地指出那状态的讽刺性，刺激了我们对己身生活的体悟。

我问Mark最喜欢书中哪个人物，对“朋友”有严格要求以至朋友不多的他表示，他可以理解书中每个人物，但他们都不太讨人喜欢（very unlikeable）。其实对某些人来说，我们又何尝不是very unlikeable的一群人？Danielle、Marina和Julius都和我们一样，在30岁的临界点面对自己才华不济而理想不能进一步成功延伸的困境，不过我们无法成功的原因有些是个人（像漂亮但不够聪明的Marina梦想当作家却言之无物）、有些是大环境（如知性的制片人Danielle意欲制作有深度的纪录片却无法争取到预算），有些时候则是两者交织在一起。

这些我们都一早已经想过，我们现在想解决的是，该如何继续向前走。穿梭在世界各地的人群中，对生活美好的想象我们仍然向往，虽然有时候会懊恼先看着别人完成了而自己还在挣扎求存（这个时候我们是弱势，要从成功掌握权力的人手中进行掠夺）；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担心太舒服的昂贵羽绒枕头会导致睡眠的重量而梦却像烟雾一样虚无缥缈地不断上升（这个时候我们是懦弱与自卑，不懂得如何在奢华享受中平衡）。我以前以为如果可以做到无欲无求，就可以安顿身心；其实只有欲望，不断纠缠的欲望——对知识、情感、欢乐、美丽生成的欲望——才能驱使人类不断前进。

耽溺

就这样坐在桌前五个小时。一直反复听同一首歌，翻阅同一篇章的小说。看着天空从湛蓝退色成哑灰色。小区里花园的灯在枯树的身上亮了起来。透明Alvar Aalto湖泊造型小容器里都是Marlboro Lights的烟蒂。忘记了自己还没有吃东西。一听可乐填满了肚子。眼睛很疲倦，头脑很空洞却有清醒的回音。说什么也睡不着，就这样醒着，烂着，沉沦着，耽溺着。

Damien Rice Concert, 6th Oct 2007, Wembley Arena, London

Mr. Damien Rice would be touring Europe this year and he would be performing at Wembley Arena in London on 6th Oct 2007. I have a plan to visit London in October and would like to include Mr. Rice's gig in my agenda. This means there would be no Prada shopping in the next 8 months for this girl. However, I am craving a Prada phone. The latest toy from Prada house simply looks très sophisticated...

喝咖啡时想到的·Venice

去年到威尼斯出差时，我特地跑到Palazzo Grassi艺廊看看。和我过去逛美术馆的习惯一样，看完了展览，找到了艺廊café，我坐下来喝一杯饮料。那是家白色的café，唯一的颜色是浅灰色椅子与桌脚，café里墙面上齐整地挂着艺廊整修过程中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整修工程设计师安藤忠雄在现场的正面特写。

那时我因为可以亲临当代艺术作品，而满足、进而满意不已。那是在精神上被各个创作出发点、手法不一的艺术家所挑逗而来的满足感，因此当我坐在Palazzo Grassi Café里时，我没有点咖啡，反倒是一杯白酒——在意大利点饮料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咖啡和葡萄酒随时随地都那么好喝，而自己却只有一个胃。

坐在浅灰色椅子上，日光灯管装置在天花板上刻意凿出凹陷条里，灯管没有外露，只有光线被技巧性地展示出来，仿佛那光和天花板都是一体的。灯和天花板都是白色的，不过白的程度不同，唯一的装饰是天花板上一排排整齐的抽气孔。Palazzo Grassi Café仿佛呼应着安藤忠雄如光之教堂这类的建筑作品，我因为再一次遇到大师的作品而开怀不已。

现在我手上捧着一杯咖啡，回想当时我在Palazzo Grassi自我感觉良好的情绪，便觉得自己幼稚不已。说真的，我为了写稿子，努力想要回忆一切与那Café有关的细节，我所记得的竟不过是一些表面的讯息：白色Café里墙上有安藤忠雄的照片；白色桌子上是以土黄色回收纸来做桌垫；和我一起喝酒的朋友是个第一次去意大利的香港女孩；还有，我其实并不记得自己点了什么白酒，因为我从来都只是在喝葡萄酒，而不是真的懂得喝葡萄酒。

和很多事情一样，我是在喝咖啡的时候想到的。其实我真的真的没有什么值得自我感觉良好的基础。比如说我那么爱喝咖啡，可是去买现磨咖啡粉时还是会不小心买到了像洗脚水味道那样的“Morning Breakfast”。说我自己喜欢安藤忠雄，可是我除了知道他名字的英文拼写，和看过他的几项建筑作品外，如果有人问我喜欢他的原因，我可能只能无力地回答所有人都会回答的安藤作品的特色——光与水泥在周围环境中的出色结合。

有一天我很大声地对一个新朋友说，如果我在余生中只能挑一个设计师的作品来穿，我会选择Martin Margiela。他饶有趣味地说我那么坚决地选择，一定是Martin Margiela有什么过人之处，便问我为什么。时尚我那么拿手，自然侃侃而言；然而他会在我每个原因背后追问，难道某某设计师或某某品牌或某某材料，就无法给你同样的感觉吗？以前我这么被追问，我会很懊恼，然后落下一句：“不为什么，就我喜欢。”但那天我被追问得有点心虚，就像是我坐在Palazzo Grassi Café里多个月以后，忽然发现的那样，其实我真的什么都不懂。

我以为我懂得，其实我懂得的东西都不过是从杂志上看来的，或因为旅行机会累积下来的。有些人会因为我知道这些资讯，便投以我赞许的眼光，而我就飘飘然了，以为自己懂了，所以看到Damien Hirst的真迹，我就快乐了，可这又是多么幼稚的想法啊。

喝咖啡的时候，我认真想一下，一个人把时间运用在哪里是看得见的，我过去五年来，不断运用小聪明来回避努力的过程，来到人生30岁这个点，一切都揭晓了：我还是像青少年时期那样是无知的。唯一不同的是，我没有因为无知而焦虑不堪，我只不过必须确定自己，不要再懒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