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

在吉隆坡，从首尔搬到新加坡工作的Ellen提起自己换工作前的伦敦之旅，和我们仍住在那座城市的好朋友Anastasia和Hsin Yi——前者念完博士学位后留在学校教书和做研究，后者则从片场runner晋升为独立电影的制作人。她们说起了我两年前回到伦敦的状态，说我，变了。Ellen像说笑话那样告诉我，如果看到我在上海的冰箱还是只有听装可乐和汤力水，就会知道我还是和十几年前一样，没变。
在和侄女用iPad比赛Temple Run和Bubble Shoot的我，看着Ellen对我的小心维护，似乎对老朋友们来说，改变是不忠的，甚至是不道德的。看阿管的私人卫浴，说我“还是那个模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我，变，了。而且应该不只有我，我们，都，变，了。只不过还有些基调像坏习惯那样怎么也没法改变，也算“聊胜于无”的没变。
周末，窝在家中喝着Hendrick's Gin Tonic，听着Portishead,并且和十五年前一样热爱Prada。我曾经坐在朋友的机车上，在台北复兴北路路口等待红灯转绿的当下，语气坚定地告诉我那国语带有香港口音的朋友，有一天，当我长大，我一定会穿着Prada的高跟鞋走在这些大楼里，我的鞋跟将在大理石地板上敲出一阙凯歌。我的朋友转过头看进我的眼里很缓慢地说，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他语气中的肯定添加了我信心的重量，虽然我还并不清楚，自己要如何做到，穿着Prada高跟鞋走在每周都上蜡的大理石地板上。
然后一晃眼，我在走完生命一半路程中完成了人生三个小小梦想。我怎么能说自己毫无改变呢？小时候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去往梦想的路上，我们或多或少会被“梦想”这个概念形塑，就好像在去往北极的路上，你会慢慢给自己加上厚重的羽绒外衣那样子；或是在亚马逊河流域住久了也会晒黑且变得不怕蚊虫。
然后我在老吉士餐厅和三个在上海的好朋友吃了一顿庆祝35岁生日的晚餐。朋友带来了一个插着“18”造形蜡烛的蛋糕，邻座的美国人不可置信兼狭带讥刺地笑说“18岁！”看吧，我们怎么能欺瞒自己，没有改变。
生日晚餐之后几周，我告诉一起晚餐的瑞士朋友，我觉得自己，好，老。刚过30岁的他强烈要求我不要像普通人一样天天喊老，因为那样子听起来又是一个cliche。我只好告诉他，我感受到了urgency，因为如果人的一生有七十年，那样我已过了一大半。接下来的一半人生，我要做什么呢？小时候我没有想到，一个人原来需要那么多个梦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