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Beijing

2006年12月31日9：35am。难得在礼拜天早起，坐在窗户旁看着雪一直下，原本想钻回被窝睡回笼觉的，竟舍不得了。朋友昨天传来简讯，说：下雪了，心情不错。30日6:45am，天还暗着时，在外头玩了一会儿的雪，想到后海去看湖铺满雪的样子，结果路上一台计程车也没有。
回到家之后，才想到自己在中国报的专栏写说，12月就在没有雪的情况下过去了——我为什么不相信天气预报？还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相信今年会下雪了？
现在窗外天空飘满了雪，我决定不叫外送的咖啡，要自己下楼走去买。也许2006就会这样子过去了。

没有下雪的十二月
在瑞士，坐车去滑雪胜地达沃斯（Davos），沿路海拔线一直在升高，陡峭的山崖会把高速公路笼罩在阴影里。车子里的暖气渐渐降低，我们披着外套看着窗外，阴影底下房舍前的草地上铺着厚厚一层雪，没有人，很安静，看起来也很冷。车子转个弯，是太阳照得到的明艳地段，赫然是如春天般的景象，草地上如果有雪，应该也在几个小时前融化了。

到了达沃斯，在阳光饱满但空气冷冽的街道上，走进一家家庭式经营的餐馆吃午饭，充满亲和力的服务生在艰辛为我们解释了德文菜单后，略带歉意地告诉我们，我们来的时间不对，因此看不到雪。似乎看不到雪是要让人充满遗憾的一件事，我们开始坐在温暖的餐馆里讨论起地球暖化的问题。

陪着我们到处行行走走的司机先生，是个瑞士老爷爷，他说新闻报导表示这是瑞士五百年来最温暖的冬天，许多天然滑雪场的爱好者都苦恼于不下雪的天，无法让他们在单板滑板上转弯时铲出一片雪，或是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凌空飞起。恍惚中我似乎也想起北京的朋友，总是在说今年的北京没有过往冷，大家都在气温骤降的那几天，预测今年的第一场雪会下在哪一天。

在这种背景中，我们还是继续了一种百无聊赖的生活方式。从瑞士回到北京，偶尔在网路报章上会读到，许多人都和美国前副总统Al Gore作了访问，只因为他在《An Inconvenient Truth》这部影片中，说出了我们大家都隐约知道却不太愿意面对的全球气候危机。有时候也会和朋友看着窗外的天，扯到了温度的问题，也会再一次讨论到底北京要在什么时候下雪。可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像英国人见面会讨论天气，中国人见面会问吃过饭了没有那样在生活着。

12月一天一天过去。过了平安夜，过了圣诞节，过了Boxing　Day，过了许多休假和不休假的日子，然后在27号下午4点北京刮起了四级强风，天气就像电台播报员说的那样，在冬至以后就只会越来越冷了。只是到了晚上还没有下雪。

年底，仿佛是在等待什么，晚上回家坐在窗户边抽一根烟的时候，感觉好像还有一些事情没完成；第二天充满起身又会觉得有一件应该还算重要却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事情，应该要面对。有一个晚上还很认真地在想，是不是应该要回顾一下自己的2006，和祈愿一下即将到来的2007年，却说什么也提不起劲。

结果发现，自己只是在等待下雪的那一刻。

就这样，十二月在没有下雪的日子中度过了。然后就2007了。

肆虐的光•Beijing

星期二中午，难得不是在办公室里待着，和一起外出工作的同事到雍和宫附近一条胡同里的餐厅去吃午餐。餐厅是一名英国人开的意大利餐厅，躲在不起眼的胡同里，据说是许多文艺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餐厅和我在北京喜欢的驯鹿餐厅有气质上的相同，但格局要比驯鹿大一些。两家餐厅都选用原木材料的桌椅，室内没有花俏或炫丽的设计，很简单就经营出一种温暖的调性。同事很勇敢地在室外温度不超过摄氏6度的日子，挑了天井的位子坐下，我仗着自己的外套足够保暖便也没有吭声，陪着他一起看餐厅服务生燃起座位旁的暖气设备。

小小的天井里有大约四、五张桌子，我们坐下后不久，又走进了两桌客人。中午的阳光穿过挂着油灯的木枝，给我们一种新鲜的温度。据说夏天的时候，老板会在木枝上铺上芦苇棚子，和冬日晒太阳的感觉有很大不同。那种户外空间会随着季节调度的情况，很少出现在我局限于室内的生命里，听起来便很有一种换季的心情。

坐着等手工意大利面送上来的时候，很慵懒地斜倚在椅子上，把头枕在椅背，轻轻抬头便会看见冬天太阳开始偏西，但依然肆虐地发射出一种光芒，瞳孔会很不由自主缩小，人似乎也开始对生活有了新的旖想。

仿佛是在那光线下，身体中发霉的一个角落可能是叫腐朽的灵魂的东西得到一种杀菌的快感。我坐着没有动，却可以感受脑子里因为长期陷于混沌状态而潮湿不堪的篇章一页一页被翻了开来。

我原来以为自己在经历一个更新的过程。吃过午饭后站了起身，我才想到，其实自己前一个晚上玩到凌晨四点，然后在上午八点起床工作，那应该是睡眠不足结果在肆虐的光线下形成了一种从前一个晚上延伸过来的幻觉。只不过那是一场清新的幻觉。

追逐早晨•Bern

在瑞士两周，过非常正常的生活。早上七、八点起床，梳洗后到酒店餐厅吃简单而营养均衡的早餐，然后出发到另一座城市去。夜里乘着车回到酒店，吃了晚餐、喝了葡萄酒、说了一些有的没有的话后，就早早回到房间里，洗完澡躺在床上看一会电视，确定闹钟仍然设定在和前一天一样的时间，便安稳地睡去。醒来，也没有梦的痕迹，像是没有负担一样开始新的一天。

因为是冬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多半还不是太阳升起的时候，但透过有高度的窗户隙缝，还是会看到光线从远处绽放出来，缓缓地把热力透过空气中的粒子推移到自己身处的位置前方。有一天，我和同行的旅伴们一起到了瑞士的首都伯尔尼（Bern），车子开进城里，是一道倾斜的坡道，从面向太阳方向的窗户看出去，坡道下方是一座有条马蹄形河道流过的城市。下车后，在放纵娇饰地近乎透明的光线里，我们用手为眼睛筑起了一道遮阳帽，眯着眼睛看一座古城在自己脚下展开。

有些马路还很安静，路旁停满了从昨天暗夜就占据车位的私家车，阳光在其中一台车子的金属与玻璃衔接的车顶部位，撞击出一朵呈放射状的白花影子。有个看起来习惯早起的女孩，背着乐器在没有人的街道上前行，风吹过，扬起她外套一角，手上提着的纸袋也吹起了纸和纸摩擦的号角。整个早晨，在阳光与风的追逐中，变成了一幅充满律动的画，或是一部小品电影的开场。

我在清透的空气中呼吸，过正常规律生活的身体在那画面中适切不已。然而一旦离开瑞士，离开了那张扬的光线和正常的生活方式，我对早晨的追逐只剩下早上五点入睡时可以看到光。那也许是因为一个人健康正常生活过得太久之后，会想念颠倒的颓靡的日子。

和在瑞士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我度过了我的12月。1月就踏着雪的脚步来了。

在时间的滴答声中•Le Locle

我并不知道Le Locle的中文名字，也不太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该怎么发音。来这里采访手表品牌的总裁，其中包括年产量最高的传统精表品牌Tissot表。和总裁们谈的是品牌理念、市场策略和全球零售网络的铺盖，非常理性、非常讲究时间赋予我们的效率压力。

后来我们被带到Le Locle一家钟表博物馆，Musee D’horlogerie du Locle Chateau des Monts，品牌的公关为我们安排了一位Tissot的退休员工，来为我们担任翻译工作。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翻译老先生在博物馆负责人的陪同下，为我们解释博物馆里的馆藏，还特地为我们介绍了与中国相关的怀表展品。在时间滴答作响的博物馆里，他解说了钟表制造工业在Le Locle兴起的原因，指出漫长冬天里，无法耕作的农夫们如何把精神用在机械表的研发上，而妇女们则在一旁编织精美的蕾丝桌巾。

博物馆里有一些收藏，非常旧了，零件无法修复，就只供展示，但博物馆的负责人会从抽屉里拿出依照旧技术制造的新摹品，上链后让我们看小雀鸟如何从盒子里蹦出来跟着时光的速度跳舞。

参观过博物馆后，他陪着我们回到他之前工作的Tissot总部，一起吃了个简单的午餐。我们计划到Tissot所在的山谷对面，拍摄一些Tissot建筑外景，老先生自告奋勇要带我们去一个绝佳的位置，还很好心地建议我们必须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去做拍摄。

我们对他的热心十分感激，却也很纳闷Tissot公关之消失无踪——要到第二天再和Tissot公关见面时，才知道他们那时并不知道老先生把我们带走了，以至于我们连再见也没说。

老先生带我们去拍摄外景的地方，其实是一户人家的后院。他先到门口按了门铃，无人作答，便也无可无不可地领着我们走过一道铺满青苔的石阶，来到可以远眺整个Le Locle山谷的崖边。远处是一片葱绿森林与草原，山谷间迂回的马路隐约躲在石砖房子群中，偶尔有一两台车子爬上山坡。景色那么美好，我们忘了冰冻的空气，把相机拿出来拼命拍照。

老先生站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和我们聊天。不知道我们中间谁提起了他的家人，他从西装外套里掏出一本家庭相本，让我们看他妻子年轻的照片，再轻轻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在今年四月过世的事实。他又提起自己领养的儿子，在早几年前吸毒身亡了，现在就剩下自己的韩国养女和他。

我们感到十分抱歉，却不知道如何确切表达。瑞士冬天太阳下山得早，天忽然就暗了，温度也开始下降。我们必须启程离开，离开之前，我为老先生拍了一张照片，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要我把照片email给他。名片上写着他作为钟表专业翻译的抬头，在时间的滴答声中，他拥有解释时间的几种语言能力，而时间就留给他一本相本和对亲人无尽的想念。

暗夜中我们的车子从Le Locle山坡下滑，奔向一个半小时车程以外的Biel。我在时间和距离组成的人生中，思索着一些未名的什么。

无聊的国度•Biel

起初，我真的觉得瑞士是一个无聊的国度。

国际水平的高速公路上，车窗上一路旋转出明信片般的风景，拐个弯，换一道场景，从波光粼粼倒映出针叶林的湖泊，变成了陡峭的断壁雪山，却还是一样明信片般的风光。小镇上安静的街道上，人们脸上永远挂着微笑，看到陌生人会打招呼说早安，如果身体允许他们都挺直着背，脚步不徐不缓中自信满满地往前方走去。我事不关己在这种生活里待着，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在Biel小镇上的第一个周末，我睁开眼睛，忽然想到这个小镇上并没有Starbucks，便传简讯告诉我在吉隆坡的朋友，以为这样可以铺张出自己身处小城镇的背景。

当然随着自己和瑞士当地人，特别是来自Biel小镇上纯朴的人们，有了接触，我渐渐不觉得这里的人无聊以至无趣；对着阿尔卑斯山脉山谷间的风光，开始有了好美啊、好美啊的赞叹。

我以为我的瑞士印象到这里就可以结束，我可以回到北京吃香辣的水煮鱼，以后再到瑞士时，我再重复无聊-不无聊的程式一次。然而拥有三个语系的瑞士，还是让我不得不想到了自己同样强调多元语言的国家。

在离开瑞士的前三天，我们一行人和Swatch集团的国际公关负责人一起吃晚饭。晚餐时间较长，而这名有着意大利血统的公关高层，除了说瑞士流通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英语又极好，我们在谈话的无意间谈起了瑞士的电视台，谈起了在西面、北边、南方分别和法国、德国、意大利接壤的瑞士，如何形成了三个主要语区，而每个语区拥有在全境播放的两个国营电视台。我半认真半玩笑地表示，在加上私人电视台总共十几二十个电视频道中，我只看得懂CNN。

我问那名看起来生活历练丰富的公关负责人，说三种语言的瑞士，如何形朔集体的国家意识，我好奇的是，说三种不同语言且又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要怎么样才会觉得彼此都是瑞士人呢。当然严格说起来，瑞士共有四个官方语言，最后一个是在瑞士只有少数人使用的罗曼语。

公关负责人想了想，向我解释在瑞士不同语区的学校，都以当地语系教学，但每名孩子都必须学习其他的语言，一些孩子也会被送到另一个语区，以确保他们真的可以掌握不同的语言。在瑞士的国会中，来自不同语区的国会议员在国会中则会以自身的母语讨论议案，而那些说不同语言的国会议员们，却也都拥有理解不同语言的能力。

最好玩的是，世界杯足球赛或国际冰棍球大赛期间，扭开瑞士的电视台，至少会看到三个频道播放完全一样的现场直播，唯一不同的是，评论员说的是不一样的语言。解释过瑞士人透过不同语言建立国家概念的过程后，名叫Serena的公关负责人告诉桌上在聆听的每一个人，当瑞士人说自己是个文化熔炉时，我们是认真的。

我告诉Serena，在同样强调三种语言的马来西亚，我们也会在不同的电视频道看到不同语言评论的同一场世界杯足球赛，只是我没有告诉她，最近我们的国会在讨论是不是要把“Sekolah Cina”改名为“Sekolah Mandarin”的讨论。

后来，我就不敢再随便说瑞士很无聊了，因为那很可能只说明了，我来自一个无聊的地方。

咖啡或茶•Biel

在飞机上吃完因为高温保存而很烫口的面食后，努力在脸上挤出笑容的机舱服务员推着餐车高声问每一个乘客要喝咖啡还是茶。在山谷小镇上最好的酒店餐厅用完商业午餐后，服务领班也会走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咖啡或茶。在等待班机延误的总裁出现以接受访问时，品牌的公关代表也会问要喝咖啡还是茶。如果是咖啡和茶都不喜欢的人，可能就要叹谓生活中的选择只剩下咖啡和茶，在这之外的要求，都算增添麻烦。

和一群人一起出门，便天天都在咖啡与茶的日子中生活。难得有一天脱队了，孤僻的人格得到完全的解放，就算只是一个人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也觉得身心安顿。

坐在瑞士一座小山城的小酒店里，城镇上的教堂每到整点都会敲响钟声，似乎可以听见时间慢慢流走的姿势。酒店很小，工作的人也不多，服务几乎是自助式的，要到前台取得所有生活所需。一整天便在酒店的半旋转式楼梯走上走下——在这种地方，一个人用一趟电梯上下，都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罪恶。

躲在不会有人敲门的房间里缓慢喝着咖啡，很高兴自己不用再回答咖啡或茶的问题，就只是坐着，却很快便慌了。电视里播放德语配音的《十面埋伏》，之后便是说德文的James Bond在执行任务的中间不忘记亲吻自己美丽的搭档。站在没有什么人路过的窗边，教堂的钟声还没有响起，时间的脚步只能从路上落叶的声响计算出来，难怪有些人说时间是相对的概念，在没有人的地方，时间便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是人类在运算时间的方程式；然而时间的观念却又制约着人类的生活，我们必须透过时间的刻度，来提醒自己在这个人世间存在的长短。

随手把咖啡放在窗边，结果关窗的时候打翻了半杯咖啡，地毯上留下了我在某个无聊时光的存在迹象。只是如果我不说，便不会有人知道，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曾打翻那么一杯咖啡。时间，咖啡或茶，存在的证据，在没有人知道的状态下，又是否真的有其意义？

好无聊•Biel

不要打我，可是瑞士真的好无聊。
好想去伦敦，可是没有钱。好想念北京，可是要到8号才能走人。什么人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