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黎的时候，很想念一张椅子。那时我坐在街角不知名的cafe里，小桌子和小桌子贴得很近，椅子也小小的，而身材瘦削的服务生就在客人与客人的隙缝间穿来转去，迅捷地把咖啡端过来或是把小费收走。我坐在那里等待雨势转小，好继续自己目的地未定的旅程。
把烟蒂点在同样小小的烟灰缸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念一张自己遗留在吉隆坡的椅子。
之后我从巴黎离开回到北京，开始每天每日每夜坐在电脑前把我在巴黎十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转换成一颗一颗会在电脑屏幕上弹出的文字，我就更想念那张椅子了。
那是一张在人体工学基础上设计的办公椅，黑色、透风的网状坐垫与靠背，有轮子。我之前在吉隆坡的办公室里就放了这么一张椅子，搬到北京后，那张椅子就寄居在吉隆坡一个朋友家里。当我终于从自己四十页的工作中站起身来后，我就完全明白自己想念一张椅子的原因。
更后来的时候，为了写一篇和女性议题有关的文章，我连续三个晚上坐在自己房间里的书桌前，亮着从IKEA买回来的桌灯，对着晶亮晶亮的电脑屏幕，呆滞地不知从何下笔。由房东提供的桌子因为底下间隔的柜子太多，而显得局促；加上一张模拟Barcelona Chair造型的椅子，卡在“L”字型的桌子间，让我只有把冰冷的脚盘在椅子上，抱着枕头把脖子伸出去，无所适从地看着电脑，不知道关于女性的议题要从何下笔。
我原本以为习惯写稿的自己，只要在巴黎的稿子结束后，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写就一篇文章，谈雏妓问题也罢，论女性艺术家的丰功伟绩也可以，或者就写我曾经捧读过的女性文学家如西蒙波娃或是莒哈丝的读后感，还可以自以为聪明地联结着两位法国女作家和我的巴黎之行。也许还可以从法国女性激进女性主义分子对“三八妇女节”女性放假的政策冷冷抛下的一句话来大书特书，因为她们说，女性可以放假一天，可是男人就在其它时候放假。
可是没有。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坐在电脑前连续三个晚上，延续之前赶稿时就已透支的睡眠时间，非常焦虑并且不舒服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我完全没有办法让自己随手就写下任何一个想法。到了第三个晚上，当我为了寻求灵感，而把自己过去写过的东西都从旧电脑的硬碟中找出来匆匆读了一遍，我才了解我写不出任何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法：以前，我是因为有想法，才写文章；现在我是为了写文章，才产生想法。
没有想法。我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来让自己承认，原来我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
关于没有想法的焦虑，我原来一直都有。只是要到北京的深夜，坐在一张不属于我的椅子上，拼命抽烟、喝可乐，同时在脑海中幻想自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或是就像我在伦敦要搬离宿舍时想把自己藏身在桌子底下那样，看着苍白的文件档，怀抱着对曾经多次在写东西的路上予我多次机会的编辑的亏欠，我不得不正面去看待这份焦虑。
我原来就在逃避这份焦虑。和这世界上许许多多人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加班的日子过得特别简单，只要在累极的时候倒头就睡，每天做的人生决定仅止于吃什么、要不要搭计程车上班，并且没有时间去思考为什么德国知名的灯饰设计大师Ingo Maurer心中的无名英雄，会是那些清楚上下班之重复性，却仍然能够每天快乐上下班的人们。
我从来就不觉得自己需要去面对这份焦虑。直到在好几个不睡觉的晚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时候，这份焦虑超越了我对一张椅子的想念。问题已经不在一张椅子舒不舒服的层面上了，问题在于当我平稳安定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生活在一个看起来什么都好的生活里头，那里面竟然有非常压抑不快乐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因为听起来太过幼稚而不太能够为骄傲的自己接受。
我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可以很诚实地去面对这份压抑不快乐，因为在强说愁的年纪出于对自己人生方向不明确而产生的混沌不快乐，是最自然不过的。我也曾经在文字里大胆宣泄自己对美好物质之向往是出于对人类情感之不信任。我甚至还曾经揣想过自己在大学毕业的十年后，会如何经由一瓶红酒来品尝自己的前半生。
十年，就这么十年。十年前我以为只要我完成了自己设定的目标，我将不会有快乐不快乐的烦恼，或者是寂寞不寂寞的问题。没想到当我都把年轻时设定的目标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后，我还是像当初那样迷惑，只不过我的迷惑中多了许多个“没想到”。
在一张椅子上我想念另一张椅子，在一段人生历程中，我发现自己随着年纪的增长，被磨损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会利用无奈来当作自己无能的借口。当天终于完全发白的时候，我依然蜷缩在一张椅子上，以为只要自己不动，围绕着这张椅子的世界也可以跟着不动。只是，就算我渴望世界停止转动，还是透过在七楼的窗户看见另一栋大楼的门前走出一个穿黑色长外套的男子，提着公事包走了出来。
世界还是动了起来。
