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为自己在计划中生活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计划是没有用的。

3月15日到Luce Café去参加“告别冬天热红酒派对”，计划中包括安安静静地和一群朋友捧着用肉桂调味煮成的热红酒，一起聊起我们在不同的冬天街头喝到的温暖饮料。到了那里，Luce有异于平时的吵嚷，一群姿态高傲但让人参透不出他们骄傲之处的人们在酒吧里来去，没有组合的即兴舞曲音乐，掩饰不了这么一个告别冬天的晚上，是多么地让人想起城市中不必要的疏离。盛在塑料杯子的热红酒送来时，我还是没有计划地感到失望了——虽然之前我在市集喝到的Mulled Wine也都装在塑料杯子里，贪心的我期待在Luce这么一个地方，老板会用对待朋友的方式来招呼客人。

从告别冬天的晚会回来之后，公寓大楼的供暖系统就被切断；而北京也在计划以外开始降温。此后，不管我晚上喝再多杯咖啡、抽再多根烟、坐在桌前多长时间，也无法在计划的时间里完成稿件。记忆中我记得自己和朋友说过，至少应该对自己诚实，如果无法诚实，就无法言语。

有一天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却没有如之前看电影编剧计划的那样，慌乱失神以至应该匆匆忙忙地逃离现场。在计划失误的状态中，我继续生活，偶尔觉得身体里有一个早就被淘空的部分，又听见了不必要的空洞回音。

半夜听到外婆入院动手术的消息，我没有如同一个亲人般感到难过，却开始计划，如果要死，我希望自己死于肺癌，而不是家族遗传病史上的直肠癌。第二天晚上，我听了第88次Damien Rice唱《Accidental Baby》，在不知不觉中掉了三行眼泪，之后就再怎么也哭不出来。

这些不都是在计划以外的事情吗？我如何计划让自己成为一个凉薄却又充满爱心的人？我如何计划让自己成为一个肤浅却又深刻的人？我如何计划让自己成为愚昧却又有智慧的人？我如何撒谎却又保持诚实？

我该如何计划又让没有用的计划来让未来看起来有用？

哀伤之池里，欢愉之浪在我无际脑海漂移

感伤的朋友从MSN传来一首英文歌的歌词，要听我对那如诗般歌词的诠释。我在一道难度设为“高”Sudoku解题的中间停下来，依照字面的意思似懂非懂地为她翻译了几句歌词。我和她在歌词的字里行间，讨论着到底歌词中的“哀伤之池”与“欢愉之浪”两个对立的象征之背后指向。接着她告诉我因为搬家而要告别拥有三年记忆的地方，孤身在一座不是家乡城市生活的她觉得自己好寂寞。聊着，我可以感受到在感情遇到挫折的她是多么地伤心，然而我在网路的另一端频频觉得无力帮助。

似乎是被诅咒的月份，身边至少有五个朋友面对感情困扰，就像一句老话：“所有快乐的家庭快乐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但所有不快乐的家庭不快乐的原因都各有不同。”把这句话篡改之后，运用在人类情感之上，似乎也是可以。我听着这几个朋友和我谈起他们的难过与伤心，意象上埋在柬埔寨树里洞口的声音似乎又从远处飘来，提醒着我，我依然懂得这些朋友们流泪的原因，不过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何其希望自己从来都不会懂得。

恰如朋友传来的歌词中其中一句：“哀伤之池里，欢愉之浪在我无际脑海漂移”，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不知道歌手的声音里是凝重的鼻息声还是故作坚强的激昂，然而我一直想到朋友阿管在他名为“私人厕所”博客上的一些张贴，有些很旧了，有些则是三十分钟前才贴上的密码絮语，我读着一些他在好几年前写下关于自己在北京看到雪景的心情，或是他18岁时想当诗人的句子，才意识到他的私人厕所虽是作为他冲掉生活里看似无用的情绪的地方，却其实是一个哀伤之池。

在哀伤之池里，我们无可避免地要被终将退潮的欢愉之浪迷惑，以为只要听着浪声看着天空纯净的星星，就可以安稳地睡着，此生无憾。让人愤怒的是，当我们醒来遗憾还在，而伤口，在很久很久以后，还是会痛。

住在安定以外的现实·Beijing

在北京住了五年的台湾新朋友，用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语气表示，真正的北京生活是不断地和朋友说再见，人来人往的经历多了，接受了住在北京的现实是由许多再见的话组成的，也就不会特别感伤了。我坐在这个认识三个月却感觉认识了三年的朋友的北京新居里，看着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让他的成功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可以认同他那种对朋友穿梭来去，而不带一丝遗憾的坦荡态度。

我在北京的生活刚满一年又一个月，而在北京生活快三年、原本念着中日口译硕士班的大学同学便决定退学回台湾工作了。去年把我从吉隆坡找到北京去工作的同事兼朋友，也将在月底调回台北。刚度过农历新年假期回到北京的我，正以翻书的速度来过日子，吉隆坡、槟城、北京、上海、苏州跑了一圈，再回到北京，便要调整朋友们即将接二连三离去的事实，仿佛预示了我正式进入北京的现实——只要我还不离开，就有更多人来和我说再见。

大学同学要离开的前一天，把租赁的房子清空，把钥匙还给了房东，那个晚上她拎着自己的棉被到我家当厅长。回家之前我们一起去吃她认为北京最好吃的火锅，也到常去的酒吧喝东西，算是小小的告别式。酒吧老板如常过来和我们聊天，听说她第二天要回台湾，便问她回去多久。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回应说是，永远。酒吧老板才意识到这不是短暂的返乡探亲而已。

让我震惊的是我们选用的字眼，永远。已经有好久在生活中我们不再说永远，用上的时候却是这么一种情形。我以前离开伦敦的时候，一直以为是短暂的离开，就算形体离开，我也觉得自己的精神没有告别那种城市；到了今天，我才意识到自己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这何止是住在北京的现实？这是我们这群没有胆量安定下来的人们的现实。相信我，有一天你会离开伦敦、巴黎、京都、北京、香港……永远永远。

昨天

昨天在LUCE 消磨一整个下午的时光。阳光挥洒自如地穿过由一排横木条搭起的透明屋檐，在墙上和我们的脸上打光投影。很会耍爆笑和用别人名字做白痴造句的朋友拿出相机拼命拍照，我们没有忘记提醒一个即将回去台北的朋友，拍照留念的意义。

头发烫坏而以大盗造型来掩饰的老板在我们准备点菜的时候走了进来，告诉我和朋友他们前一天到凌晨四点才打烊。他把电脑接上音响，让我们听王朔的电视访问。另一个长得像葛优的朋友带着他的19岁美术助理来了，和我们坐在一起。高瘦版葛优问我，前一个晚上怎么没有到LUCE报到。这时候音响已经把王朔撤下，换上了呼应阳光律动的音乐。后来主厨也来了，把我送他的《Vogue Entertaining + Travel》澳洲版还给我，说自己已经做完了笔记。另一个目前在合作的外稿美编朋友也来了，我们传阅着那粉色系的杂志，讨论起排版工作来。然后高瘦版葛优的朋友被一只名叫Lisa的husky拉了进来，三个月大的Lisa就像回到自己的第二个家一样，开始在我们的脚下来回窜动。

这中间有一对英国男女走了进来，又走了出去。

一个下午我喝了三杯白酒，确立了自己在朋友群中的酒鬼地位。走的时候我有一点晕眩，可是我知道如果以后我离开北京，我会想念这里和这个下午。

手机在夜里的办公室忽然不见了

在出租车上发现手机没带在身上，想说遗留在办公室了。回来请还在加班的同事帮我到桌上找找，结果不见踪迹。打电话过去，手机暂时无法接通。看来是丢了。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有想象中烦躁，不过现在是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只好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